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絕滅中詞人的抗爭與怒號

一、“以中鋒達意，以中聲赴節”的劉辰翁（附：劉將孫）

劉辰翁（1232—1297），字會孟，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因家在龍須山之陽的須溪山，故自號須溪。與同鄉文天祥同出當時著名學者歐陽守道、江萬里門下，二人交誼亦甚深摯。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廷試對策。時賈似道專權，殺忠良以塞言路。劉辰翁在對策中有“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竟可憐”等語，揭忤賈似道，置丙第。因親老，請為贛州濂溪書院山長。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起兵勤王，辰翁曾短期參與其江西幕府。宋亡不仕，流落多年，從事著作。有《須溪集》百卷（已大都散佚）。今傳《須溪詞》三卷，存詞354首。

劉辰翁在《摸魚兒·甲午送春》詞中說：“鐘情剩有詞千首，待寫《大招》招些。”又在《金縷曲·壽朱氏老人七十三歲》中說：“暮年詩，句句皆成史。”以上二詞說明，劉辰翁填詞的目的有二：一是為南宋的滅亡招魂，表達他的亡國之悲；二是以詞作為史跡的藝術載體，讓后世讀者不僅了解當時的歷史真相，且能具體感受到當時的社會歷史氛圍與人物的心理情狀。這在劉辰翁后期的詞作中體現得十分明顯，如《蘭陵王·丙子送春》：

送春去。春去人間無路。秋千外，芳草連天，誰遣風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緒。漫憶海門飛絮。亂鴉過，斗轉城荒，不見來時試燈處。　　春去。最誰苦。但箭雁沉邊，梁燕無主。杜鵑聲里長門暮。想玉樹凋土，淚盤如露。咸陽送客屢回顧。斜陽未能度。　　春去。尚來否。正江令恨別，庾信愁賦。蘇堤盡日風和雨。嘆神游故國，花記前度。人生流落，顧孺子，共夜語。

“丙子”指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這年二月，元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三月擄恭帝及全太后北去。“送春”，即象征南宋的滅亡，建國310余年的宋王朝伴隨著春天的離去永遠消失了。這首詞自始至終貫穿著這一心理情緒，描繪了南宋都城被陷后的殘破景象，反映了上至皇室下至百姓所遭受的苦難。全詞共分三段。第一段寫臨安陷城后的破壞及詞人的感受。“春去人間無路”是全詞的主題句。每段發端均以“春去”振起，并圍繞這一中心從不同方面來加以發揮。“秋千外，芳草連天，誰遣風沙暗南浦”三句用對比手法寫臨安失陷前后的不同情狀。“芳草”“秋千”寫元軍攻城前，“風沙暗南浦”喻元軍對臨安的攻占與破壞。“漫憶海門飛絮”二句寫作者惦記著南逃的宋室君臣。元軍破臨安，宰相陳宜中等出逃，擁立端宗趙昰于福州，后又逃往南海，死于碙州（今廣東雷州灣硇州島）。后由陸秀夫、張世杰等人立趙昺為帝，逃入南海厓山（今廣東新會南大海中）。次年宋亡。作者設想南逃的君臣像隨風飛轉的柳絮，居無定所。這首詞首先著筆于“海門”，并用“甚意緒”和“漫憶”來加以烘托，說明作者寄希望于南逃君臣，同時也反映出作者雖有隨端宗南行之愿（當時作者在江西吉水虎溪 馬群：《劉辰翁事跡考》，《詞學》第1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188頁。），但因“風沙”阻隔，無路可通。“亂鴉”三句轉寫現實，以“亂鴉”象征元軍，在頭上盤旋嘶叫，烏黑的翅翼遮蔽了整個天空。以前春日的華燈不見了，臨安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第二段寫南宋君臣與庶民共遭亡國之痛。換頭以設問句過渡，“苦”字將問題提得尖銳鮮明。以下從四方面對此作形象回答：一是被擄北去的君臣最苦：“箭雁沉邊。”他們像被箭射中的大雁墜落到遙遠的北方邊地。二是留在臨安的百姓與宮人最苦：“梁燕無主。杜鵑聲里長門暮。”臨安城百姓像失去屋主的燕子，凄凄惶惶，無家可歸，在杜鵑的哀啼聲中將宮門緊閉。三是為國捐軀的臣民最苦：“玉樹凋土。”四是被擄走的金銅仙人（象征政權、財富與老百姓）最苦：“淚盤如露。咸陽送客屢回顧。”第三段寫故國之思。“春去。尚來否。”“來”字問得驚心動魄。很明顯，此處所問，是南宋故國，因為作為自然季節的春天無須多問是每年都會回來的。以下借陳后主時的江總于陳亡后入隋北去、庾信使北被迫留在北方并有《愁賦》之作等，來抒寫亡國之痛。同時又以風雨“盡日”襲擊“蘇堤”來烘托氣氛。在此春來無望之際，詞人只能“神游故國”。再以“人生流落”之句，繳足“春去人間無路”這一主題，而后戛然終篇。

元軍攻破臨安后，作者仍能直抒亡國之痛，充分顯示出他對故國的熱愛。“春去人間無路”“誰遣風沙暗南浦”“亂鴉過，斗轉城荒”“神游故國”“人生流落”等句，攻擊的矛頭所向，鮮明的愛憎，均昭然可見。況周頤說劉辰翁善于“以中鋒達意，以中聲赴節”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4451～4452頁。，即指此而言。但“中鋒達意”與“中聲赴節”并不意味著單刀直入與和盤托出。詞中的思想主要還是運用借代和象征手法來表現的。如：“春”是南宋王朝的象征，“飛絮”象征南逃君臣，“亂鴉”喻指元軍，“風沙”喻時代劇變與破壞，“箭雁沉邊”代指被擄君臣，等等。這些都是在春天出現的目之所見的具體事物，而作者通過自己的感受賦予它們以感情色彩，并做了恰當的調整安排，從而充分烘托出南宋滅亡的悲劇氣氛。卓人月《詞統》評此詞說：“其詞悠揚悱惻，即以為《小雅》、楚《騷》可也，填詞云乎哉？”（《歷代詩余》卷一百十八引） ［清］沈辰垣 等：《歷代詩余》下冊，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1397頁。意為這首詞可以和《詩·小雅》中某些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性、針對性的作品相媲美，甚至可以說這首詞很像屈原的《離騷》。評價是很高的。不僅如此，這首詞的藝術手法也為后人所稱道。朱庸齋在《分春館詞話》中說：這首三疊之調“獨具匠心，妙運詞調特點，三個‘春去’故之重疊，一如涂漆，涂一層則色深一層，愈說則愈凄楚。他人重復，不免絮絮滔滔之議，此則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兵，一經號令，精彩百出。至一結‘人生流落，顧孺子，共夜語’，拙樸無華，語淡而筆重，寄寓深沉，又所謂‘語淡而情苦’者矣。” 朱庸齋：《分春館詞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頁。此評語亦十分切當。

因為元軍是在丙子年（1276）的春天攻陷臨安，宣告江山易主，南宋滅亡，故自此以后，每當春天來臨，詞人便有亡國之痛的發作。這說明，詞人在這一年春天精神遭受的刺激與摧殘十分嚴重，而且逐漸使與春天有關的事物變成具有情緒色彩的觀念群。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被共同情調聯系起來的使人煩躁不安的觀念群已成為詞人潛意識中的“悲春”情結，幾乎每年春天都要發作一次，并要通過詞的創作來加以宣泄。讀者很容易發現，自宋亡后，須溪詞中凡是歌詠春天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與南宋滅亡有關。如《柳梢青·春感》：

鐵馬蒙氈，銀花灑淚，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頭戲鼓，不是歌聲。　　那堪獨坐青燈。想故國、高臺月明。輦下風光，山中歲月，海上心情。

題作“春感”，實是元宵抒懷。南宋滅亡，時值初春，因1276年正月元軍前鋒已達臨安，正值元宵節前后。《蘭陵王》中的“試燈”，即指此而言。所以，每當元宵節來臨之際，作者就自然聯想到臨安的陷落。就本篇內容來看，當作于臨安陷落后，南宋最后滅亡（1279）前的某年初春。上片渲染元軍統治下臨安的恐怖氣氛，“鐵馬蒙氈”是最好說明（元軍給戰馬披上氈子御寒）。“銀花灑淚”一句，與杜甫《春望》“感時花濺淚”近似。但這首詞在于突出淪陷后的元宵節，所以詞人用“銀花灑淚”即燭淚來渲染節日的悲劇氣氛與市民的痛苦心情。“春入愁城”承上啟下，貫通全詞。“笛里番腔，街頭戲鼓”本該是歡樂的，但原來民間喜愛的笛曲，已被“番腔”取代；原來流傳南方的雜耍百戲，已換成元軍帶來的北方鼓吹雜戲。故說：“不是歌聲。”“愁城”的“愁”正在其中。下片寫故國之思與對抗元志士的懷想。前三句寫“青燈”獨坐，不由得憶起往年的“高臺月明”，同時也更加思念起在海上繼續抗元的英雄豪杰。本篇寫法與《蘭陵王》不同。作者以極簡潔的語言描畫元軍統治下臨安城的愁懼氣氛，明確抒發想“故國”、念“海上”的愛國激情，加以語句短小，節奏緊湊，給人以緊張急迫之感。此外《山花子·春暮》《虞美人·春曉》《八聲甘州·送春韻》《減字木蘭花·庚辰送春》《菩薩蠻·丁丑送春》《沁園春·送春》等，均是這種“悲春”情結的具體反映。“悲春”，實即“悲宋”。

由于這種“悲春”或曰“悲宋”情結的不斷擴大與深化，從“元宵節”開始，詞人那具有情緒色彩、被共同情調聯系起來的觀念群幾乎已擴大到所有節日，如“三月三日”“端午”“七夕”“中秋”“九日”“除夕”。詞人在這些節日所寫的詞，幾乎也都貫穿著同一個“悲宋”情結，從而組成“悲宋”情結的大聯唱。先從題序中有“元宵”節的詞作看起。如《永遇樂》，詞序曰：“余自乙亥（1275）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遂依其聲，又托之易安自喻。雖辭情不及，而悲苦過之。”序言告訴我們這首詞是1278年寫的，為臨安陷落后，又恰值帝昺厓山投水之前。之所以寫此詞是受到李清照《永遇樂》的感動與啟發，于是以易安的口吻和原詞的聲韻，填了這首詞。全詞如下：

璧月初晴，黛云遠澹，春事誰主。禁苑嬌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許。香塵暗陌，華燈明晝，長是懶攜手去。誰知道，斷煙禁夜，滿城似愁風雨。　　宣和舊日，臨安南渡，芳景猶自如故。緗帙流離，風鬟三五，能賦詞最苦。江南無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誰知否。空相對，殘釭無寐，滿村社鼓。

此詞雖托“易安”口吻，卻是“自喻”，即寫的是劉辰翁所在的特定時代與他的特定心境。比之易安原作，的確是“悲苦過之”。李清照在她那首詞里雖然也寫到“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但并未說南宋臨安的“三五”已經冷清，而是通過“中州”三句表現對北宋的眷念難忘；而劉辰翁這首詞一方面回憶臨安都城當年的繁華（“香塵暗陌，華燈明晝”），一面又寫當今元軍實行宵禁（“斷煙禁夜”），致“滿城似愁風雨”。本來臨安當天沒有風雨（開篇兩句“璧月初晴，黛云遠澹”二句可證），但對于身在“愁城”里的臨安百姓來說，卻就像在風雨交加的黑夜里度上元之夜。詞人的“悲苦”，已躍然紙上。

