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庵飛刀治印

其實，柳亞子本人并不擅長金石，但是他在重慶有許多能詩能畫擅制金石的朋友。他以最快的速度找來了青年篆刻家曹立庵，并連夜為毛澤東刻制了兩方印章。一方是朱文的“潤之”，一方是白文的“毛澤東印”。柳亞子喜滋滋地將新刻制的大印自己蓋在了毛澤東題寫的墨寶之上。這回這件藝術(shù)品算是“圓滿”了，柳亞子終于滿意了。

曹立庵為毛澤東刻制的印章之一

曹立庵為毛澤東刻制的印章之二

柳亞子拿了印章就往毛澤東的駐地趕，他要趕在毛澤東離開重慶之前把印章送到毛澤東的手上。然而，國共和談了四十三天，毛澤東即將離開重慶，諸事纏身，忙碌得很，所以柳亞子并沒有見到毛澤東。而且國共和談的進展也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順利，桌子上正在和顏悅色地談，前方卻你死我活地還在打。所以毛澤東也沒有雅興來欣賞這些雅物，直到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后，才有余暇時間來欣賞這兩方制作精美的印章，然而那已經(jīng)是1946年的春天了。

柳亞子先生雖然自己不擅金石篆刻，但是他卻特別喜好印章，一生使用過的印章達一百六十余枚，對刻制收藏印章比較有癮。就在為毛澤東刻制了上述兩方印章之后，柳亞子又犯癮了，他向他的忘年交曹立庵請求，另外又刻制了三枚閑章。然而，就是這三枚閑章中的兩枚卻給人們?nèi)莵砹艘欢螣o端的“閑事”。

曹立庵另外刻制的三枚閑章的印文是這樣的：

其一：“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澤東”。

其二：“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前身陶彭澤，后身韋蘇州。”

其三：“前身彌正平，后身王爾德；大兒斯大林，小兒毛澤東。”

這三枚印章充分表達了柳亞子追隨革命領(lǐng)袖，決心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奮斗到底的心情。

柳亞子治印一如他的詩詞，喜歡用典，這幾方印章都是有典故的。

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澤東

第一枚印章的“兄事”和“弟畜”出于《史記·季布傳》：“（季心）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原來，季布和季心兄弟倆都是著名的游俠，季心因打抱不平殺了人，惹下事端，逃往吳國，躲在吳國相袁絲的家中。在吳國相家里，季心像對待兄長一樣尊敬袁絲，以對待弟弟的態(tài)度愛護灌夫和籍福。畜，通蓄，義同愛護，印章的意思正好刻畫了季心當年在袁絲家的表現(xiàn)：季心以對待兄長的態(tài)度尊敬袁絲，像對待弟弟一樣愛護灌夫、籍福。而且這一枚印章的含義，還可以進一步追溯到20年代初期。1922年，柳亞子自稱“李（列）寧私淑弟子”，把列寧看作自己的老師，與斯大林就如同窗一般，因此柳亞子稱斯大林為兄。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前身陶彭澤，后身韋蘇州

第二方印中的“大兒”和“小兒”語出《后漢書·禰衡傳》，禰衡就是《三國演義》里面擊鼓罵曹的禰衡，“正平”是他的字。他少有才辯，長于筆札，性剛傲物，不隨時俗，曾當眾辱罵曹操，后為曹操假手黃祖所殺。東漢建安初年，在京城許都（今河南的許昌），聚集了全國許多“賢士大夫”，曠達不羈的禰衡也算是其中之一。雖然京城里面的賢士大夫很多，但是禰衡只看得起孔融和楊修二人。他常說：“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余子皆碌碌，莫是數(shù)也。”這里的“大兒”和“小兒”并不是大兒子、小兒子的意思，而是“孺子”、“男子”的代名詞，是對杰出人物的尊稱。“陶彭澤”是指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韋蘇州”，是清廉剛直做過蘇州刺史的韋應(yīng)物。后世并稱“陶韋”，是山水田園詩人的代表。這一枚印章其實是下面一枚印章的陪襯，通過這第二枚印章引出了第三枚印章。

前身彌正平，后身王爾德；大兒斯大林，小兒毛澤東

第三枚印章的“彌正平”就是禰衡，“王爾德”是19世紀英國唯美主義作家，他反對當時的市儈哲學(xué)和傳統(tǒng)道德，晚年贊成以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后兩枚印章雖然表達的是對斯大林、毛澤東的崇敬和愛戴，但是它也是柳亞子的自況：我柳亞子的前身就是陶淵明，后身是韋應(yīng)物轉(zhuǎn)世；我最尊崇的男人一個是斯大林，一個是毛澤東。表達了自己的崇高追求。

“大兒”、“小兒”的典故并不是柳亞子的創(chuàng)舉，而是來自于他青年時期深刻的記憶：“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在他影響巨大的《革命軍》一書中曾經(jīng)有“大兒華盛頓，小兒拿破侖”之語，表達他對美國和法國革命時期這兩位杰出人物的尊崇，號召國人以他們?yōu)榘駱悠饋砀锩瑺幦—毩ⅰ．敃r柳亞子年僅17虛歲，在上海愛國學(xué)社讀書，與鄒容意氣相投，結(jié)成莫逆，出資幫助鄒容印行《革命軍》。柳亞子對鄒容援用“大兒小兒”成例的印象異常深刻。為了表達對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感情，特別是毛澤東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前往重慶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進行談判，柳亞子認為這是大仁、大智、大勇的行為，于是請曹立庵刻下了這枚印章，以表達他的尊敬、佩服，以作永久的留念。

