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史的高峰期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元遺山集》)從南宋詞壇轉型開始,詞便從原來只是淺斟低唱、剪紅刻翠的狹小范圍,走向抒寫國家滄桑巨變這一社會重大現實。詞史審美視界的轉換與北宋滅亡這一歷史悲劇密切相關。“靖康之變”對北宋王朝來說,實在是太大的不幸了;然而對于宋詞(主要是南宋詞)、對于詞人來說,又是不幸中之大幸。詞人借助這滄桑巨變,將詞推到抗金救國的前沿陣地,展現出詞這一新的詩體形式的巨大生命力與戰斗力,人們對詞這一“艷科”“小道”開始刮目相看了。從南宋開始,詞才真正爭得了與傳統詩歌分庭抗禮、并駕齊驅的位置,而這一位置的爭得,又與偉大詞人辛棄疾等的貢獻、與詞史高峰期的影響分不開。
當南渡詞人辛勤營造南宋詞壇的時候,一批在南渡以后出生的南宋詞人也逐漸走上詞壇,壯大了南渡詞人的聲勢,繼承了他們開創的愛國豪放詞風,填補了南渡詞人退出詞壇以后的空白。這些詞人雖然沒有經歷“靖康之變”與顛沛流離、四處逃竄的痛苦生活,但他們同樣接受傳統愛國思想的哺育,感受到祖國分裂的痛苦與屈膝事金的民族恥辱。所以,他們一登上詞壇,便接過南渡詞人沉重的歷史使命,繼續高舉抗金復國、重整河山的旗幟。他們全面繼承與發揚蘇軾,特別是南渡后詞壇日益高漲的愛國豪放詞風,揚長避短,使思想與藝術漸趨完美結合。同時還著意于豪放、婉約二者間的相互滲透,使之互補共存。在豪放詞質量提高的形勢下,婉約詞的創作也呈現出全新的面目。轉型后的南宋詞壇正向著詞史的高峰起飛,這也是繼南渡詞人群出現的后南渡詞人群(張孝祥、陸游等)所面臨的歷史任務。最終完成向詞史高峰飛躍、沖刺并到達峰巔的詞人,是在金人占領的北方起義反金并南渡的偉大詞人辛棄疾。圍繞辛棄疾并受辛詞影響的詞人也以自己的作品豐富了愛國豪放詞的創作,并擴大了其影響。本章將圍繞詞史高峰期相關詞人及重要問題展開論述。
張孝祥及其他豪放詞人
一、“駿發踔厲”“邁往凌云”的張孝祥
張孝祥(1132—1169),字安國,號于湖居士,歷陽烏江(今安徽和縣)人。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狀元及第,同年赴試的秦檜之子因此失去搶占頭名的機會,秦檜對此懷恨在心,并將其父張祁誣陷下獄,秦檜死后才得出獄。張孝祥歷任秘書正字、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起居舍人,經張浚推薦任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繼又代張浚為建康留守。他極力贊助張浚北伐,反對“隆興和議”,也因此受到投降派打擊而被免職。后任荊南知州、荊湖北路(今湖北西南部與湖南北部一帶)安撫使等職。
張孝祥與張元幹一樣,明確繼承蘇軾詞的傳統,以抒寫重大政治題材與反映愛國抗金思想而著稱于世。有《于湖詞》傳世,存詞224首。
蘇軾開創豪放詞風“一洗綺羅香澤之態”“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 胡寅:《酒邊集序》,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頁。“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 [宋]王灼:《碧雞漫志》,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 , 第85頁。影響可謂大矣。但細審北宋詞史,當時實無一人能羽翼蘇軾或繼承光大其所開創的傳統。即如位列“蘇門四學士”的秦觀,在詞的創作上走的也仍是“花間”、南唐的老路,受柳永的影響十分明顯,而與東坡詞判然有別。蘇軾以后,稱霸詞壇的是被推崇為“集大成”的周邦彥。李清照《詞論》中批判鋒芒的主要指向,便是寫“句讀不葺之詩”的蘇軾。這一觀點代表了當時詞壇的主要傾向。“靖康之變”以后,大批詞人倉皇南渡,在國破家亡、四處漂泊、無以為家的形勢下,他們寫下了許多愛國憂民的豪放詞,體現出詞風的轉變,使豪放詞風得到繼承發揚。但是,直到張孝祥的出現,才是自覺地、有意識地發揚蘇軾的傳統。這在當時的一些資料中有充分的反映。如謝堯仁(張孝祥門下士)在《張于湖先生集序》中說:“先生氣吞百代,而中猶未慊,蓋尚有凌轢坡仙之意。”序中敘述張孝祥帥長沙時曾自作《水車》詩,問謝堯仁:“此詩可及何人?”謝答,此詩雖很像東坡,然尚有一二分之差距。序文最后說:“是時,先生詩文與東坡相先后者已十之六七,而樂府之作,雖但得一時燕笑咳唾之頃,而先生之胸次筆力皆在焉。今人皆以為勝東坡,但先生當時意尚未能自肯。”又如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張于湖》條,說張孝祥“嘗慕東坡,每作詩文,必問門人:‘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 [宋]葉紹翁撰 沈錫麟 馮惠民:《四朝聞見錄》,中華書局1989年版, 第72頁。這兩則記載,不免使我們想到蘇軾當年在玉堂問幕士“我詞何如柳七”那段故事了。張孝祥天分極高,襟懷開曠又執意與東坡爭勝,如果他不是38歲棄世,在詞的創作方面一定會有新的開拓與超越。