詞人另有一首名篇《寶鼎現·春月》。“春月”，即上元之月。《歷代詩余》卷一百十八引張孟浩語曰：“劉辰翁作《寶鼎現》詞，時為大德元年，自題曰‘丁酉元夕’。” ［清］沈辰垣 等：《歷代詩余》下冊，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1397頁。丁酉即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上距臨安陷落已20余年。作者于此年逝世，終年66歲。可見作者的“悲春”是貫徹始終的，其愛國思想從來沒有動搖過。這首詞為長調，共分三段。前兩段分別寫北宋和南宋元宵節的繁華景象。最后一段寫入元以后，杭州的元宵節無限凄涼。作者把回憶、痛苦與無限感慨交織在一起。此時已復國無望，故詞人禁不住嘆道：“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墜。”張孟浩說：“反反復復，字字悲咽，真孤竹彭澤之流。” ［清］沈辰垣 等：《歷代詩余》下冊，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1397頁。楊慎在《詞品補》中也說：“詞意凄婉，與《麥秀》何殊！” 胡可先：《唐宋詞匯評·兩宋卷》第5冊，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匯評》，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1頁。

從1267年元宵到他去世的20年時間里，劉辰翁寫下幾十首與元宵節有關的詞篇，記錄了每一年元宵節的天氣情況、百姓情緒與元軍的宵禁。甚至還記錄有臨安陷城前一年元宵節時的不祥之兆。詞人在《減字木蘭花·乙亥（1275）上元》一詞中，就已經說出“無燈可看，雨水從教正月半”了。果然第二年在《蘭陵王·丙子送春》中便出現“亂鴉過，斗轉城荒，不見來時試燈處。”《憶秦娥》中說：“燒燈節。朝京道上風和雪。風和雪。江山如舊，朝京人絕。”“燒燈節”即元宵節。《踏莎行》（詞序作“上元月明，無燈，明日霰雨屢作”）也寫道：“璧彩籠塵，金吾掠路。海風吹斷樓臺霧。無人知是上元時，一夜月明無著處。”這首詞從元軍“金吾掠路”的宵禁措施，寫有月無燈的節日凄涼。《卜算子·元宵》還寫及當時宵禁達十年之久：“十載廢元宵，滿耳番腔鼓。”杭州城如此，其他城市也如此。如《江城梅花引·辛巳洪都上元》中說：“幾年城中無看燈。”這里主要指江西南昌，詞題中對此已有明確交代。元軍入臨安后各地均很少有真正的元宵節，除百姓抵制外，元軍對此節日似亦懷有敵意（“元宵”與“元消”諧音蓋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故常于此時宵禁。劉辰翁這類作品，含有“句句皆為史”之意。

其他與節日有關的詞中，也不同程度地含有“悲宋”的色彩。如《金縷曲·五日和韻》：“欵乃漁歌斜陽外，幾書生、能辦投湘賦。歌此恨，淚如縷。”《齊天樂·節庵和示中齋端午〈齊天樂〉詞……》：“但夢繞青神，塵昏白帝。重反離騷，眾醒吾獨醉。”又如《金縷曲·壬午五日》（壬午為1282年）：“夢回酷似靈均苦。嘆神游、前度都非，明朝重五。滿眼離騷無人賦，忘卻君愁吊古。”在這些詞里，詞人緊密聯系屈原的愛國詩歌與愛國行為來抒發內心深處的“悲宋”之情。還有一些寫中秋的詞，也表達了類似的情感。在元軍攻陷臨安當年的中秋節，劉辰翁寫下了《燭影搖紅·丙子中秋泛月》。詞中的時代色彩很濃，在“悲宋”的主題上可與《蘭陵王·丙子送春》相銜接。全詞如下：

明月如冰，亂云飛下斜河去。旋呼艇子載簫聲，風景還如故。裊裊余懷何許。聽尊前、嗚嗚似訴。近年潮信，萬里陰晴，和天無據。　　有客秋風，去時留下金盤露。少年終夜奏胡笳，誰料歸無路。同是江南倦旅。對嬋娟、君歌我舞。醉中休問，明月明年，人在何處。

一起兩句便非同尋常。雖然月色寒涼，有人用“明月如霜”來形容，或用“冰輪”來狀貌，但直用“明月如冰”者還極為罕見。一個“冰”字使全詞籠罩在冰寒世界之中，臨安破后的時代悲涼已無須多言矣。接句“亂云飛下斜河去”，“亂云”與《蘭陵王》中的“亂鴉”都使人刺目驚心，反映了詞人在時代劇變中所遭受到的心理震撼是何等強烈。在須溪詞中，本篇是感情極沉痛而深摯的作品之一。在《水調歌頭·丙申（1296）中秋》說：“舊日登樓長笑，此日新亭對泣，禿鬢冷颼颼。木落下極浦，漁唱發中洲。”又《水調歌頭·和馬觀復中秋》詞中也同樣表達沉痛心情：“十年離合老矣，悲喜得無情。想見凄然北望，欲說明年何處，衣露為君零。”在重九登高有關作品中，劉辰翁更多地抒寫悲今悼昔之情。他在《齊天樂·戊寅（1278）登高即席和秋崖韻》中說：“登高能賦最苦。嘆高高難問，欲望迷處。蝶繞東籬，鴻翻上苑，那更畫梁辭主。”“嘆高高難問”一句，與張元幹《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中“天意從來高難問”，一脈相承，對時代大變動提出質疑。“畫梁辭主”句，與作者《蘭陵王》中“箭雁沉邊，梁燕無主”為同一意境，雖然臨安破城兩年了，但厓山君臣正在堅持抗元，作者在絕滅中對此仍抱一線希望。在《霜天曉角·和中齋九日》詞中，抒寫老去后的悲秋與悲宋交織在一起的復雜情感：

騎臺千騎。有菊知何世。想見登高無處，淮以北、是平地。

老來無復味。老來無復淚。多謝白衣迢遞，吾病矣、不能醉。

“中齋”即鄧剡，字光薦，號中齋，曾入文天祥抗元軍幕，厓山兵敗時投海未死。宋亡后以節行著稱，與劉辰翁時有唱和。

從上述詞篇中可以發現，劉辰翁繼承南渡詞人和辛棄疾的愛國豪放詞風，多側面地反映了宋亡后遺民詞人的心態。為了更好地表達其壯烈情懷，他有時還故意用蘇、辛詞韻為詞。如《金縷曲·送五峰歸九江》，就全用辛棄疾與陳亮相互唱和的《賀新郎》原韻：

世事如何說。似舉鞍、回頭笑問，并州兒葛。手障塵埃黃花路，千里龍沙如雪。著破帽、蕭蕭余發。行過故人紫桑里，撫長松、老倒山間月。聊共舞，命湘瑟。　　春風五老多年別。看使君、神交意氣，依然晚合。袖有玉龍提攜去，滿眼黃金臺骨。說不盡、古人癡絕。我醉看天天看我，聽秋風、吹動檐間鐵。長嘯起，兩山裂。

在別情唱和上，劉辰翁繼承辛棄疾與陳亮唱和的傳統，把友情同時代的悲慨融會在一起。此詞同時還聯系“九江”的地域特點，將陶潛的歸隱與二人的現狀聯系起來，對五峰才能未得施展深表憤慨。“我醉看天天看我”，起勢崚嶒，姿態絕世，有長吉“石破天驚”之概。

況周頤在《蕙風詞話》（卷二）中說：“須溪詞，風格遒上似稼軒，情辭跌宕似遺山。有時意筆俱化，純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獨到之處，能以中鋒達意，以中聲赴節。世或目為別調，非知人之言也。”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451～4452頁。雖然須溪詞轉益多師，風格多樣，但其主導方面卻不愧為豪放的后勁。在南宋大勢已去，個人無力回天的形勢下，劉辰翁仍惓惓故國，努力掙扎，為“悲宋”而譜寫了一曲曲哀歌。朱庸齋說：須溪詞“亡國前直抒憤懣胸臆，強烈反映現實，對權奸誤國極其痛切；亡國后，偷生于元人殘酷統治下，撫時傷事，和淚寫成。其歲時景物諸篇（如上元、端午、重陽等），均因節序而棖觸萬端，主題顯而易見，亦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同時作手多隱晦不顯，無須溪之凄厲。是以南宋遺民中，《須溪詞》實為個中佼佼者。”（《分春館詞話》卷四） 朱庸齋：《分春館詞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128頁。在須溪詞中，也不乏輕靈婉麗之作。如《浣溪沙·感別》：

點點疏林欲雪天。竹籬斜閉自清妍。為伊憔悴得人憐。

欲與那人攜素手，粉香和淚落君前。相逢恨恨總無言。

以白描通俗語言，寫傳統的別情題材，簡潔厚重，情景兼到，余韻悠長。況周頤認為此詞“似乎元明以后詞派，導源乎此。詎時代已入元初，風會所趨，不期然而然者耶？”（《蕙風詞話》卷二）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452頁。他同時舉以為例的還有另首《浣溪沙·春日即事》：

遠遠游蜂不記家。數行新柳自啼鴉。尋思舊事即天涯。

睡起有情和畫卷，燕歸無語傍人斜。晚風吹落小瓶花。

況周頤還舉《山花子》后段（“早宿半程芳草路，猶寒欲雨暮春天。小小桃花三兩處，得人憐。”），云：“此等小詞，乃至略似國初顧梁汾、納蘭容若輩之作。以謂須溪詞中之別調可耳。”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452頁。況氏結合詞史，發現了劉辰翁承上啟下的作用，較其他評者多了一重歷史的觀照。

劉將孫（1257—？），字尚友，劉辰翁之子。宋末進士，入元后任福建延平教官、臨汀書院山長。有《養吾齋詩余》，存詞21首。況周頤在《蕙風詞話》（卷三）中說：“劉將孫《養吾齋詩余》，《彊村所刻詞》列入元人，余議改編《須溪詞》后。”況氏在《跋》中對此展開充分論述，并認為《摸魚兒》“己卯元夕”與“甲申客路聞鵑”兩首“情文慷慨，骨干近蒼。”又說其詞“撫時感事，凄艷在骨。”還認為劉將孫“名不甚顯”的原因是“為父所掩。”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467～4468頁。其《摸魚兒·甲申客路聞鵑》下闋云：

曾聽處。少日京華行路。青燈夢斷無語。風林颯颯雞聲亂，搖落壯心如土。今又古。任啼到天明，清血流紅雨。人生幾許。且贏得劉郎，看花眼慣，懶復賦前度。

又《踏莎行·閑游》云：

水際輕煙，沙邊微雨。荷花芳草垂楊渡。多情移徙忽成愁，依稀恰是西湖路。　　血染紅箋，淚題錦句。西湖豈憶相思苦。只應幽夢解重來，夢中不識從何去。

又《八聲甘州·送春》：“春還是、多情多恨，便不教、綠滿洛陽宮。只消得，無情風雨，斷送匆匆。”這些詞，充分說明劉將孫雖主要生活于入元以后，但在政治立場與思想傾向上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南宋遺民。同他父親一樣，南宋滅亡的悲慘結局在他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故其詞凄惻傷感，不忘故國。在宋詞的結獲期中，他以凄婉悲愴的聲音加入了痛悼南宋滅亡的大合唱。

