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1911—)，舊譯密洛凡·德熱拉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民議會前議長，前副總統，曾任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1911年6月4日，吉拉斯出生于南斯拉夫門的內哥羅(意譯黑山)科拉欣附近的一個農民家庭，世代務農。他的家鄉經濟文化落后，宗教仇恨極深，常常發生械斗事件。他在自傳中說，自己出生的家鄉是一個“沒有正義的地方”，“我是兩眼沾滿鮮血出娘胎的，睜開眼睛看到的也是血”。

1929年，吉拉斯入貝爾格萊德大學，主修文學和法律。在大學讀書期間，接受資產階級學說的影響，同時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在左派學生團體中極為活躍。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產黨。1933年大學畢業后，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同年，因參加反對王室的示威，被當局逮捕，判處徒刑三年。出獄后不久，1937年初，同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鐵托在薩格勒布首次會面。1938年經鐵托提名，當選為南共中央委員，1940年當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1941年4月，德國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南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建立以鐵托為首的軍事委員會，1941年6月成立了人民解放游擊隊最高司令部，鐵托任總司令，領導人民進行反法西斯武裝斗爭。這年夏天，吉拉斯參與了南共中央領導的武裝起義的準備和組織工作，他被派往門的內哥羅領導起義。戰爭期間，吉拉斯一直是人民解放游擊隊最高司令部的成員，成為以鐵托為首的南共最高領導核心成員之一。吉拉斯稱之為“四駕馬車”——鐵托、卡德爾、吉拉斯、蘭科維奇。他說，那時”我們長期共事，結下了友誼，同甘共苦，共擔重任，因此，彼此偶有傷害也只是覺得遺憾，而不會惱怒”。

1944年3月，當反法西斯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吉拉斯奉命率領一個軍事使團前往莫斯科，這個使團既有軍事的性質，也具有黨的性質。這次出使蘇聯的主要任務是爭取蘇聯承認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會為南斯拉夫的臨時政府，爭取蘇聯對南共領導的抗德游擊隊的物資援助。吉拉斯一行輾轉途經意大利、埃及、伊拉克、伊朗到達莫斯科。此行任務雖未全部完成，但據吉拉斯自己說，他是以狂喜的心情去蘇聯的，因為在南共領導人的心目中，“對蘇聯領導的忠誠是黨的發展和活動的要素之一，斯大林不只是不可爭辯的天才領袖，而且他就是新社會的理想和美妙的化身。”因此，他在敘述第一次同斯大林會見時說：“我感到一種驕傲的喜悅……突然，一切對蘇聯產生的似乎不愉快的事情都不見了。”

1944年10月，南斯拉夫人民從法西斯鐵蹄下解放了自己的祖國。1945年3月，南斯拉夫聯邦民主共和國聯合政府組成。同年11月，立憲會議開幕，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吉拉斯先后出任黑山部部長，不管部部長，并擔任過黨中央鼓動、宣傳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在此期間，他經常參與國內外重大問題的決策，多次代表本國政府同蘇聯及西方國家舉行談判。

1945年4月，吉拉斯作為鐵托率領的黨政代表團成員第二次訪蘇。這次訪蘇，兩國簽訂了有效期為20年的《蘇南友好互助和戰后合作條約》以及有關貿易協定，此外，也是為了彌合雙方在戰爭期間和戰后所出現的爭執。吉拉斯是戰后兩國之間發生爭執的重要當事人：1944年秋貝爾格萊德解放以后，蘇聯紅軍進入南斯拉夫，不久便發生多起侵犯居民利益的不法行為。為此，鐵托、卡德爾、吉拉斯和蘭科維奇等共4名最高領導人約見蘇聯駐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科爾涅耶夫。會晤中，吉拉斯以尖銳的言詞指出：“我們的敵人正利用這事來反對我們，并把紅軍士兵的暴行與英國軍官的行為相對比，英國軍官倒沒有這樣過分。”對此，科爾涅耶夫提出嚴重抗議，他“強烈抗議把紅軍和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相提并論來侮辱紅軍”，并把這一情況立即報告了莫斯科，斯大林親自過問了這件事。通過此次訪問，在與斯大林的會見中，雖然表面上消除了雙方在這一事件上的紛爭，然而它仍然是1948年南蘇關系破裂的最初原因之一。斯大林在1948年3月27日寫給鐵托的信中重提此事，并且指名譴責了吉拉斯，信中寫道：“根據這些事實來看，吉拉斯在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侮辱紅軍，說紅軍軍官的道德品質比英軍軍官的道德品質低劣的那次著名講話，便完全可以理解了。眾所周知，吉拉斯的講話沒有遭到南共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反對。”