張孝祥學習、繼承并發揚蘇詞傳統,成績顯著。其最為膾炙人口的一首便是《念奴嬌·過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鑒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 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發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浪空闊。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扣舷獨嘯 “嘯”《全宋詞》作“笑”,胡云翼:《宋詞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4頁。,不知今夕何夕。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張孝祥為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所在桂林),因受政敵讒害而被免職。他從桂林北歸,途經洞庭湖,即景生情,寫下這首名篇。這是一首寓情于景的抒懷之作,它以生動的筆墨,描繪中秋節前夕洞庭湖雄偉壯闊、晴明澄澈的幽遠畫面,抒發作者光明磊落、冰肝雪膽般純潔高尚的情操。上片寫湖上美景。開頭三句點地域與節候特點:這是一個接近中秋的、風平浪靜的洞庭湖(包括青草湖)之夜。“玉鑒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為詞中妙句,它形象地概括出洞庭湖浩瀚無涯、優美而又平靜的特點,襯托出作者泛舟湖上的樂趣,暗中逗引出詞人以大自然之主人而自得的心境。“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三句,既是湖上夜色的補充,又是詞人高尚人格的寫照,同時還深隱著作者對南宋小朝廷腐朽黑暗政治的不滿。“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其中含有多少難言的苦衷,但卻以虛帶實,含而不露,似合而起,自然引出下片。下片以“應”字領起,似承而轉,直抒坦蕩豪爽情懷。作者回憶“嶺海經年”的薄宦生涯,無論用什么尺度來衡量,終感問心無愧。“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正是潔身自好、純正無私的象征;這對讒害自己的政敵是一有力回擊。在結構上又與上片“表里俱澄澈”上下呼應。“短發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浪空闊”二句承上,進一層抒發郁積于胸的堂堂正氣:盡管屢遭讒害,險境環生,但自己依舊兩袖清風,穩操航向,安坐舟中。不僅如此,詞人還由此而產生另一種浪漫的幻想:“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這是詞中傳神之筆,進一步展現了作者襟懷坦蕩,識見超邁與樂觀豪爽的性格,頗有居高臨下,對投降派不屑一顧的磅礴氣勢。煞尾以“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收束全篇,更覺神余言外。全詞悲而實壯,郁而超曠。
這首詞畫面開闊,意境優美,大氣包舉,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并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其特點有三:一是精當的比喻。“玉鑒瓊田”用以形容波平浪靜、水晶般透明的湖水,反襯“扁舟一葉”中作者人格的純潔高尚。“肝膽皆冰雪”又繼此生發,寫出詞人的俯仰無愧。二是奇特的想象。詞中幕天席地、友月交風的意境固然來自現實,但如無大膽想象,斷不會寫得如此生動感人。至于挹江酌斗、賓客萬象等境界,則純系作者自己的想象自由馳騁的結果了。