二、“長短句之長城”蔣捷（含太學褚生）

蔣捷（1245？—1310），字勝欲，號竹山，陽羨（今江蘇宜興）人。度宗咸淳十年（1274）為南宋末科進士。宋亡后隱居太湖竹山，稱竹山先生。元成宗大德年間，有人薦他為官，他辭而不受，“抱節終身”（況周頤《蕙風詞話》）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420頁。。蔣捷為人卓犖不群，雖然身為南宋遺民，且經常往來吳、越間，但據現有資料，他與當時著名詞人周密、王沂孫、張炎等幾乎沒有任何交往。周、王、張、蔣雖被稱為“宋末四大家”，但蔣捷的詞風卻與前三人大不相同。竹山詞風格多樣，豪放婉約均能兼收并蓄，在向豪放詞風傾斜或相互滲透方面，表現最為明顯。其豪放之作抒寫故國河山之痛，身世不幸之感，悲慨峻偉，磊落橫放；其婉約之作，又構思奇巧，煉字精深，音節諧暢。就傳承與影響而言，他上承稼軒余風，下開清初陳維崧一派；其通俗短章又與元人小令為近。有《竹山詞》，存詞94首。

大約在蔣捷30歲時，南宋就滅亡了。他一生大部分歲月是在元朝度過的。因為他始終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對元朝在其初年所奉行的民族高壓極度不滿，于是跟其他遺民詞人一樣，對元朝采取不合作態度，在隱居與流浪中消磨時光。竹山詞形象地攝錄下了他一生的不幸遭遇。如《賀新郎·兵后寓吳》：

深閣簾垂繡。記家人、軟語燈邊，笑渦紅透。萬疊城頭哀怨角，吹落霜花滿袖。影廝伴、東奔西走。望斷鄉關知何處，羨寒鴉、到著黃昏后。一點點，歸楊柳。　　相看只有山如舊。嘆浮云、本是無心，也成蒼狗。明日枯荷包冷飯，又過前頭小阜。趁未發、且嘗村酒。醉探枵囊毛錐在，問鄰翁、要寫牛經否。翁不應，但搖手。

“兵后寓吳”，指元丞相伯彥率軍攻陷臨安后，作者流亡到蘇州一帶的生活遭遇。這首詞通過詞人自身逃避戰亂的經歷，反映了南宋的滅亡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和精神痛苦。上片寫“兵后”，由兩部分組成。開篇三句是第一部分，作者用極其精練的筆墨刻畫南宋滅亡前家庭生活的幸福。從“萬疊城頭”到上片結尾是第二部分，寫“兵后”苦況。這一部分共九句，可分三層。“萬疊城頭”兩句是第一層，“霜花滿袖”是國破家亡后的凄苦。“影廝伴”兩句是第二層，寫只身逃亡，孤苦無告。“羨寒鴉”以下是第三層，寫無家可歸的悲痛。

下片寫“寓吳”，描繪的是國破家亡的流民圖，仍可分兩部分。作者通過流亡途中可見的白云青山，表示寧肯像青山那樣巍然屹立，而決不像白云那樣，一會兒是浩白的云裳在天空飄浮，一會兒變成面目猙獰的惡狗。這對那些開始時高喊民族氣節，最終卻墮落成變節分子的文人是一有力諷刺。從“明日枯荷”到篇終是第二部分，寫作者甘愿過貧苦的流浪生活。“枯荷包冷飯”，是流亡者習以為常的生活；“且嘗村酒”，是借酒澆愁。“要寫牛經”，寫出流亡文人的艱難：即使想抄書混飯已不可得。“翁不應，但搖手”，反映出農村貧困，牲畜被大量宰殺的現實，以及百姓對此敢怒而不敢言的悲憤心情。不難看出，這首詞刻畫出一個堅持民族氣節的文人形象，反映了南宋滅亡后的時代氣氛與心理情緒。這首詞不僅是一個逃亡知識分子的哀歌，也是對故宋時代的挽歌。其哀挽之情是通過對比手法表露出來的。“影廝伴、東奔西走”的并非作者一家一人，但通過這一家一人前后生活的變化，便活畫出了當時社會的巨大變動。作者一家一人實為當時整個社會的縮影。

蔣捷與劉辰翁同樣經歷了宋末元初的社會大變動，同樣寫下了許多愛國詞篇，但這兩人的作品卻各有其自家面目。蔣捷不像劉辰翁那樣以情辭凄婉、悲苦動人取勝，而是以描繪動亂時代的生活畫面與反映人的心理情緒見長。他的詞內容與感情亦極悲苦，但構思布局與遣詞造句卻帶有看破一切的曠達和嘲諷意味。同樣是遺民的血淚之作，在蔣捷寫來卻面帶苦笑；這苦笑的淚水，似更令人心酸。這也許就是竹山詞迥異于其他遺民詞人的獨到之處。

與前首寫作時間大體相近的，還有另首《賀新郎·吳江》：

浪涌孤亭起。是當年、蓬萊頂上，海風飄墜。帝遣江神長守護，八柱蛟龍纏尾。斗吐出、寒煙寒雨。昨夜鯨翻坤軸動，轉雕翚、擲向虛空里。但留得、絳虹住。　　五湖有客扁舟艤。怕群仙、重游到此，翠旌難駐。手拍闌干呼白鷺，為我殷勤寄語。奈鷺也、驚飛沙渚。星月一天云萬壑，覽茫茫、宇宙知何處。鼓雙楫，浩歌去。

“吳江”，即太湖支流吳淞江，在吳江境內，有跨江七十二孔橋，名長橋，又名垂虹橋，上有垂虹亭。起句的“孤亭”，即指此亭。作者不僅用白浪滔天的氣勢簇擁此亭騰空直上，而且還夸說它是從神話傳說中的蓬萊仙山上被海風吹落下來的。為此，上帝還特派江神來守護它，并有八只蛟龍盤旋纏繞于八根大柱之上，噴吐出寒煙寒雨。然而，一夜之間卻突然發生巨變，這來自仙山并為神力保護的亭子，卻被巨鯨攪動地軸，把彩飾精雕的飛檐拋入冥冥太空，只留下一座長橋。不難看出，所謂“鯨翻坤軸”，即指元軍的南下與南宋的滅亡。下片換頭，寫詞人對此的感受。作者是以扁舟隱士的目光來審視現實的巨大變動的。既然垂虹亭是從仙山降落人間的，那么當仙人來到人間發現此亭已遭到無法挽回的破壞時，他們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對此，詞人怎能不悲從中來？他很想立即將此巨大變動與危險的現實報告給仙界，但白鷺卻不解此中真意，反而被嚇破了膽，驚飛而去。在此無可奈何之際，詞人仰望天空，只見烏云滾滾，星月已不知去向；而茫茫宇宙，廣闊無邊，哪里是我的棲身之地呢？但詞人對此并不悲觀絕望。“鼓雙楫，浩歌去”兩句，充分表現出詞人自我解脫與自我超越的豪情逸致，與蘇、辛的豪放清雄極為接近。

運用比興手法，轉托夢境，同樣寄托了詞人故國河山之思與悲今悼昔之情。如另首《賀新郎》：

夢冷黃金屋。嘆秦箏、斜鴻陣里，素弦塵撲。化作嬌鶯飛歸去，猶認紗窗舊綠。正過雨、荊桃如菽。此恨難平君知否，似瓊臺、涌起彈棋局。消瘦影，嫌明燭。　　鴛樓碎瀉東西玉。問芳悰、何時再展，翠釵難卜。待把宮眉橫云樣，描上生綃畫幅。怕不是、新來妝束。彩扇紅牙今都在，恨無人、解聽開元曲。空掩袖，倚寒竹。

一起用漢武“金屋藏嬌”故事，將“金屋”比擬為故國，并用美女阿嬌將全詞串接起來。“秦箏”“塵撲”三句，通過“金屋”中的古箏蒙塵，“嘆”江山易主，“金屋”冷落，悲苦難言。“化作嬌鶯”兩句，上承“夢冷”，下接“斜鴻”“素弦”，通過美女對“金屋”的向往，極寫故國之思，使夢境具象化：雖然仍可見“紗窗舊綠”，但宮苑中已荊棘叢生，往日碩大的仙桃，如今竟羸小如豆；春雨反而滋潤著荊棘在快速生長。“荊桃如菽”，即黍離麥秀之意。下面，“此恨難平君知否”中的“恨”，即黍離之悲，銅駝之恨。“似瓊臺、涌起彈棋局”中的“瓊臺”，即用玉石做成的“彈棋枰”。這種棋枰，中央隆起，四周低平。所以李商隱有“玉作彈棋局”（《柳枝》）與“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無題》）之句。蔣捷在此化用李詩句意，極寫國破家亡之恨。結拍“消瘦影，嫌明燭”，從形、神兩方面再掘進一層，暗示因國亡家破，悲痛不已致使形影消瘦，所以唯恐明光燭照，顧影自憐，更加難堪。下片追憶故國。過片，“鴛樓”與上片“金屋”上下映襯，均為故國的象征。“東西玉”，酒杯名，又象征各奔東西。“碎瀉”，從酒杯破碎，美酒傾瀉，寫河山的顛覆。但詞人惓惓難忘，急切盼望能一睹往日的繁華：“問芳悰、何時再展，翠釵難卜。”此與辛棄疾“試把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數”（《祝英臺令·晚春》）意極近似。但“芳悰”難覓，又不忍放棄，于是轉而求之于用筆墨丹青描畫出的舊日形象：“待把宮眉橫云樣，描上生綃畫幅。怕不是、新來妝束。”可見，詞人對改朝換代之后的所有變化（包括化妝與服飾）均極反感。不僅如此，詞人對“番腔”也極煩厭：“彩扇紅牙今都在，恨無人、解聽開元曲。”“開元曲”，即唐玄宗開元盛世之音，這里用以代指南宋樂曲。暗示許多人已隨波逐流，屈節仕元。而詞人自己則以杜甫《佳人》詩自勉：“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即使忠于故國的思想情感完全落“空”，也絕無愧悔。這首詞通過夢境與象征性手法，多層次、多方位地抒寫自己眷戀故國的深情，在竹山詞中雖屬婉約之作，但卻有豪氣行乎其間。陳廷焯評曰：“處處飛舞，如奇峰怪石，非平常蹊徑也。”（《云韶集》卷八） ［清］陳廷焯撰，孫克強、楊傳慶點校整理：《〈云韶集〉輯評（之二）》，《中國韻文學刊》2010年第4期。

竹山詞的豪宕與奇崛是聯系在一起的，正因有這豪宕與奇崛之氣，蔣捷才能在南宋滅亡后支撐起自己始終不妥協的抗拒精神。這精神從《沁園春·為老人書南堂壁》中即可窺其一斑：

老子平生，辛勤幾年，始有此廬。也學那陶潛，籬栽些菊，依他杜甫，園種些蔬。除了雕梁，肯容紫燕，誰管門前長者車。怪近日，把一庭明月，卻借伊渠。　　鬢邊白發紛如。又何苦招賓約客歟。但夏榻宵眠，面風欹枕。冬檐晝短，背日觀書。若有人尋，只教童道，這屋主人今自居。休羨彼，有搖金寶轡，織翠華裾。