1947年9月，卡德爾和吉拉斯作為南共代表出席蘇、波、捷、匈、保、羅、南、法、意等九國共產黨代表在波蘭召開的會議，會上決定成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此時，南蘇關系已日趨緊張。1948年1月，據稱斯大林親自提名由吉拉斯率領代表團去蘇聯，以便協調兩國政府對阿爾巴尼亞的政策。此次訪蘇以及同斯大林的會見，給吉拉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對蘇聯的不滿情緒。

在1944—1948年的南蘇關系問題上，除鐵托以外，吉拉斯是一個起重大作用和影響的人物。1948年6月28日，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布加勒斯特會議(南共未出席)宣布，南斯拉夫共產黨被開除出情報局。當天晚上，吉拉斯起草對情報局決議的答復稿。次日，即6月29日，鐵托主持召開南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這一措詞尖銳的文件，拒絕情報局的指控，重申對自己領導人的信任。南共中央機關報《戰斗報》同時刊載了情報局和南共中央的兩個文件，讓人民群眾作出判斷。

在1948年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和1952年南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吉拉斯都當選為南共中央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49年4月，吉拉斯被選為南斯拉夫人民陣線主席團副主席。1953年初，出任聯邦共和國副總統。同年年底，當選為南斯拉夫聯邦國民議會主席。

從1953年10月至1954年1月，吉拉斯同鐵托等領導人發生嚴重的政見分歧。這一分歧反映了南斯拉夫在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獨立自主地進行政治、經濟改革，探索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時曾經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南共聯盟中央于1953年6月召開六屆二中全會，通過告南共聯盟各級組織的決議。這個決議在批評守舊傾向的同時，著重批評了紀律松弛、不問政治和否認黨的作用的傾向，強調民主集中制，加強黨的團結和紀律。吉拉斯卻認為二中全會決議是“片面的”，“忘記了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強調恢復黨的團結和紀律會使民主化受到損害。他撰寫了一系列有關反對官僚主義的文章，實際上是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他認為，在南斯拉夫階級斗爭已經結束，官僚主義這個新的敵人比資本主義那個舊的敵人更加危險。他否認共產黨人有最終目標，說“目標不是也不能是共產主義”，“那只是一個遙遠的、抽象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標”，它使人們看不到官僚主義的現實。由此，他主張從根本上改組南共聯盟，使它變成一個松散的協會和團體。他認為，南斯拉夫已經實現社會主義化和民主化，因而列寧主義式的黨和國家過時了，專職的政治工作者成為多余，變成社會進步的障礙。他主張將南共聯盟融合于群眾組織之中，共盟盟員融合于公民群眾之中。

吉拉斯的這些言論，自然引起南共聯盟其他領導人的不滿和批評。蘭科維奇向吉拉斯指出：“你在《戰斗報》上寫的文章對黨是有害的。”卡德爾也對他說：“實質上，這是修正主義，跟伯恩施坦是一路貨色。”鐵托則認為這些文章意味著吉拉斯在政治上已死亡了，“政治上的死亡是最可怕的了”。

1954年1月16—17日，南共聯盟召開第三次(非常)中央全會，討論了吉拉斯的反黨政治觀點。與會者批判了吉拉斯的錯誤，分析了他產生上述錯誤的主客觀原因，指出了上述言論的嚴重危害性。在全會上，吉拉斯作了某些辯解。除了他的前妻米特拉·米特羅維奇和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表示了審慎的支持以外，全會作出決議，把吉拉斯開除出中央委員會，解除他在共盟中的一切職務。決議指出，吉拉斯的觀點，“是和南共聯盟第六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政治路線相抵觸的”，他的立場和行動“為分裂共產主義者聯盟思想上和組織上的一致，以及為取消共產主義者聯盟造成了政治基礎”。會后，他辭去了南斯拉夫聯邦國民議會議長一職。4月，吉拉斯申請并獲準退出南共聯盟。