正是由于作者把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出現的事物寫得惟妙惟肖、生動傳神,才恰到好處地反映出作者的愛憎與對美的追求。作者正是通過想象這一心靈的眼睛去探察客觀事物內部的奧秘,憑借想象這一心靈的翅膀向著審美理想的境界起飛。三是豪放的風格。古代描寫洞庭湖的佳作層出不窮,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杜甫《登岳陽樓》,還有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都以其豐富內容與藝術魅力而流傳千古。但描寫平靜的洞庭湖之夜,并把自己置身舟中來抒寫豪情逸興的詩文卻不多見。同樣,前人描寫中秋之夜的詩詞也所在多有(包括李白、蘇軾詠月的詩詞),但卻很少有這首詞中所刻畫的開闊境界和豐富蘊含。這首詞充分顯示出作者藝術上的獨創性。詞中句句有人,筆筆含情,“情以物動,辭以情發”,在藝術上達到了內情與外景水乳交融的妙境。前人對此詞評價甚高。魏了翁說:“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為杰特。”(《鶴山集》,見引于《絕妙好詞箋》卷一) [宋]周密輯 查為仁 厲鶚箋點校:《絕妙好詞箋》(上冊),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2頁。王闿運謂此詞“飄飄有凌云之氣,覺東坡《水調》有塵心”。(《湘綺樓詞選》)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294頁。這首詞繼承和發揚蘇軾超曠豪放的詞風是有目共睹的,雖不能說一定是超越了蘇軾中秋詞,但至少是各有千秋。
另一首《水調歌頭·金山觀月》雖也為詠月名篇,但境界與前首又略有不同:
江山自雄麗,風露與高寒。寄聲月姊,借我玉鑒此中看。幽壑魚龍悲嘯,倒影星辰搖動,海氣夜漫漫。涌起白銀闕,危駐紫金山。 表獨立,飛霞珮,切云冠。漱冰濯雪,眇視萬里一毫端。回首三山何處,聞道群仙笑我,要我欲俱還。揮手從此去,翳鳳更驂鸞。
上片描繪長江雄闊夜景。首二句中的“雄麗”“高寒”,是全篇神骨。三四句以擬人手法,寄語月姊,借她一面寶鏡把這月下長江看得更為清晰深透。接下來的三句展開想象,對“看”字層層補充、發揮。不僅“月姊”的“玉鑒”光照環宇,連詞人的視力也由此得以增強,竟能穿透浩蕩寬深的江水,看清“幽壑”中的“魚龍”,聽到他們的“悲嘯”。雖然,詞人置身金山之巔,卻清晰地看見倒映水中的星辰搖動閃爍。大海一樣寬闊的江面,升起夜霧,彌漫著、擴散著,無邊無際,而詞人卻同樣能將它穿透。于是詞人又看到似乎是江水深處涌現出一座潔白如銀的水晶宮(即金山寺),高高矗立在金山之上。下片承此寫飛升的遐想。頭三句,用屈賦詞意,描繪自己超塵出世的神態。“表獨立”,化用“表獨立兮山之上”(《九歌·山鬼》)句意;“飛霞珮”,化用韓愈“乞君飛霞珮”詩意;“切云冠”,化用“冠切云之崔嵬”(《楚辭·涉江》)句意。短短三句,詞人的自我形象便屹然聳立在高山之巔。繼之,詞人由表及里展示自我內心世界。“漱冰濯雪”即前首詞里的“肝膽皆冰雪”和“表里俱澄澈”。正因為如此,這月下的一切,包括萬里之外的細微事物,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回首三山”三句,由“眇視萬里一毫端”的豪情進入虛無縹緲的神仙世界。“三山”,即古代傳說中的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此刻,詞人仿佛聽到不知從何處傳來的仙人的話語笑聲,競相邀請他去那虛幻的世界遨游。結拍化用李白“揮手自茲去”(《送友人》)與韓愈“飛鸞不暇驂”(《送桂州嚴大夫》)詩意,表示告別這一現實世界,搭乘鳳翼鸞車,向傳說中的仙界飛升遠游。
陳應行評張孝祥詞說:“讀之泠然、灑然,真非煙火食人辭語。予雖不及識荊,然其瀟散出塵之姿,自然如神之筆,邁往凌云之氣,猶可以想見也。”(《于湖先生雅詞序》) [清]永瑢 紀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頁。這首詞大約即屬“非煙火食人辭語”之列。詞人之所以產生飛升游仙的遐想,是與他金山觀月時所得的審美高峰體驗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在《于湖詞》里,因登高望遠而產生的高峰體驗中,往往有兩種不同的審美境界,一是引發出對人生、歷史乃至宇宙的哲理性感悟,另一種則表現為對現實的超越和對理想境界的追求。前首《念奴嬌·過洞庭》,是由大自然的壯美引發出詞人精神上的超越。這首《水調歌頭·金山觀月》,則是由現實中的“山”和“月”,引發出詞人對理想境界的追求。