詞題雖為“為老人書南堂壁”，實際卻是詞人自我胸襟節志的具體寫照。這位“老人”大約同作者一樣，是一個不肯屈節仕元而甘愿隱居終生的遺民，所以詞人才題此詞于南堂壁上。在中國文學史上，凡是因時代巨變或江山易主而不肯屈節改仕新朝的隱居之士，大都能從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及其歸田躬耕的作品中獲取精神力量。在異族上層統治者發動入侵，為患中原的關鍵時刻，凡是愛國志士又都無不從杜甫詩中汲取思想品德方面的滋養。蔣捷正是從陶潛與杜甫身上看到了效仿的榜樣，增強了鄙視邪惡的傲骨。一方面是對弱小者的體貼熱愛：“除了雕梁，肯容紫燕”，另一方面是“誰管門前長者車。”一方面是對祖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冬檐晝短，背日觀書。”另一方面則是“休羨彼，有搖金寶轡，織翠華裾。”在對屈節仕元獲致高官厚祿的勢利小人的鄙視與痛斥聲中，詞人的形象高高站立起來了。李調元在《雨村詞話》中說這首詞“甚有奇氣。”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11頁。這“奇氣”，是來自硬骨錚錚的胸膛。

在南宋遺民詞人中，“元夕”是一個極為特殊的節日，這個節日往往與臨安失陷、國家滅亡聯系在一起。像劉辰翁一樣，蔣捷對這個節日也特別敏感。他的《女冠子·元夕》寫的就是故國之思和悲今悼昔之情：

蕙花香也。雪晴池館如畫。春風飛到，寶釵樓上，一片笙蕭，琉璃光射。而今燈漫掛。不是暗塵明月，那時元夜。況年來、心懶意怯，羞與蛾兒爭耍。　　江城人悄初更打。問繁華誰解，再向天公借。剔殘紅灺。但夢里隱隱，鈿車羅帕。吳箋銀粉砑。待把舊家風景，寫成閑話。笑綠鬟鄰女，倚窗猶唱，夕陽西下。

上片前六句和后六句寫昔盛今衰，成強烈對比。開篇一句“蕙花香也”，便滿注詞人對往昔元宵節的深情，似乎當年蕙花的香氣還播散在四周，連這整首詞也被此香氣浸透了。下面，筆鋒一轉，展現的是以晴朗潔白為背景的亭臺樓館的畫面。隨之，便有春風吹拂，從寶釵樓下送來一片悅耳的笙簫鼓樂之聲。入夜則水晶般清瑩，琉璃般煥彩的燈光耀眼奪目。短短六句，嗅覺、聽覺、視覺幾乎全都沉浸在元夕歡樂氣氛之中。于此高潮之際，詞人以“而今”二字，把全詞分割成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陳廷焯說：“極力渲染，‘而今’二字忽然一轉，有水逝云卷、風馳電掣之妙。”（《云韶集》） ［清］陳廷焯撰，孫克強、楊傳慶點校整理：《〈云韶集〉輯評（之二）》，《中國韻文學刊》2010年第4期。“而今”如何？雖也有燈，但卻是漫不經心地掛在那里。“元夕”又如何？“不是暗塵明月。”此用唐蘇味道詩句：“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正月十五夜》）蘇味道詩本形容元夕的熱鬧非凡，月明如晝；但如今卻不再有此景象了，故說“不是”“那時元夜”。“況年來”三句再從心灰意懶這一側面，反映當時平民百姓的故國之思與對新王朝的抗拒。下片換頭，交代元夕的時、地，說明身在原南宋都城臨安。所以撫今追昔之情，異常強烈；對今時元夕的冷清凄慘，也極為敏感。南宋的滅亡，把昔日臨安的繁華也帶走了，如今又怎能向“天公”“借”回來呢？言外有恢復河山之想，但又知這只不過是幻夢而已。對此詞人別無他法，只能剔盡燭臺的殘灰，進入夢境，在夢中隱隱地聽到當年鼎沸的笙簫，隱隱地看到華貴的車馬與手持羅帕的婦女在觀賞元夕燈景。不僅如此，詞人還想要選擇最精美的紙張（“吳箋銀粉砑”），把南宋最繁華的“舊家風景”寫下來，傳給后世。詞人正想進入夢的追尋，筆的涂寫，忽然聽到鄰家的少女正倚著窗兒高唱：“夕陽西下。”詞人禁不住露出一絲苦笑。原來這鄰家少女也跟自己一樣正在懷念南宋當年的繁華，把范周當年描寫元夕盛況的《寶鼎現》從容地歌唱呢。

在另首以“塘門元宵”為題的《南鄉子》詞中，作者還把北宋與南宋的“元宵”節聯系起來，與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有關“元宵”的描述 ［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64～165頁。對照著加以抒發：“舊說夢華猶未了，堪嗟。才百余年又夢華。”在《齊天樂·元夜閱夢華錄》中，其亡國之痛更為深切：“華胥仙夢未了，被天公澒洞，吹換塵世。”

由上可見，詞人經歷了江山易主的巨變之后，其所見、所聞、所夢、所感無不與黍離之悲自然而巧妙地聯系起來。有時表面寫細小景物，實則與家國興亡密切相關。如《水龍吟·效稼軒體招落梅之魂》的下片：

月滿兮西廂些。叫云兮、笛凄涼些。歸來為我，重倚蛟背，寒鱗蒼些。俯視春紅，浩然一笑，吐山香些。翠禽兮弄曉，招君未至，我心傷些。

這首詞既效稼軒體，又是《楚辭·招魂》的繼承與發揚，實際就是通過“招落梅之魂”來為故宋招魂。正如丁紹儀所說：“南宋末季，士多憫世遺俗，托興遙深。”（見《聽秋聲館詞話》卷二十）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837頁。他還列舉竹山詞中《解佩令》與《祝英臺近》等詞來加以說明。其《解佩令》云：

春晴也好。春陰也好。著些兒、春雨越好。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　　梅花風小。杏花風小。海棠風、驀地寒峭。歲歲春光，被二十四風吹老。楝花風、爾且慢到。

此詞詞題是“春”，顯然是春天的歌，惜春之情已注滿筆端。舊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說，隨著春天的步履，每一番風吹，便有一番花開。二十四節氣中，從“小寒”到“谷雨”為止的八個節氣，每個節氣有三番花開，八個節氣共有從“梅花”到“楝花”的24種花相繼開放，共二十四番花信風。所謂“開到荼蘼花事了”，荼蘼即是在楝花開放稍前的花信。此詞說：“楝花風、爾且慢到”，即指催花的風信不要及時來到，以便使春天再延長一些。丁紹儀認為這首詞就是在呼喚元軍進攻慢些，讓南宋的滅亡再遲延一些。在丁紹儀看來，蔣捷的《祝英臺近》表達的是同樣的思想情感：

柳邊樓，花下館。低卷繡簾半。簾外天絲，擾擾似情亂。知他蛾綠纖眉，鵝黃小袖，在何處、閑游閑玩。　　最堪嘆。箏面一寸塵深，玉柱網斜雁。譜字紅蔫，剪燭記同看。幾回傳語東風，將愁吹去，怎奈向、東風不管。

丁氏認為，這兩首詞與德祐太學生《百字令》（“半堤花雨”）“真個恨殺東風”同一意旨。（《聽秋聲館詞話》卷二十）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837～2838頁。“德祐”指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距元軍攻破臨安已不到一年之久了。此時江、淮一帶均為元軍攻占，臨安危在旦夕。太學生褚生于此時寫了《百字令》與《祝英臺近》，表示南宋即將滅亡時的焦慮心情。先看《百字令》：

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鵑促歸期，鶯收佞舌，燕作留人語。繞欄紅藥，韶華留此孤主。　　真個恨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煙，峰南峰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腰猶自歌舞。

“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的確可與蔣捷“歲歲春光，被二十四風吹老”等句參看。太學生《祝英臺近·德祐己亥》又云：

倚危欄，斜日暮。驀驀甚情緒。稚柳嬌黃，全未禁風雨。春江萬里云濤，扁舟飛渡。那更聽、塞鴻無數。　　嘆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

《重刊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后集》對此詞有詳盡注釋。認為：“稚柳”指幼君，因宋恭帝時年僅五歲；“嬌黃”指謝太后臨朝主政；“扁舟飛渡”指“北軍至”；“塞鴻”指流民；“是何人惹愁來”，指賈似道赴前線督師失敗而給國家帶來無窮災難；“那人何去”，指賈似道兵敗免職被謫循州（今廣東惠陽）。 無名氏：《湖海新聞夷堅續志》，［金］元好問、無名氏撰《續夷堅志湖海新聞夷堅續志》，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4頁。

丁氏將太學生褚生的兩首詞與蔣捷南宋滅亡前作品比較，意在說明蔣捷前期即已在詞中表示出對祖國命運的關懷，并察覺到南宋覆亡在即。

正因為蔣捷自始至終把南宋的生死安危當作他思想生活的首要問題，所以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把對這一問題的思考與審美感受恰當組織到作品中來。以上所舉諸篇主要寫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偏重于客觀事物的范疇。詞人對當時人物的情感與評騭，是否與自己節志相投，也是其詞作的重要內容。讀者往往從他對人物的摹寫上，看出他自己的影子。如《念奴嬌·壽薛稼堂》：

稼翁居士，有幾多抱負，幾多聲價。玉立繡衣霄漢表，曾覽八州風化。進退行藏，此時正要，一著高天下。黃埃撲面，不成也控羸馬。　　人道云出無心，才離山后，豈是無心者。自古達官酣富貴，往往遭人描畫。只有青門，種瓜閑客，千載傳佳話。稼翁一笑，吾今亦愛吾稼。

一般“壽”詞均多阿諛溢美之詞，但蔣捷這首詞卻不可作如是觀。因為他這首詞所歌詠的對象是棄官學稼的隱士。這位“稼翁”雖然有遠大抱負，但在國亡家破之時和異族高壓統治下，卻不肯學那些“黃埃撲面”，四處鉆營的勢利小人。在這“進退行藏”亟須特別慎重的時刻，他的確“一著高天下”。這一著之所以高出凡人，不僅僅因為“自古達官酣富貴，往往遭人描畫。”而且還有形諸筆墨的民族氣節問題。青門種瓜，“吾今亦愛吾稼”，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為了“千載傳佳話。”所以，歌詠稼翁，亦即詞人人生理想的自我表達，自我完成。

蔣捷正是按照他對“稼翁”所說的那樣，以隱居終其一生。但他并未種瓜，也未學稼，而是以隱士的身份蟄居竹山或浪跡天涯。在這漫長的時間里，他經常用竹山來鞭策自己，堅定自己，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他在《少年游》中對此有過描述：

楓林紅透晚煙青。客思滿鷗汀。二十年來，無家種竹，猶借竹為名。　　春風未了秋風到，老去萬緣輕。只把平生，閑吟閑詠，譜作棹歌聲。

從“借竹為名”，可以看出他的氣節。從“無家種竹”，可以看出他的貧困。從“譜作棹歌聲”，可以想見他浪跡天涯的羈苦與創作的勤奮。

正因為蔣捷長期以舟為家，浪跡天涯，所以寫下了許多描繪水鄉澤國的名篇佳制。而且這些作品又總是跟他內心深處的破國亡家的愁恨融會在一起。如其代表作《一剪梅·舟過吳江》：