吉拉斯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及退出共盟以后，繼續發表一系列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觀點，并對南斯拉夫現行政策進行攻擊。1954年12月，吉拉斯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訪問并發表談話，認為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是“接近于斯大林主義的”， 南斯拉夫人民沒有得到“基本的思想和政治上的自由”，公開主張“成立另一個政治組織”。這篇談話在《紐約時報》上刊載后，他被控“進行敵意宣傳”，并被判刑一年半(未執行)。1956年11月，吉拉斯就匈牙利事件公開發表敵視南斯拉夫現行政策的聲明和文章，被捕入獄，法院判處他三年徒刑。

1957年8月，他將反共新著《新階級》一書偷運至美國出版，該書集中地反映了吉拉斯的政治觀點。吉拉斯認為：(1)在落后的國家(如俄國)由于封建專制統治和資產階級的軟弱，共產主義革命和共產黨要建立的是在舊社會中尚未形成的新的社會關系，這種“不成熟的”革命更需要在政治上充分的集中權力，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及組織上的高度一元化正是體現了這一點。因此，革命勝利后正式使用、管理并控制國有化和社會化財產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的，是一群職業性的黨的官僚。(2)所有共產黨當權的國家里都會出現一個新階級，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新階級的創使人，是一批取得政權前即已構成核心的職業革命家，這個新階級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3)新階級的前途，也就是執政的共產黨的發展前途，必然是失敗和垮臺。世界大勢之趨向統一是時代的基本特征。西方由于具有政治民主和較高的技術、文化水平，同時又是維護政治自由和知識自由的戰士，世界統一趨向于資本主義，而共產主義的所謂社會主義所有制實為世界統一的最大阻礙。(4)南斯拉夫實行的所謂工人管理和自治，是新階級對群眾的一種讓步，它并未能使生產者自享其生產的利益。

《新階級》一書出自原先一名共產黨核心領導成員之手，又帶有強烈的反共色彩，立即受到國際反動派的重視，因為它適應了蘇共二十大后國際上掀起的反共逆流的需要。該書在美國出版后的半年內，接連再版了10次。由于《新階級》的發表，法院對吉拉斯一案重新審理，并對他追加七年徒刑。1961年他獲假釋出獄。

1962年4月，吉拉斯在國外發表《同斯大林的談話》一書，再次被捕。法院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判處他五年徒刑，并要求服完原判罪中尚未服完的三年另八個月徒刑。1966年，他被提前釋放，但規定五年內不準公開發表他的任何作品。1968年蘇聯侵捷事件發生后，吉拉斯獲準訪問英、美和澳大利亞，年底回國。1969年起，他又因發表猛烈攻擊南共聯盟的言論，被禁止出國和禁止在國內出版他的任何著作。1979年，他接受英國記者喬治·厄班的訪問。談話內容廣泛，長達數小時，除闡述他原有的政治觀點外，還對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發表一系列觀點。吉拉斯論著甚多，其中主要有：《新階級》(1957年)、《沒有正義的土地》(1957年)、《道德的解剖》(1959年)、《不完全的社會》(1969年)和《革命回憶錄》等。1980年鐵托逝世前夕，他又發表《鐵托內幕故事》一書，書中既稱鐵托“是一位偉大的、具有很大獨立性的政治家”，又對鐵托橫加貶損。

吉拉斯從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變為一個激烈的反共分子，據他自己說，這并非出于“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幻滅”，而是由于他的“門的內哥羅人的性格”，這種性格是天生反叛的，追求和向往個人的自由，反抗各種專制秩序的。在取得政權前，在反對本國的反動黑暗統治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年代里，他認為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是可敬佩的，那時，他的“門的內哥羅氣質和馬克思主義吻合得天衣無縫”;可是，當共產黨人掌權以后，他說他看透了政治和政治生活的實質。他宣稱：“我所追求的是開放的社會，個人享有自由，政治上經濟上實行多元主義”，“即使神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事，我也將反抗它的無所不知以及它的一成不變的秩序，一如我之樂于傳播異端思想、反抗黨的專制、無人道以及勉強的團結。”盡管吉拉斯避而不談西方自由社會的階級實質及其局限性，人們仍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追求的乃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可見，吉拉斯的轉變，不是什么性格上的原因，而是表明他從未確立過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所以當某種歷史的轉折關頭，他就公開樹起了反對共產主義的旗號，倒回西方資產階級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