在古代文化意識長期積淀過程中,“山”和“月”往往同“神山”“奔月”構成聯想。尤其在月夜,更有效地增添了這種神秘色彩。面對雄麗的江山與高寒的月色,詞人和美好的大自然相互滲透,融為一體,真不知自身所處是人間還是天上了,不期而然地進入一種飄飄欲仙的境界。這種發展是順乎自然的。李白一登高山便說:“愿乘泠風去,直出浮云間。”(《登太白峰》)蘇軾也說“我欲乘風歸去”。(《水調歌頭》)從張孝祥這首詞里似乎可以窺見李白和蘇軾的某些影子。本篇寫于張孝祥被罷職的第二年(1167)三月,即在他已經經歷了宦海浮沉、仕途險惡之后。因之,詞中所追求的另一世界,似乎可以看成是對南宋丑惡政治現實的鄙棄。這種情感在其他詞篇中表現更為直接。如“此意忽翩翩。憑虛吾欲仙。”(《菩薩蠻·登浮玉亭》)“吹笛向何處,海上有三山。”(《水調歌頭·為時傳之壽》)
當然,并非所有描繪自然風光的詞都如此“泠然、灑然”,超曠飄逸,有些詞是寫得自然親切,別具感人韻味。如《西江月·題溧陽三塔寺》:
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 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鷗一片。
又如《西江月·黃陵廟》:
滿載一船明月,平鋪千里秋江。波神留我看斜陽,喚起鱗鱗細浪。 明日風回更好,今朝露宿何妨。水晶宮里奏霓裳,準擬岳陽樓上。
上一首“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二句內含人生曲折與歷盡滄桑的感悟,但詞人的心胸卻仍然十分豁達:“寒光亭下水連天。飛起沙鷗一片。”以景結情,意余言外。后一首,從平靜的千里秋江,幻想“明日風回”之后的景象;那時,露宿船中,聽長風大浪的聲響,美如仙樂《霓裳羽衣曲》,恍如置身水晶宮中。不僅如此,當船行經岳陽樓時,還要登樓遠眺洞庭湖壯闊雄渾的自然風光。
在另外一些詞里,張孝祥的審美體驗則表現為面對現實人生的感悟,其中充滿惆悵和憂傷,甚至帶有某種悲劇色彩。
張孝祥的一生始終堅持抗金復國,但是由于南宋統治集團的妥協投降政策始終占主導地位,他的理想不僅難以實現,而且還常常因此遭受巨大挫折。宋孝宗即位之初頗有意于北伐,但廷臣態度不同。宰相中湯思退主和,而張浚主戰。張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湯也提拔孝祥。因張孝祥主張北伐,于是又深得張浚的賞識和推獎。張孝祥在孝宗召對時,極言國家委靡不振之弊端,認為“和戰兩言,遺無窮禍”。 《宋史》(第34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942頁。建議湯、張二相同心協力,完成陛下恢復之志。當時有論者據此說張孝祥出入二相之門,“兩持其說”,使他有苦難言。其實,張孝祥堅持抗金復國、統一中原的思想是十分明確的。他的詞作中就多有這方面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六州歌頭》: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 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為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羽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這首詞是南宋愛國詞中的杰作。上片描寫江淮前線宋金對峙的嚴峻現實:大片中原沃土遭受異族鐵蹄的踐踏。下片抒寫愛國壯志難酬:統治集團安于半壁河山的現狀,中原百姓盼望的北伐已成空想,對此怎不令人義憤填膺!詞人作此詞是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具體的針對性的。紹興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主完顏亮舉兵突破南宋淮河防線,直趨長江北岸。在向采石(今安徽馬鞍山)渡江時,金兵被虞允文擊敗,完顏亮至揚州為部下所殺,金退兵淮河息戰。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主戰派張浚任樞密使,出師江淮,收復宿州。這是南渡三十余年首次取得的振奮人心的戰績。孝宗慰勞張浚說:“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宋史》(第32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308頁。但因將領失和,宋軍在符離潰敗。