一片春愁待酒澆。江上舟搖。樓上簾招。秋娘渡與泰娘橋。風又飄飄。雨又蕭蕭。　　何日歸家洗客袍。銀字笙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春愁”，在南宋遺民詞里不僅是時光易逝與一事無成的憂愁，而往往與對南宋的滅亡的哀婉之情聯系在一起。劉辰翁詞中如此，蔣捷的詞中也如此。雖然借酒澆愁可解除片刻煩惱，但總不能整天在醉鄉中度日。“江上舟搖”的時間，總比“樓上簾招”的時間為多。“風又飄飄。雨又蕭蕭”兩句似乎寫得灑脫逍遙，但兩個“又”字卻透露出羈愁旅況。所以下片換頭，便直寫歸家的焦灼心態：“何日歸家洗客袍。”詞人盼望能有家庭的安定生活：“銀字笙調，心字香燒。”結拍兩句是詞中傳布最廣的名句，作者把感情的自白（“流光容易把人拋”）和標志時光流逝、季節變換的兩種客觀事物的不同顏色（“紅了櫻桃。綠了芭蕉。”）聯系到一起，極大地增強了這首詞的審美感興，在藝術表現上也較為新穎別致，具有鮮明的創造性。也許正因為這兩個詞句形象鮮明，獨具創獲，詞人自己也特別喜歡。所以他又重復地將其用于另首《行香子·舟宿蘭灣》詞里：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送春歸、客尚蓬飄。昨宵谷水，今夜蘭皋。奈云溶溶，風淡淡，雨瀟瀟。　　銀字笙調。心字香燒。料芳悰、乍整還凋。待將春恨，都付春潮。過窈娘堤，秋娘渡，泰娘橋。

實際上，這首不過是前首《一剪梅》的擴大與補充。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現其這方面的審美體驗，正說明其感觸的強烈、深沉和不能自已。

在長期浪跡江湖的過程中，詞人的遭遇并不完全像《一剪梅》和《行香子》所寫得那么順暢：“昨宵谷水，今晚蘭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有時旅途中會遇到難以想象的困難。如《梅花引·荊溪阻雪》所寫：

白鷗問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時、何事鎖眉頭。風拍小簾燈暈舞，對閑影，冷清清，憶舊游。　　舊游舊游今在否。花外樓。柳下舟。夢也夢也，夢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黃云、濕透木綿裘。都道無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下雪對水上行舟來說雖然還構不成嚴重的交通隱患，但至少能導致交通阻塞。“阻雪”對任何旅客來說都是一種痛苦，詞人被滯留在荊溪自然也不例外；但他寫起來卻顯得輕松而又幽默。開頭不是直抒，而是用“白鷗”提問的方式把問題巧妙地提出來，讓作者回答。這問題遠離作者的本意，因為作者既非“身留”，也非“心留”。特別是白鷗的“心若留時、何事鎖眉頭”一句，問得詞人哭笑不得，頗有點戲劇中的“誤會法”之效。所以詞人并沒有直接作答，而是把筆鋒一轉，用“風拍小簾燈暈舞”這一極富詩情亦極富生活氣息的寫景名句，把問題引開，緊接著又用“對閑影，冷清清，憶舊游”三句來補充。這種應對不是比直接回答更聰明靈巧么？下片，看似與開頭白鷗的提問無關，其實，句句都在回答“身留”，還是“心留”的問題。從“舊游舊游今在否”開始，詞人的心早已飛出舟外，飛到昔日的“花外樓”與“柳下舟”中去了。不僅如此，詞人甚至連做夢都要離開這個地方，并因“夢不到”而無限悵惘。此時此際，再加之以“漠漠黃云、濕透木綿裘”的體膚上的寒冷難耐，詞人思歸之切已可想而知。結拍再作跌宕，在“都道無人愁似我”的時刻，詞人卻異想天開地想道：“有梅花，似我愁。”提起而又能放下，沉重的憂愁突然減輕了，因為有梅花分擔了。竹山詞往往就是這樣，在關鍵的一刻，用詼諧而幽默的口吻，使精神得以超脫。

羈旅他鄉，免不了思歸念遠。這類作品在竹山詞中還有許多。如《虞美人·梳樓》：

絲絲楊柳絲絲雨。春在溟濛處。樓兒忒小不藏愁。幾度和云飛去、覓歸舟。　　天憐客子鄉關遠。借與花消遣。海棠紅近綠闌干。才卷朱簾卻又、晚風寒。

即景生情，緣情入景，情景相副。況周頤評上片后二句說：“較‘天際識歸舟’更進一層。”（《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530頁。另外一些詞則激壯蒼涼，情辭凄峭。如《一剪梅·宿龍游朱氏樓》：

小巧樓臺眼界寬。朝卷簾看。暮卷簾看。故鄉一望一心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　　天不教人客夢安。昨夜春寒。今夜春寒。梨花月底兩眉攢。敲遍闌干。拍遍闌干。

詞人之所以離鄉背井，作客他鄉，既非負笈游學，也非仕宦遷謫，而是兵后逃難和國破家亡造成的。因之，詞中的望鄉便含有故國之思在內。所以結拍才有“敲遍闌干。拍遍闌干”“無人會，登臨意”的感觸。

就這樣，蔣捷用他的詞筆譜寫了南宋滅亡后的愛國流浪者之歌。《竹山詞》就是流浪者之歌的總集。讀蔣捷的詞，容易使人聯想到抗日戰爭時期《松花江上》之類的作品。

蔣捷在流浪中度過了他的后半生。《虞美人·聽雨》一詞，可以算作他一生的總結：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云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這首詞抓住“聽雨”這一細節，通過三個“聽雨”的不同地點，形象地刻畫出從少年到暮年的經歷與變化。頭兩句寫“少年”時期，雖然“歌樓”上也能聽雨，但是否認真“聽雨”，頗值得懷疑。因為一有“歌”聲，二有“紅燭”，三有“羅帳”。故此，首二句實寫南宋滅亡前詞人無憂無慮的生活。“壯年聽雨客舟中”，場景有了變化。《禮記·曲禮上》說：“三十曰壯。” 《禮記》，中華書局編輯部編[0]《漢魏古注十三經》上冊，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頁。作者三十，正值南宋滅亡時期。“歌樓上”的歡樂結束了，流浪開始了。作者以舟為家，四處漂泊。“江闊云低、斷雁叫西風”的凄厲畫面，正是作者經歷宋亡與逃難的形象寫照。下片寫“而今”，占全詞的二分之一篇幅，突出了年老后仍寄居“僧廬”的凄慘境遇，其中字字句句皆揉進了作者的血淚。結尾含蓄蘊藉，余韻無窮。那點點滴滴，是雨水，還是淚水？敲擊著讀者的心坎。

值得指出的是，詞人并未被國亡家破的悲痛完全壓倒。竹山詞里還反映了作者的樂觀精神與多向開拓的審美情趣。如《霜天曉角》：

人影窗紗。是誰來折花。折則從他折去，知折去、向誰家。　　檐牙。枝最佳。折時高折些。說與折花人道，須插向、鬢邊斜。

詞人從室內透過窗紗發現有人來折花了，首先想到的是“是誰來折花。”但繼而發現是一位青春少女，鮮花配美女，不正適得其所么？故而筆鋒一轉：“折則從他折去。”不僅如此，為了成全此好事，詞人忽然叮囑地說：“靠近屋檐的那枝最美，你最好往高處去折，不過折下來以后，一定斜斜地插在兩鬢喲！”通過這首詞，可以窺出詞人的生活熱情與內心世界的另一側面。

詞人還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小鏡頭，從小鏡頭里提煉生活之美。如《昭君怨·賣花人》：

擔子挑春雖小。白白紅紅都好。賣過巷東家。巷西家。

簾外一聲聲叫。簾里鴉鬟入報。問道買梅花。買桃花。

其實，這不過是一曲春天的贊歌。但作者并不直接著筆于春天，而是通過賣花人挑花的“擔子”，走街串巷，把春的顏色與溫馨送到千家萬戶。同時又從“鴉（丫）鬟”的“入報”與提問，展示出少女們對春天的熱愛與歡迎。作者把春天和人糅合在一起來寫，不僅寫出了新春之美，同時還揭示出：春天就在人們心中。一個對新春充滿激情，對青春充滿激情，對人生充滿激情的詞人，他對祖國的熱愛又怎能消歇呢！唯其如此，所以竹山詞中某些小鏡頭的作品，有時也涵蘊著深刻的寓意。如《燕歸梁·風蓮》：

我夢唐宮春晝遲。正舞到、曳裾時。翠云隊仗絳霞衣。慢騰騰、手雙垂。　　忽然急鼓催將起，似彩鳳，亂驚飛。夢回不見萬瓊妃。見荷花、被風吹。

此詞的特點之一，是構思新穎。作者通過夢境把“風蓮”的動作與“霓裳羽衣舞”優美舞姿聯系起來。由于從夢境入筆，拓寬了想象的廣闊天地，作者可以無遮攔地進入唐宮，跟唐明皇一起欣賞楊貴妃的舞姿，還可以選擇任何場景與任何一個片斷來引申發揮。詞的結構巧妙。作者借“風蓮”比喻舞蹈動作，但并不說破，而是在進入夢境后直寫散序、中序、曲破三個舞蹈組成部分（“曳裾時”，乃“霓裳羽衣舞”拍序亦即中序以后始有的舞態），最后是以景結情，通過“夢回不見萬瓊妃。見荷花、被風吹”三句扣題，點出“風蓮”二字。這種新穎的結構，打破了平鋪直敘與先景后情的傳統手法，節省了許多筆墨。此詞特點之二是寄托深隱。表面看，此詞不過是把“被風吹”的荷花與美女的舞姿聯系在一起而已。但因直寫“唐宮”與“霓裳羽衣舞”的具體動作，人們會很自然地聯想到楊玉環。特別是“忽然急鼓催將起，似彩鳳，亂驚飛”三句，跟白居易《長恨歌》中“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意境十分相似，這就把唐玄宗“重色”誤國引起“安史之亂”與宋王朝荒淫誤國遭致國家敗亡的現實聯系起來了。小小詠“風蓮”之作，卻涵蘊深刻寓意，同時這寓意又較其他作品中的更為深隱。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蔣捷在他的94首詞里，比較廣泛地接觸到當時社會大變動中的各個生活層面，抒寫了他的荊棘銅駝之憾與黍離麥秀之悲。既有宏大的歷史概括，又有奇妙的微細精雕，而這一切又都與國家敗亡、個人流浪的生活結合在一起。竹山詞從遺民流浪者這一特殊視界觀察、體驗與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與心理情緒，為后人提供了正史無法反映的另一審美藝術境界。

