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銘德宴請葉劍英

與《新民報》還有比較密切聯系的是田漢。田漢是通過徐悲鴻的介紹和陳銘德相識的。1934年年底，田漢和陽翰笙被國民黨逮捕，后來經徐悲鴻和中央大學教授宗白華以身家性命擔保才設法將他們營救出獄。

1935年秋的某一天，南京城里的一家小飯店里，陳銘德和徐悲鴻正在那里小酌。他們的話題從《新民報》談起，最后就不知不覺地談起了田漢。因為徐悲鴻知道陳銘德一直求賢若渴，想要找一些文筆好的人為《新民報》寫文章。而田漢、陽翰笙剛剛出獄，沒有收入，生活也成問題。讓田漢和陽翰笙給《新民報》寫文章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徐悲鴻這樣想著，自然就高興起來，端起酒杯一飲而盡，興奮地說：“你天天要找人寫文章，田壽昌（即田漢）、華漢（即陽翰笙）都在南京，你為什么不去找他們？”

徐悲鴻的一句話提醒了陳銘德。陳銘德興奮地問道：“他們出來了？”徐悲鴻呷了一口酒，放下手中的酒杯，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直地看著陳銘德，輕輕地點了點頭。

第二天，陳銘德和《新民報》當時的總編輯趙純繼一起來到了新街口林巷田漢的住處。雙方一拍即合，在后來一年多的時間里，田漢為《新民報》寫了六七萬字的文章。在文字交往過程中，田漢與陳銘德也成為了要好的朋友。后來根據工作的需要，田漢去了上海，為《新民報》撰稿的事情就中斷了。

1937年10月，上海淪陷，田漢又從上海回到南京。這時，《新民報》的總編輯趙純繼聞訊去看望他。那時，田漢和趙純繼已經是老朋友了，無話不談。田漢不客氣地對趙純繼說：“葉劍英參謀長在南京，叫你們老板請請客嘛。”趙純繼就將田漢的話如實地學給了老板陳銘德。陳銘德自然不會怠慢，聽說了之后，當即在北平路40號的寓所里宴請葉劍英。當時任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的負責人廖承志也一同參加了宴會，還有田漢、田漢的夫人安娥、田漢的三弟田洪。《新民報》方面出席的只有陳銘德、鄧季惺和趙純繼。人們在宴席上談得非常愉快，葉劍英即興為在座的《新民報》主要負責人講解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分析了時局的變化，說明了共產黨全面抗戰、持久抗戰的方針，一席話對陳、鄧、趙都是一次非常大的觸動。當時，國民黨方面還沒有形成持久抗日的觀念，亡國論還像濃密的陰云一樣籠罩在人們沉悶的心頭。通過這次宴會，陳銘德和鄧季惺對共產黨、共產黨的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從此他們對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增加了信任，彼此加強了了解和友誼，為日后的成功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在賓主雙方意興正濃的時候，熱情、樂觀、活潑的田漢即席賦詩一首：

原來國事尚可為，一片英氣郁濃眉。

盡使大陸成軍壘，直至倭寇投降時。

可以說，這次宴飲聚會是陳銘德思想轉變的一個關鍵。雖然國民黨的勢力和共產黨的勢力比較起來仍然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陳銘德似乎從葉劍英的韜略和田漢的熱情中，從身邊的這些共產黨人身上的勇敢中看到了國家和民族的一縷希望。而且，陳銘德是何等聰明機智的一個報人，他知道辦報紙的難處，他也知道辦報紙需要結交各個方面的朋友。所以，順應時局變化的需要，陳銘德開始了他的轉變。抗戰爆發之前，中共和紅軍在重慶的報紙上一直被稱為“匪”，是蔣介石“剿滅”的對象。在《新民報》上，共產黨也是一直被稱為“共匪”的。但是抗戰爆發之后，一切都變了，蔣介石宣布解除了黨禁，承認了紅軍和南方紅軍游擊隊的合法地位，釋放了一大批共產黨和政治犯，并且成立了包括中共代表在內的國防參政會……共產黨已經成為了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陳銘德將眼前這一切都清晰地看在了眼里，這就是他了不起的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