孝宗態度動搖,朝廷之中和議又起。張浚雖抗疏反對,但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孝宗也傾向和議。張孝祥對此極為憤慨,乃有此作。上片從淪陷區的現實著筆:原來的大好中原,如今腥膻滿地、胡騎縱橫、笳鼓悲鳴,令人膽顫心驚。這一切全都是宋王朝妥協退讓的錯誤政策造成的,但作者卻以“殆天數,非人力”二句含糊帶過。下片從淪陷區百姓盼望北伐成功起筆,融入自己壯志難酬的感慨。同時又以委婉的筆墨揭露南宋王朝的茍且偷安。“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干羽”是大禹時代的文舞之具,傳說禹曾以舞干羽使有苗降服。干羽懷遠,即不用武力而用顯示善意的方法來招撫異族。這里指南宋放棄北伐而與金人媾和,諷刺意味十分明顯。對此,幾乎所有臣民,包括“中原遺老”“行人”以及“時易失,心徒壯”的詞人和抗戰派都深以為憾。詞情慷慨,悲壯激昂,一氣如注。詞中多用短句和三字句,聯綿而下,有效地增加了緊鑼密鼓似的激壯聲情。這首詞一寫成便產生了轟動效應。據《歷代詩余》卷一百十七引《朝野遺記》說:“張孝祥紫微雅詞,湯衡稱其平昔未嘗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卻無一字無來處。一日,在建康留守席上作《六州歌頭》,張魏公(張浚)讀之,罷席而入。” [清]沈辰垣:《歷代詩余》(下冊),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1384頁。劉熙載也說:“張孝祥安國于建康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致感重臣罷席。然則詞之興、觀、群、怨,豈下于詩哉!”(《藝概·詞曲概》)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2頁。陳廷焯說這樣的詞“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白雨齋詞話》卷六)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912頁。“駿發踔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楊慎《詞品》卷四)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89頁。
同樣,在得到前線勝利消息時,詞人也會由衷地欣喜,他的詞也會展示出另一番天地。如《水調歌頭·聞采石戰勝》 此詞《于湖居士文集》題作“和龐佑父”(見胡云翼:《宋詞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26頁),《全宋詞》從之。:
雪洗虜塵靜,風約楚云留。何人為寫悲壯,吹角古城樓。湖海平生豪氣,關塞如今風景,剪燭看吳鉤。剩喜然犀處,駭浪與天浮。 憶當年,周與謝,富春秋。小喬初嫁,香囊未解,勛業故優游。赤壁磯頭落照,肥水橋邊衰草,渺渺喚人愁。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
紹興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虞允文督建康諸軍……以舟師拒金主(完顏)亮于東采石。戰勝,卻之。”(《宋史·高宗本紀》) 《宋史》(第2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606頁。這就是前面曾提及的虞允文大敗完顏亮的重大軍事業績。這是宋室南渡后首次大捷,全國上下無不為之歡欣鼓舞。張孝祥當時雖身在宣城、蕪湖間往來,而心卻已飛到了鏖戰得勝的現場。“風約楚云留”是身不由己,但城頭傳來的角聲卻抒發出激昂悲壯的戰斗激情。自己像陳登一樣,廓清天下的豪情由此更加昂揚。為了乘勝前進,在燈下撫看“吳鉤”,隨時準備投入戰斗。上片最后的“剩喜然犀”兩句,用晉溫嶠平蘇峻叛亂至牛渚磯(即采石磯)燃犀照妖事典,既點明戰場之所在,又刻畫出雄奇的背景與畫面。換頭三個短句,借用周瑜和謝玄來贊美虞允文。接三句寫虞從容不迫優游自得便獲致全勝。“赤壁”三句,詞人似乎已經飛到“赤壁磯頭”與“肥水橋邊”,并想高聲呼喚,還有大片領土尚未“雪洗虜塵”。正因如此,詞人便決心像宗慤那樣“乘長風破萬里浪” 宗慤事見《宋書·宗慤傳》,《宋書》(第7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971頁。;又決心像祖逖那樣統兵北伐,船至中流擊楫發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祖逖語:《晉書》(第6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 第1695頁。這首詞抒發了勝利的喜悅,歌頌抗金取勝將領們的功勛,抒發了誓死報國的激情。詞筆淋漓酣暢,氣勢雄豪奔放,聲情激越振拔,有很強的感染力。