與此相關，竹山詞也必然要有風格多樣的特點，因為只有風格多樣才能準確把握遺民流浪者的所見所聞與所感。作者找到了恰當地反映其審美體驗的手段與方式，飄逸似東坡，豪宕近稼軒，峻峭親白石，秾艷學夢窗，駿灑摹易安，典雅擬清真，在廣采博收，轉益多師的基礎上，終于形成柔麗典雅，奇異尖新的自家風格。竹山詞的另一藝術特點便是想象豐富，構思新穎，語言洗練縝密，刻畫纖艷，通俗明快，自然淺近。如前引《賀新郎·吳江》與《賀新郎》（“夢冷黃金屋”）的想象之新奇，《梅花引·荊溪阻雪》《虞美人·聽雨》與《燕歸梁·風蓮》的構思之精妙，《一剪梅·舟過吳江》《昭君怨·賣花人》與《霜天曉角》的語言之通俗洗練、流麗暢達，均有自家風味。竹山詞中又多警句，僅陳廷焯指出的即有：“竹幾一燈人做夢”（《賀新郎》）“月有微黃籬無影”（同上）等句（《白雨齋詞話》）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95頁。。此外，如“風拍小簾燈暈舞”（《梅花引》），“浪遠微聽葭葉響，雨殘細數梧梢滴”（《滿江紅》“秋本無愁”），以及“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一剪梅》）等，均堪稱警句或名句。

在宋末元初遺民詞人群中，蔣捷獨來獨往，卓然自成一家。由于時代、處境以及性格等各方面因素，蔣捷雖然執意效仿稼軒詞，但因河山破碎，復國無望，其作品已不可能像稼軒詞那樣雄豪，而是在豪宕中蘊含著沉郁悒惋。雖然竹山詞與劉辰翁有近似之處，但又不像劉辰翁那樣激越蒼涼。竹山詞也有周邦彥、姜夔、吳文英詞那種典雅、飄逸、密麗的特點，但卻更多一層憤慨悲愴。所以，后人對蔣捷的評論頗多歧異。明代毛晉評曰：竹山詞“語語纖巧”“字字妍倩”。（《竹山詞跋》） 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頁。《四庫全書總目》認為蔣捷“其詞煉字精深，調音諧暢，為倚聲家之矩矱。” ［清］永瑢 等：《四庫全書總目》下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822頁。劉熙載說：“蔣竹山詞未極流動自然，然洗練縝密，語多創獲。其志視梅溪較貞，其思視夢窗較清。劉文房（長卿）為五言長城，竹山其亦長短句之長城與！”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頁。陳廷焯對蔣捷的評價極低：“劉改之、蔣竹山，皆學稼軒者，然僅得稼軒糟粕，既不沉郁，又多支蔓。詞之衰，劉、蔣為之也。”又說：“竹山詞，外強中干。”（均見《白雨齋詞話》卷一）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94頁。然陳廷焯對蔣捷的評價殊多矛盾抵牾之處，如其《云韶集》便說“竹山詞亦是效法姜堯章，而奇警雄快非白石所能縛者。竹山詞勁氣直前，老橫無匹。” 轉引自［清］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上冊，齊魯書社1983年版，第113頁注［二］。馮煦不同意《四庫全書總目》謂竹山詞為堪為“倚聲家之矩矱”的評價，認為竹山詞集中“實多有可議者。”（《蒿庵論詞》）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596頁。細按蔣捷全詞，謂其為“長短句之長城”似略有過譽，但“僅得稼軒糟粕”與“詞之衰，劉、蔣為之也”之說，則更不合實際。因為后面這些評語只持其一端，而未窺全豹。實際的情況是：雖然蔣捷不可能與蘇、辛、姜、吳比肩，但以其獨創的藝術成就，仍可在宋遺民詞人中占有一個重要的位置。

蔣捷詞風不僅直接影響了清初的陳維崧，而且還影響到陽羨派的其他詞人，如史惟圓。曹貞吉在《摸魚兒·寄贈史云臣》一詞中說：“繞荊溪、數間茅屋，竹山舊日曾住。”同時蔣捷還影響到前期浙派詞家李符等。歷史上蔣捷與周密、王沂孫、張炎被并稱為“宋末四大家”，是當之無愧的。

三、文天祥（含鄧剡、王清惠）、徐君寶妻、汪元量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進士第一。度宗朝累遷直學士院，知贛州，又為湖南提刑。德祐元年（1275）元兵進攻臨安，天祥毀家紓難，起兵入衛，除右丞相兼樞密使。翌年奉使元營被拘，后逃脫入真州、溫州等地，聚兵抗元。拜右丞相，以都督出江西。他抵御元兵，轉戰浙江、福建、江西各地。帝昺祥興元年（1278）加少保、信國公。是年十二月在潮州（今廣東潮安）兵敗被俘，押送燕京。在四年的拘囚中，敵人百般誘降，多方折磨，終以不屈而殉節于柴市，年47歲。有《文山樂府》，存詞八首。

文天祥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愛國詩人和詞人。雖然他存詞甚少，又多屬在戰斗與被拘囚過程中寫成，但卻充分表現出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和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

文天祥最著名的幾首詞，是被俘后北行囚建康（今南京）驛中所寫。其《酹江月》（“水天空闊”）一詞，因刻本不同（一是明嘉靖三十一年鄢懋卿刻本，一是清雍正三年文天祥十四世孫文有煥家刻本。在家刻本中這首詞題作“驛中言別”，題下小字旁注“友人作”三字。鄢刻本把“驛中言別”四字與“友人”相連，并脫其“作”字，即“驛中言別友人”），所以對這首詞的著作權產生了爭論。據“家刻本”者，認為此詞非文天祥之作，而據“鄢刻本”者，則認為此詞的著作權應屬文天祥。明陳耀文《花草粹編》、清朱彝尊《詞綜》、張宗橚《詞林紀事》、沈辰垣等《歷代詩余》、江標刻《文山樂府》、陳廷焯《詞則》、梁令嫻《藝蘅館詞選》、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以及胡云翼《宋詞選》等，均作文天祥作品選錄。現經唐圭璋、黃蘭波等人考證，認為這首《酹江月》（“水天空闊”）為鄧剡所作。 唐圭璋：《文天祥〈念奴嬌〉詞辨偽》，《詞學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此文原載于《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256期，1959年4月），第626～628頁；黃蘭波：《文天祥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124頁。茲將兩首《酹江月》詞并錄于下。先看文天祥《酹江月·和》：

乾坤能大，算蛟龍、元不是池中物。風雨牢愁無著處，那更寒蟲四壁。橫槊題詩，登樓作賦，萬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來還有英杰。　　堪笑一葉漂零，重來淮水，正涼風新發。鏡里朱顏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去去龍沙，江山回首，一線青如發。故人應念，杜鵑枝上殘月。

“和”，即和鄧剡《酹江月》（“水天空闊”）。鄧剡是文天祥同鄉，字光薦，號中齋。一說名光薦，字中甫，景定三年（1262）進士。臨安失陷后入閩，帝昺祥興時（1278）任厓山行朝禮部侍郎。厓山兵敗，投海殉國，為元兵救起并俘獲。元兵將鄧剡和文天祥囚禁在一起，從廣東至金陵同行數月，互有唱和。至金陵，鄧以病留金陵天慶觀，得免北行。臨別時鄧寫《送行》詩及《酹江月·驛中言別》（“水天空闊”）。文天祥寫此詞和答。詞中描寫了自己被俘后的囚徒生活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感慨。他不但自己寧死不屈，而且深信未來將有更多豪杰之士起來繼續斗爭。一起四句雖寫囚徒生活，并以“池”來象征囚室。但因所囚之人卻都是南宋抗元精英（包括他本人在內），所以用“蛟龍”二字來加以形容，其中暗含期待，即盼望有朝一日能沖出牢籠去乘云布雨。“風雨”“寒蟲”用以烘托囚徒生活的孤獨、凄涼與苦痛。“橫槊題詩”三句用曹操、王粲有關典故，從文治武功兩方面寫自己抱負之不凡，敢于承擔整頓乾坤，定亂扶衰，恢復宋室，統一中國的重任。然而如今被俘，身不由己，壯志難申，崇高理想竟變成“空中”飛“雪”。歇拍，“江流如此，方來還有英杰”二句，寄希望于未來，堅信愛國事業后繼有人，“英杰”之士是殺不盡，斬不絕的。絕滅中透出一線光明。下片換頭承上。作者意識到自己已是寒秋中的一片落葉，對宋室的復興已無能為力，在此特殊時代并以囚徒這一特殊身份“重來淮水”，作者怎能不感慨萬千？所以，下面“鏡里”二句重申：盡管自己已因囚禁生活而“朱顏”“變盡”，甚至會為國捐生，但胸中那顆報國赤心是永遠不會被消滅的。“丹心難滅”與作者《過零丁洋》詩中“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是光照千古的名句。“去去龍沙”三句，寫詞人北去，心終南向，對故國江山無限依戀。最后，作者向友人表示：當你再度聽到杜鵑面對殘月在枝上作帶血的哀啼之時，那就是我死后的魂魄變成杜鵑回到南方了。這種思想情感，反復在當時其他作品中出現，如作者同時所寫的《金陵驛》詩便有“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這首詞通過生死這一重大矛盾沖突，逐次展示出一個愛國者崇高的精神境界，千百年后的讀者仍可從中獲得思想上的教益與品格上的熏陶。

鄧剡的《酹江月·驛中言別》同樣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水天空闊，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里，忍見荒城頹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氣，斗牛空認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萬里，屬扁舟齊發。正為鷗盟留醉眼，細看濤生云滅。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沖冠發。伴人無寐，秦淮應是孤月。

上片寫南宋破敗，亡國滅家，并借“銅雀春情，金人秋淚”二典寫江山易主之悲。面對這無力回天的時局，文天祥卻起而“雪恨”，堪稱當世“奇杰”。然而，“堂堂劍氣”，最后終于落“空”，并以文天祥被俘而宣告“雪恨”行動的結束。今后，“此恨憑誰雪”？下片回敘文天祥抗元斗爭的歷程以及今后的期望。換頭三句以簡短的語言敘述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在鎮江逃脫元軍的監視，歷盡艱辛，泛海至溫州，旋入福建舉義兵抗元。“正為鷗盟”二句，自述為了能看到文天祥再次逃脫元軍的囚禁，施展雄圖偉抱，才“醉眼”生活下去。“睨柱”三句，用藺相如持璧睨柱，氣吞秦王與死諸葛嚇走活仲達的典故，期望文天祥再展雄威，回天復國。結拍二句惜別。“孤月”寫自己因病留下就醫，而文天祥卻繼續北上了。陳廷焯在《詞則·放歌集》中評此詞說：“悲壯雄麗，并無叫囂氣息。”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596頁。《詞林紀事》卷十四引陳子龍評此詞說：“氣沖斗牛，無一毫委靡之色。” ［清］張宗編，楊寶霖補正：《詞林紀事·詞林紀事補正合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頁。這些評語也恰好可用以評前首文天祥“和”詞。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春，元軍破臨安。三月，宋恭帝及全太后等人被擄北上。原宋度宗宮中女官王昭儀名清惠者，亦在其中。她一路上備嘗亡國之痛，思今憶昔，感慨無已，在路過北宋汴京夷山驛時，題了一首《滿江紅》。詞曰：

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里，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云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客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問嫦娥、于我肯從容，同圓缺。