柳亞子深恐這兩枚與毛澤東有關(guān)的印章引起人們的誤解，所以他讓曹立庵額外刻制了邊款，以明確的文字表述了印文的含義。邊款說：

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兒小兒語，北海齒德，遠在彌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膽交，絕無不敬意，斯語表示熱愛耳，慮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朔，并輟跋如左。一九四五年，亞子。

這段話的意思是這樣的：

這方印章是由曹予倩立庵先生刻制的，里面援引了一個有關(guān)彌正平禰衡的典故，有“大兒小兒”這樣一句話。大兒小兒分別指孔文舉和楊德祖。北海孔融的年齡和德行都遠遠超過禰衡；而禰衡和德祖也是肝膽相照的生死之交。這里引用“大兒”、“小兒”之語絕沒有不敬之意，這句話的意思是表示熱愛。考慮到不了解這個典故的人們可能看不懂，所以額外請曹立庵先生刻了這段話，以追根溯源，讓大家了解這句話的含義，并且還在印章上寫下了如左的短文。一九四五年，亞子。

這兩方印章是毛澤東離開重慶之后柳亞子請曹立庵刻制的，所以一直沒有機會送給毛澤東，一直珍藏在柳亞子的家中。1963年，為了紀念民主人士柳亞子，周恩來指示征集與柳亞子有關(guān)的文物，因為柳亞子與毛澤東往來頻繁，所以柳亞子的藏品中一定有很多珍貴的革命文物。就這樣，中國革命博物館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接受了柳亞子的兒子柳無非、柳無垢捐獻的柳亞子遺留下來的6000余件文物。這其中就有那兩枚與毛澤東有關(guān)的印章。

十年浩劫期間，這兩方印章的結(jié)局竟然被柳亞子先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預(yù)言不幸而言中了，果然跳出來了那么一批“昧者”。

1966年7月，紅極一時的所謂博古通今的理論權(quán)威康生看到了這兩枚印章，馬上斷定是反動印章，并一手炮制了莫須有的所謂反動印章案。當時，“文化大革命”已經(jīng)開始，“四人幫”和康生之流正在發(fā)起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們將毛澤東宣傳成神仙和救世主，推向極端。對“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澤東”一印，康生覺得無法容忍，柳亞子怎么可以與領(lǐng)袖稱兄道弟呢？至于寫有“大兒”、“小兒”字樣的那一枚印文，康生看了更是暴跳如雷，殺氣騰騰地想借此打擊一大片。其實，康生自己明明知道“大兒”、“小兒”該如何解釋，可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利用廣大群眾不熟悉歷史典故和文言詞匯的可乘之機，故意誘使人們把“大兒”、“小兒”理解成大兒子和小兒子。更為惡毒的是他還不讓專家學(xué)者進行鑒定和解說，誰要出來說話就批斗誰。接著，康生還連寫三個批示，判定這兩枚印章“反動之極”，氣勢洶洶地責(zé)問中國革命博物館“是個革命博物館，還是個反革命博物館？革命博物館竟然接收和保存這樣反革命的東西，令人十分驚異”。他指令文化部“徹底追查”，將矛頭直指周恩來總理。在他的淫威之下，兩枚印章被砸得粉碎，印章的所有照片和底版在戚本禹特派代表的監(jiān)督下當眾銷毀。同時，中國革命博物館館長，一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老干部，受到了批斗和迫害，造成終身殘疾。幾位鑒定解說印文的專家學(xué)者被作為“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橫遭批判。柳亞子雖然已經(jīng)辭世，但是也在大字報上被點名為“老反革命分子”。

刻印之時，柳亞子就擔(dān)心“昧者不察”，特地請曹立庵增刻了邊款，說明“援正平例”，“絕無不敬意”，然而柳亞子的擔(dān)心竟然不是多余的，他萬萬沒有想到，他的擔(dān)心真的成為了事實。柳亞子的一片赤誠之心，一片良苦用心，竟然給許多人釀成了一場災(zāi)禍。

1976年，康生隨著“四人幫”一起被人民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這個所謂的“反動印章”案，和其他千千萬萬的冤假錯案一樣，終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1979年11月，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聯(lián)合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聯(lián)席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為柳亞子先生恢復(fù)了名譽，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茅盾在會上著重論述了柳亞子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說：“現(xiàn)在談繼承遺產(chǎn)，應(yīng)當從《詩經(jīng)》、《楚辭》直到章太炎、柳亞子，我以為柳亞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這一長期內(nèi)在舊體詩詞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詩人。柳亞子的詩、詞反映了清末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這一長期的歷史——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如果稱它為史詩，我以為是名副其實的。”

1987年5月28日，在柳亞子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特殊時刻，柳亞子紀念館正式開館，他的忘年之交曹立庵先生重新翻刻了這三枚印章，贈送給柳亞子紀念館珍藏。

這些都是后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