符離兵敗后,張浚被罷樞密使,主和派湯思退為相。隆興二年(1164),“隆興和議”成,宋向金稱侄,從此北伐幾乎成為泡影。但張孝祥卻從未稍減其抗金復國的壯志。孝宗乾道四年(1168),張孝祥為荊南湖北路安撫使(治所荊州,今湖北江陵),八月到任后便積極準備抗敵。據《宣城張氏信譜傳》 有研究者“對此傳真偽產生懷疑,進而斷定其系偽作。”見辛更儒:《張孝祥于湖先生年譜》,(臺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第286~297頁。:“荊州當虜騎之沖,自建炎以來,歲無寧日。公內修外攘,百廢俱興。雖羽檄旁午,民得休息。筑寸金堤以防水患,置萬盈倉以儲漕運,為國為民計也。”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第410頁。是年深秋寫下他逝世前(當時37歲)最重要的一首愛國詞《浣溪沙·荊州約馬舉先登城樓觀塞》:
霜日明霄水蘸空。鳴鞘聲里繡旗紅。澹煙衰草有無中。 萬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淚向悲風。
盡管抗金的意志不減當年,可是抗金的大好形勢已一去不返。自然季節與抗金形勢似乎同步進入衰颯的秋季。對此,詞人面向遼闊的“萬里中原”,只能臨風灑淚了。
張孝祥繼承蘇軾開創的詞風,既有超曠飄逸之作,又有雄豪悲壯之聲,在超曠與豪雄兩方面為辛棄疾“稼軒體”的出現做好了準備。《于湖詞》是東坡詞和“稼軒體”之間的過渡和橋梁。千百年后讀之,仍能動人情懷、搖人心旌。詞為心聲。陳廷焯說:“張安國詞,熱腸郁思,可想見其為人。”(《白雨齋詞話》卷一)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 第3795頁。張孝祥的人品與詞品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二、“掃盡纖淫,超然拔俗”的陸游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祖父陸佃是王安石的學生,參與過變法革新。父陸宰曾任淮南計度轉運副使。陸游在其父溯淮進京時,生于舟中。出生第二年,金兵大舉攻宋,他隨家南渡。北宋覆滅后,陸宰因不滿秦檜等人的賣國投降政策而退隱家居。陸游受家庭影響,自幼便立志抗金。因他堅決主戰,29歲參加禮部考試時,被秦檜除名。從此陸游歸鄉返里,通過詩歌創作表達愛國激情,同時鉆研兵書,學習劍法,隨時準備報國殺敵。秦檜死后,陸游以父蔭得官。在他任鎮江通判時,正值隆興抗戰,他積極參與。抗戰失利,投降派上臺。“隆興和議”達成后,他被誣陷免官。45歲時,因生計困難而乞任夔州通判,后任四川制置司及成都府安撫署參議官等職,居蜀中九年,到過南鄭前線。晚年被迫閑居山陰20年之久,中間曾一度兼修國史。最后,他懷著“但悲不見九州同”的憾恨,結束了作為詩人的一生。
陸游是南宋著名的大詩人,存詩9300余首。他的詩題材寬闊,內容豐富。當時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時代的劇變、百姓的苦難、個人的不幸以及細微的感情活動,無不被他寫入詩中。抗金復國、愛國統一是他詩中的主旋律,是他詩中的最強音。
陸游也是南宋的重要詞人。但是,他對詞遠不及對詩那么重視。對他來說,填詞只不過是“余事”和“副業”而已。他的詞同他的詩一樣,始終飽含著昂揚激憤的政治熱情。恢復失地的壯志與憂國憂民的懷抱,洋溢在他詞篇的字里行間,具有一種俊爽流利、沉郁雄放的風格。著有《渭南文集》《劍南詩稿》。有《放翁詞》,存詞145首。
在詞史上,詞人之成就高低、貢獻大小,是跟他的創作實踐、跟他作品的價值成正比的。而一個詞人作品價值的高下,除其他條件(如天賦、生活閱歷、創作激情、藝術修養等)外,最重要的還跟他對詞這一詩體形式的認知密切相關。陸游的詞遠不如詩的聲名煊赫。陸游之所以以詩名世,而不以詞彪炳千古,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對詞的認知上有偏差,因而不可能在詞的創作方面全面發揮他的天資與優勢。