此詞起句極妙，且富深意。“太液池”，雖為唐時長安宮內之御池，但也泛指北宋汴京宮苑水池。如前引王沂孫《眉嫵》“太液池猶在，凄涼處、何人重賦清景”，即用宋太祖趙匡胤命盧多遜所賦詩意（“太液池邊看月時”）。王清惠用此，既切汴京驛地，又暗指北宋與南宋的滅亡。“芙蓉”既指季節，又暗指所有北上嬪妃（白居易《長恨歌》中即有“芙蓉如面柳如眉”，又有“太液芙蓉未央柳”之句）。“曾記得”以下五句，是對過去宮中生活的回憶：“春風雨露”是何等幸運！“玉樓金闕”是何等繁華！而“名播蘭簪妃后里，暈潮蓮臉君王側”又是何等得意！然而，“忽一聲、鼙鼓揭天來”，王清惠以及“妃后”的好夢突然被驚破，過往的一切轉眼成空，“繁華歇”。下片寫北上時的痛感與期望，句中洋溢著愛國深情。“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是詞中的主題句，表達出所有痛傷亡國的南宋臣民百姓的共同心聲。“客館夜驚塵土夢”二句，寫北上途中的艱辛與恐懼。結拍“問嫦娥、于我肯從容，同圓缺”三句，乃是王清惠的期望，她期望像嫦娥一樣能飛身上天，脫離元人的囚擄，共同分享月亮的圓缺。這三句以深隱的口吻，表達了她全節以終的志愿。正因為如此，當王清惠被擄到達大都時，便自請為女道士，號沖華，實現了她的愿望。

當這首詞傳誦到金陵時，文天祥認為“惜末句少商量。”（《文山先生集》卷十四）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358頁。他的意思大概覺得“問嫦娥、于我肯從容，同圓缺”三句語氣委婉，似有隨遇而安之意，立場欠鮮明，態度不夠堅決。于是他和了一首《滿江紅》，序曰：“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庶幾后山妾薄命之意。”“后山”即北宋詩人陳師道。陳師道曾受到曾鞏（南豐）的特殊知賞，曾鞏死后，陳師道作《妾薄命》二首，自注曰：“為曾南豐作。”其第一首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其第二首又有“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之句。 傅璇琮 等：《全宋詩》第19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 632頁。陳師道《妾薄命》表現了對他的老師曾鞏的無限忠誠，誓不改從他師。文天祥這首詞即仿此，用王夫人口氣表示對故國的堅貞與決不他從的堅定意志。全詞如下：

燕子樓中，又挨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　　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燕子樓”，用唐張建封在徐州筑燕子樓以居愛妾關盼盼事。后建封死，盼盼居樓中十五年后絕食“殉節”。這里用王清惠口吻自比。“相思處”以下兩句，寫過去樓中的幸遇有如美人乘鸞飛上仙闕一般，暗喻作者年輕時狀元及第的得意時期。“肌玉暗消”四句雖仍沿張建封死敘寫，實則寫自身被囚后的痛苦遭遇。換頭用高臺曲池的變易，將宋王朝的覆滅形象化。“向南陽阡上”以下四句寫盼盼對故主的忠貞不渝。“南陽阡”即墓道，是陳師道《妾薄命》中“相送南陌阡”“有淚當徹泉”諸句的化用。“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月分明”是詞中主題句，表現出時代地覆天翻的劇變中作者對故國的精忠不二。歇拍用陳后主妹昌樂公主“破鏡重圓”故事。昌樂公主妻徐德言，時陳政方亂，德言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乃破一鏡，各執其半，以為他日相見時的信物，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其妻入越公楊素家。德言以正月望日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德言出其半合之，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其妻得詩，涕泣不食。楊素知之，即召德言，還其妻。“菱花”即鏡子，“缺”，破損。對結拍兩句，文天祥用一“笑”字予以否定，因為昌樂公主畢竟成為新貴而風流一段，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破鏡是不能重圓的。語氣緩和，但態度明確而又堅定，通過女子口吻表達出作者堅貞不二的民族氣節。

另首《滿江紅·代王夫人作》，是前首的姊妹篇，表達了同樣的民族氣節：

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　　彩云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秋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甌缺。

一起用漢武帝時嫁細君公主于烏孫王故事，因遠道寂寞，彈琵琶作精神安慰。接三句用牡丹名貴花種“姚黃”代指王夫人，因其被擄北上，遠離臨安，故曰“移根仙闕。”“王母”兩句，用西王母瑤池美宴已經結束象征南宋滅亡，并用金銅仙人辭漢喻后妃北上。歇拍用唐玄宗入蜀后，于行宮中聽雨打檐鈴之聲（包括玄宗譜《雨淋鈴》曲）而痛傷時事，寫自己北上內心“最苦”之情。下片換頭寫美好生活的毀滅，又用“銅駝荊棘”狀南宋滅亡。“想男兒”以下用唐張巡抗安祿山叛亂，以至“每戰眥裂，嚼齒皆碎” ［后晉］劉昫 等：《舊唐書》第15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901頁。來表達自己對敵人的忿恨和決心。“回首”兩句，用王夫人語氣，并以漢代昭陽宮與曹操銅雀臺代指南宋宮苑的荒涼冷落。結尾表示王夫人自己卻不愿像宋王朝（“天家”）那樣國土（“金甌”）破碎，而要全節以終。

以上兩首詞既補足了王清惠原作中之不足，又充分反映了文天祥自己“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品格。其實，他的這種氣節與決心早在《沁園春·題潮陽張、許二公廟》一詞中，就已有正面表達。本來唐抗拒安史之亂的愛國將領張巡、許遠是在睢陽（今河南商丘）死守死拼，屏障江淮，才使唐得以中興的。韓愈在《張中丞傳后敘》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后韓愈因諫迎佛骨而被貶為潮州刺史，在潮州政績卓著。潮人思韓，乃建書院、廟祀，皆以韓命名。又因韓愈激賞張、許并為之作傳，當地百姓由此又為張巡、許遠立廟表示尊敬。廟建于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位于東山山麓。帝昺祥興元年（1278）十一月至十二月，文天祥駐兵潮陽，曾謁雙廟，乃題此詞。全文如下：

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后來者，無二公之操，百煉之鋼。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儀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商量。

這首《沁園春》，名為“題潮陽張、許二公廟”，實際上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自白書，也是對賣國投降派的一紙討伐檄文。“留取聲名萬古香”，與“只有丹心難滅”“留取丹心照汗青”，發自同一個七尺之軀的血性男兒內心深處。“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兩句，喊出了有志之士的獻身精神與責任感。當南宋王朝命在旦夕之際，有此大聲鏜鞳之響，確乎可收振聾發聵與警頑立懦之功效。千百年后讀之，仍感其有金石之音，風云之氣。文天祥實現了他的諾言。當他就義于柴市之時，他衣帶里還寫有：“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見《宋史》本傳） 《宋史》第36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 540頁。

文天祥存詞不多，但風格多樣，前幾首委婉曲折但仍有豪氣行乎其間。后一首融詠史、抒情、議論于一體，但仍不失深美閎約（特別是思想美、心靈美與人格美）的本色。所以劉熙載在《藝概》中說：“文文山詞，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不知者以為變聲，其實乃變之正也。故詞當合其人之境地以觀之。”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3頁。他這段話實即傳統“知人論世”說得具體發揮。對南宋詞多有貶斥的王國維也說：“文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圣與、叔夏、公謹諸公之上。”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262頁。從思想境界與豪放詞的發揚深化而言，他的這一評語是中肯的，因為面對南宋絕滅的現實，面對自身被毀滅的威脅，文天祥始終不曾忘記自己的誓言與宋丞相所擔承的重大使命，在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的形勢下，仍在堅持抗爭與呼號，表現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無畏精神。這種精神從諸葛亮開始，到文天祥又有新的發展，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反映在詞史中，都是極其可貴的。

如果說文天祥是以宋丞相的身份慷慨就義，因而代表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尊嚴的話，那么千千萬萬百姓的誓死不屈正是他賴以抗爭到底的社會基礎和精神力量。這種誓死不屈的民族氣節和尊嚴，在平民百姓中也多有發揚，徐君寶妻便是其中光輝的一例。

徐君寶妻某氏，其夫岳州人。據明陶宗儀《輟耕錄》載：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湖南岳陽、平江一帶）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后乃為君婦不遲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諾。即嚴妝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0頁。書中所載，并不單是一個女人的死節，而是在地覆天翻的社會大變動中一個民族的節志的弘揚。這從徐君寶妻題壁的《滿庭芳》詞中，即可充分反映出來。其詞如下：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載，典章人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鑒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后，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此詞開篇極有氣魄。作者是將一己之生死去留這一問題放在廣延的歷史時空中來考慮的。“漢上”“江南”兩句從空間著筆，泛指南宋。“宣政風流”從時間著筆：“宣”，指宣和；“政”，指政和，均為北宋徽宗年號。當時金兵尚未南侵，保持表面繁榮。“綠窗珠戶”二句，具體寫宋室南渡后繼續保持發揚了北宋的“繁華”與“風流”。從“一旦刀兵齊舉”開始，詞筆陡然轉折，對元兵南侵將文明故國一掃而空的現實作形象描畫。換頭三句，結上啟下，從有宋三百年的歷史文化背景中來思考此一時代大悲劇，并在此大背景中決定生死去留。考慮到自身沒有像南宋君臣宮妃那樣被擄北上，已夠幸運了。但與原夫破鏡重圓，已是不可能的空想。在此國破家亡，夫妻離散，只身被擄，元軍施暴而又無力抗拒的現實面前，作者選擇的是用生命來維護民族的尊嚴與女性的尊嚴。結拍“從今后，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三句，與文天祥“故人應念，杜鵑枝上殘月”，有異曲同工之妙。

隨從被擄皇帝宮妃北上，在元大都與文天祥有過面晤的詞人是汪元量。

汪元量（1245？—1323？ 程亦軍：《關于汪元量的生平和評價》，《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4輯（中青年專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字大有，號水云，錢塘（今杭州）人。度宗時以善鼓琴侍奉謝太后、王昭儀（清惠），給事宮禁。1276年元兵攻陷臨安，擄恭帝、太皇太后謝氏、太后全氏以及諸宮妃北去，汪元量隨行至大都（今北京），并多次面晤文天祥于囚所。文天祥就義，汪元量作《浮丘道人招魂歌》以示哀悼。后隨宋恭帝赴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居延（今甘肅居延海附近）、天山（即祁連山）等地，越年返大都。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遣使代祀五岳，汪元量被命使者，疑此前汪元量即被命為翰林學士（參見王國維《書宋舊宮人詩詞湖山類稿水云集后》，見《觀堂集林》卷二十一）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4冊，中華書局1961年影印版，第1060～1061頁。。至元二十五年（1288）上書乞允黃冠南歸。南歸后遍游吳、越、贛、湘等地。至元三十一年（1294）于杭州西湖豐樂橋筑小樓為湖山隱處。卒年不可詳考。

關于汪元量仕元曾有兩種不同見解。一以為仕元即降元，不得目為南宋遺民；一以為汪元量仕元有“以元官為掩護”之目的，其“用心”在“有便于周旋”于北上宋室后妃之間，“乃愛國主義之具體表現。” 孔凡禮：《汪元量事跡紀年》，《增訂湖山類稿》，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66～267頁。鑒于汪元量被擄北上，即使在元都被命翰林，亦非朝廷重臣，時間又短，與王沂孫情況略近。況其晚年詩詞洋溢著故國之思，似仍以遺民視之為妥。有《水云詞》，存詞52首。