在詞學觀念方面,他恰恰和李清照的《詞論》相左,甚至對詞的性質產生隔膜與迷惘。詞之初起,乃在民間,其所配音樂,為花前月下、舞席酒邊之“燕樂”小調,故文人始作,便有“花間”“尊前”之稱。之后北宋詞人也多有用歌妓低俗口吻直寫艷情者,與正統詩文之高雅尊嚴判然有別。因之,作者自謙、自慚、自悔之情時常有之,自毀之作者也不乏其人。陸游在《長短句序》(《渭南文集》卷十四)中說:“風、雅、頌之后為騷、為賦、為曲、為引、為行、為謠、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聲制辭,起于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嘆哉!予少時汩于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 《陸游集》(第5冊),中華書局1976年版, 第2101頁。輕視詞體,菲薄舊作,甚至悔之不及,凡此,都足以影響《放翁詞》創作激情與才力的正常發揮。在另文《跋花間集》中,陸游對此說得更為清楚:“《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嘆也哉!或者亦出于無聊故耶?”(《渭南文集》卷三十) 《陸游集》(第5冊),中華書局1976年版 , 第2277~2278頁。這兩篇文字大約寫于作者65歲。后來他的觀點略有變化。如《跋后山居士長短句》說:“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渭南文集》卷二十八) 《陸游集》(第5冊),中華書局1976年版, 第2247頁。“漢魏”在文學史上是被稱之為最具“風骨”的歷史時期,思想藝術成績顯著,影響深遠。以將漢魏樂府比之唐五代詞,顯然是對其予以高度肯定。他在《跋東坡七夕詞后》中說:“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唯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渭南文集》卷二十八) 《陸游集》(第5冊),中華書局1976年版, 第2251頁。所謂“東坡此篇”,當指《鵲橋仙·七夕》。其下片云:“客槎曾犯,銀河微浪,尚帶天風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緣,風雨散、飄然何處。”陸游認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顯然是說這樣的詞,應是詩人從中悟取為詩之道了。他的第二篇《跋花間集》對詞的態度比之從前有明顯改變:“唐自大中后,詩家日趣淺薄。其間杰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閎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后,詩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于所短,則后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渭南文集》卷三十) 《陸游集》(第5冊),中華書局1976年版, 第2278頁。這篇跋文作于詞人81歲高齡,與其第一篇跋文至少相距16年以上。陸游對《花間集》的態度有褒有貶,在贊佩唐五代詞人才藝超群的同時,又為他們枉拋心力而惋惜。
從以上五則關于詞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一)陸游的詞學觀并不像李清照那么清晰明白,而是處于一種困惑與迷惘狀態,所以多有前后抵牾矛盾的論述;(二)前期保守偏激,晚年認識逐漸清晰,但對詞的性質仍比較模糊、隔膜;(三)不能正確對待詩詞之間的差別,而只用評詩的標準去衡估詞的社會價值;(四)因為存在上述詞學觀念的偏頗,不僅認為前人“以其所長格力施于所短”,他本人在詞的創作上也難免如此,甚至陷入“能此不能彼”的困境。
《放翁詞》中最有價值的作品,首先是愛國統一、匡復河山與抒寫雄心壯志的名篇。如《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