汪元量存詩480首，是宋末元初重要詩人，其詞遠不及其詩為多，但也反映了時代的劇變，藝術上也頗有獨到之處。

汪元量詞應以1276年臨安失陷前后為界，分為兩個階段。臨安失陷前，作為宮廷琴師，其作品多以宮廷生活為題材，祝壽頌圣，賞花吟鳥，詠舞聽琴占相當篇幅。如《漢宮春·春苑賞牡丹》之“別有一枝仙種，更同心并蒂，來奉君筵”；《玉樓春·賦雙頭牡丹》之“碧紗窗下修花譜。交頸鴛鴦嬌欲語”；以及《鶯啼序·宮中新進黃鶯》《失調名·宮人鼓瑟奏霓裳曲》等。雖然從中可以窺知宮廷腐朽生活的某些片斷，但因其地位之局限，不可能有針對性地進行批判；至于對宮廷的腐朽豪奢造成南宋敗亡，更不可能有所針砭諷喻了。對此，可不必苛求。

從1276年正月元軍兵臨臨安城下開始，面對南宋敗亡的現實，汪元量再也無法歌頌升平、粉飾太平了。這年正月十五日，過了一個恐怖陰森的上元之夜后，他寫下了《傳言玉女·錢塘元夕》，標志他詞風轉變的開始。詞曰：

一片風流，今夕與誰同樂。月臺花館，慨塵埃漠漠。豪華蕩盡，只有青山如洛。錢塘依舊，潮生潮落。　　萬點燈光，羞照舞鈿歌箔。玉梅消瘦，恨東皇命薄。昭君淚流，手捻琵琶弦索。離愁聊寄，畫樓哀角。

這首詞反映了當時南宋宮廷中凄楚惶恐的氣氛。開頭寫到，按傳統慣例，宮廷中也要在上元之夜張燈結彩，與民同樂。如今雖已有所布置，但大兵壓境，城破在即，人心惶惶，到底“與誰同樂”呢？“月臺”以下四句寫宮廷中的殿堂館榭，都被鐵騎馳騁揚起的塵灰布滿，昔日的繁華已無蹤影，只有不改的青山仍然如舊。“豪華”二句，用唐許渾《金陵懷古》“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詩意。歇拍兩句從宮廷展向苑外，寫社會面臨巨大變動，而錢塘江潮水卻依然故我，其漲落不受人世的影響。以無情物反襯有情人生，倍加凄楚。下片轉寫宮中燈火，賦無情物為有情之種，此時此刻這萬點燈光也羞于映照過往的歌筵舞席了。暗示宮中早已停歌罷舞，一片凄涼。“玉梅消瘦”句以“玉梅”喻宮中嬪妃：由于宋王朝已面臨敗亡，宮中婦女的命運已失去任何庇護。“昭君”兩句已預感皇室宮嬪要被擄北上。這末日來臨的“離愁”，與平日大有不同，但又難盡述，所可能者只有通過戍樓畫角之聲，來傳達亡國之悲了。

不久，元軍入城，三月便盡擄宋恭帝及皇室宮妃北上，汪元量隨行。當這三千人群路過常州時，汪元量寫下了《洞仙歌》，序曰“毗陵趙府，兵后僧多占作佛屋。”詞曰：

西園春暮。亂草迷行路。風卷殘花墮紅雨。念舊巢燕子，飛傍誰家，斜陽外、長笛一聲今古。　　繁華流水去。舞歇歌沉，忍見遺鈿種香土。漸橘樹方生，桑枝才長，都付與、沙門為主。便關防、不放貴游來，又突兀梯空，梵王宮宇。

這首詞通過趙府園林屋宇的荒蕪破敗，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宋滅亡后社會的大變動。原來的“趙府”，如今已成為兵后劫灰，受元朝尊崇的佛教僧侶竟趁火打劫，快速進駐。連舊時的燕子也不知飛往誰家。此刻，夕陽西下，遠處傳來凄厲的笛聲，不由得使人產生今古興亡之嘆。換頭不斷曲意，從繁華到衰敗，用歌舞消失、貴婦首飾被葬入糞土等細節加以烘托。而“橘樹”“芳枝”卻不曾有易主換代的感覺，正不違時節地為“沙門”“生”“長”。結拍寫此時處于戒嚴期，“關防”守兵連“貴游”之客也不肯放過來游府，所以這里只不過是人去樓空的偌大一座佛寺而已。感時傷事之情見于言外。

當作者途經揚州時，又借古慨今寫下《六州歌頭·江都》：

綠蕪城上，懷古恨依依。淮山碎。江波逝。昔人非。今人悲。惆悵隋天子。錦帆里。環朱履。叢香綺。展旌旗。蕩漣漪。擊鼓撾金，擁瓊璈玉吹。恣意游嬉。斜日暉暉。亂鶯啼。

銷魂此際。君臣醉。貔貅弊。事如飛。山河墜。煙塵起。風凄凄。雨霏霏。草木皆垂淚。家國棄。竟忘歸。笙歌地。歡娛地。盡荒畦。惟有當時皓月，依然掛、楊柳青枝。聽堤邊漁叟，一笛醉中吹。興廢誰知。

上片懷古。從淮山破碎，聯想到當年隋煬帝乘舟游江都時“恣意游嬉”的場面，以及由此引起的歷史惡果。下片通過詠史，揭示南宋重蹈覆轍：“山河墜。煙塵起”“笙歌地。歡娛地。盡荒畦。”人世滄桑，興廢翻覆，不斷循環，但是當年親眼看見江都興廢變化的皓月，依然按期高掛楊柳青枝之上。仿佛在傾聽隋堤邊釣叟漁翁醉后吹奏的笛曲，對人間興衰似乎一無所知。因《六州歌頭》“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文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良不與艷辭同科。”（程大昌《演繁露》） ［宋］程大昌：《演繁錄》，［清］永瑢、紀昀等修纂《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99～200頁。所以這首詞也接受了這一傳統，通過詠史慨嘆南宋的滅亡。作者利用繁音促節、亢爽激昂之聲來譜寫悲歌，聲情并茂，達到了和諧統一的境地，可與張孝祥、劉過等同調作品上下輝映。

汪元量伴同的皇室宮嬪中就有昭儀王清惠。在讀到王氏所作《滿江紅》時，汪元量也寫了一首《滿江紅·和王昭儀韻》：

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被午夜、漏聲催箭，曉光侵闕。花覆千宮鸞閣外，香浮九鼎龍樓側。恨黑風、吹雨濕霓裳，歌聲歇。　　人去后，書應絕。腸斷處，心難說。更那堪杜宇，滿山啼血。事去空流東汴水，愁來不見西湖月。有誰知、海上泣嬋娟，菱花缺。

據劉辰翁《湖山類稿序》，汪元量在臨安宮廷就與王清惠相熟識：“侍禁時，為太皇（理宗）、王昭儀鼓琴奉卮酒。” ［宋］汪元量撰，孔凡禮輯校：《增訂湖山類稿》，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5頁。被擄北上以及抵大都后，也有詩詞往還。汪元量黃冠南歸時，王清惠曾率舊宮嬪賦詩送別。此詞上片追憶往時宮中豪華生活，非人間所有，歇拍兩句用黑風吹雨喻元軍的殘暴與南宋滅亡。下片代王清惠立言，抒家書斷絕，愁腸百結的心情，并以杜鵑啼血象征亡國之恨。“東汴水”“西湖月”二句，屬對工整，筆墨凝練。通過此二句把填詞的汴地與昔日的西湖聯結起來，留下一廣闊空間讓讀者的想象去填充。結拍以“海上”指北方（《漢書·蘇武傳》：“徙武北海上無人處”） 《漢書》第8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463頁。，即皇室嬪妃送解之地。“泣”，指在悲苦處境為南宋山河破碎而盡灑酸辛之淚。本篇與文天祥兩首和詞略有不同。文辭目的在于強化民族氣節，而本篇卻在深化王清惠的故國之思。

當宋皇室嬪妃向北進發，處境十分狼狽之際，汪元量深有感慨地寫了一首《水龍吟·淮河舟中夜聞宮人琴聲》：

鼙鼓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駝背模糊，馬頭匼匝，朝朝暮暮。自都門燕別，龍艘錦纜，空載得、春歸去。　　目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涼酸楚。粉陣紅圍，夜深人靜，誰賓誰主。對漁燈一點，羈愁一搦，譜琴中語。

詞題是“淮河舟中夜聞宮人琴聲”，但詞中卻描寫了南宋滅亡的慘痛情景以及宋室被擄北上的全過程，抒發了他對故國的眷戀之情。上片寫南宋滅亡與君臣皇室被擄。首五句用白居易《長恨歌》詩句引出“玉啼金泣”的悲慘場面。“驚”字反映了當時從宮廷到下層百姓的普遍心理，使全篇皆籠罩于驚恐的氣氛之中。驚魂尚未安定，“苦”字又接踵而來。宮廷安定豪侈的生活已一去不返，剩下的只有駝背上的折磨，沒完沒了。“自都門燕別”以下，回頭對“此行良苦”再做補充。所謂“燕別”，只不過是一句空話。在“南人墮淚北人笑”（汪元量《錢塘歌》）的現實情勢下，人們哪里還有心思“燕別”？“空載得、春歸去”是虛實兼得、極富詩意的詞句。“空”，說明南宋王朝已失去所有一切，被“龍艘錦纜”載走的，只有春天這不屬于任何人并且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的季節。“春”，既是北行出發季節，又象征宋的滅亡。“歸去”二字，含蓄而有深意。下片寫北行途中的悲感。“目斷”二句寫對半壁河山的眷戀，但殘酷的現實是：“已非吾土”！既然國家滅亡，北上的命運只能是囚徒生活：“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涼酸楚。”“粉陣紅圍”三句，把“凄涼酸楚”的悲劇落實到北行舟中。太后、宮女，皇帝、侍臣，擁擠在狹窄的“龍艘錦纜”之內，同樣的俘虜生活，使他們之間很難區分出誰是帝王，誰是侍臣。“誰賓誰主”深刻揭示時代的巨變與等級的錯亂顛倒。結尾三句，寫宮女通過琴聲譜寫出一曲極其沉痛的“愁”字的挽歌。詞以舟行途中為重點，同時把舟行以前的“驚”悸與舟行以后的痛“苦”與深“愁”結合起來，反復加以描寫，這就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江山易主帶來的巨大而又具體的變化，形象地發抒了亡國哀痛。

作者借“龍艘錦纜”，把南宋末代君臣后妃、宮女放在一起。實際上，這“龍艘錦纜”只不過是一具囚籠，在這囚籠里，又怎能分清“誰賓誰主”？等級的錯亂與顛倒常常是歷史大變革時期的一個標志。汪元量在這首詞里客觀地觸及這一歷史規律與本質。這是其他詞人難以體驗到的。因此作者才能把“龍艘錦纜”視作囚籠，并讓這具囚籠載著150余年的南宋王朝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留下的只有深夜宮女彈奏出的一曲極其微弱的哀歌。

無獨有偶。歷史常常出現驚人的相似。這本書的開篇，是北宋亡國之君徽宗的北上，當這本書結束時，南宋皇室嬪妃又再度重蹈這一慘痛而屈辱的行程。歷史啊，在這貌似簡單的歷史現象的重復過程中，你告訴我們的是什么？伴同歷史腳步而放聲吟唱的長短句歌詞，你做出回答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