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臺。悲歌擊筑,憑高酹酒,此興悠哉。 多情誰似南山月,特地暮云開。灞橋煙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七月十六日”,即在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當時陸游48歲,在南鄭(今陜西漢中)任四川宣撫使司干辦公事兼檢法官。高興亭在南鄭子城西北,正對南山(即西安市南之終南山)。陸游到蜀中任職以后,曾積極向宣撫使王炎獻計獻策。前方的有利形勢以及軍中的實際生活激發陸游收復長安的強烈愿望,他主張先攻取關中,再恢復中原(與辛棄疾主張出兵山東再圖河洛不同)。他在《山南行》一詩中有“卻用關中作本根”之句,他在《秋波媚》這首詞里切盼收復長安,即與此戰略思想密切相關。詞中反映了作者關心戰事進展、急于收復長安的熱望與必勝信念。上片寫登高酹酒。起筆兩句描繪西北前線的秋光與緊張的戰斗氣氛:哀怨的角聲與烽火的光煙映襯交織而起,渲染出一幅有聲有色的邊地前沿的雄渾畫面,為登高酹酒提供了一個開闊的背景。“悲歌”三句,通過具有典型意義的動作展示詞人對祖國的熱愛和無比樂觀的情懷:一是“擊筑”,用荊軻刺秦王的故事,重申誓死奪取勝利的決心;二是“酹酒”,這里不只是奠祭為國捐軀的將士,更重要的是預祝收復長安,必獲全勝。“特地暮云開”兩句,以擬人手法,移情于景:天公為人作美,濃聚的暮云不知何時散去,露出十六日晚上分外團皎潔的明月,把遙望中的長安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團不僅是一個美好的象征,而且為遠望提供了良好條件。詞人仿佛真實地看到長安城外、灞橋兩岸的煙柳在迎風搖擺;長安城南的曲江,無數亭臺樓館都一齊敞開大門,正期待南宋軍隊早日歸來。詞人以形象的筆墨和飽滿的激情,描畫上至“明月”“暮云”,下至“煙柳”“池館”,都在期待宋軍收復失地、勝利歸來的情景,具有明顯的浪漫情調。大膽的想象加之以擬人化手法,增添了這首詞的樂觀情緒。南宋愛國詞大都產自東南,本篇是西北前線戰地生活的升華,很值得重視。
與此相近的《漢宮春·初自南鄭來成都作》,也充分展現出詞人樂觀豪爽的藝術風格:
羽箭雕弓,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吹笳暮歸,野帳雪壓青氈。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箋。人誤許,詩情將略,一時才氣超然。 何事又作南來,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花時萬人樂處,欹帽垂鞭。聞歌感舊,尚時時、流涕尊前。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這首詞是詞人從南鄭回到成都以后所寫。時年49歲。詞人從前線被調到后方任參議官閑職,這與他銳意進取、收復失地的壯志相去甚遠,使他心中極為苦悶。但其信念堅定不移,字里行間注滿了樂觀的情調。開篇三句從南鄭前線生活寫起:開闊的河灘,崢嶸的古壘,臂擎雄鷹,手縛猛虎,英雄事業,痛快淋漓。“吹笳”以下五句,轉寫“暮歸野帳”的另一種軍旅生活:這時笳聲四起,雪舞寒空,興酣落墨,筆走龍蛇,于是一首首氣壯山河的詩詞頃刻寫就,大聲鞺鞳,何等風流!結拍以“詩情將略”結上起下,醒明本旨,轉出別意,使下片與上片形成強烈對比。成都與南鄭前線的生活截然不同。換頭“何事又作南來”,問得含蓄,但沉痛之情溢于言表。“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對此做了回答。這種生活與詞人上片所寫相距何止千萬里!“藥市”與“燈山”對舉,但詞中只寫“燈山”,因詞人從南鄭歸成都時已是乾道八年(1172)年底,寫此詞時已是乾道九年春了。雖然元夕燈山十分熱鬧,但詞人對此卻只能“流涕尊前”。然而,詞人對未來并不悲觀:“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殺敵立功,收復失地,事在人為,并非由上天決定。信心何等堅定!詞以對比手法概括前線與后方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畫面。詞人立足眼前,回憶過去,賓主分明。詞中選取典型場景,烘托環境,渲染氣氛,造成巨大反差以突出去取。上、下片結尾,均用反筆傾訴激憤之情,鏗鏘有力。值得指出的是全篇剛柔相濟:上片境界闊大、氣勢雄渾、筆力豪縱;下片微具婉麗風情,使全篇別具風韻。
回到成都以后,陸游始終不忘重返前線。《夜游宮·記夢寄師伯渾》即表達這種心情:
雪曉清笳亂起。夢游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 睡覺寒燈里。漏聲斷、月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
因為自身受官職拘束,不能實現上前線殺敵的夙愿,所以作者經常在夢中如愿以償。他的許多“記夢”詩詞就是這樣產生的。此詞上片全是夢境。開篇用“雪曉清笳”四字,把邊地風光描繪得有聲有色。繼之插入疑問句,迷迷糊糊,像是在做夢,又不知夢到什么地方?只見披著鐵甲的騎兵,銜枚疾走,這流水一般傾瀉奔騰時鐵流。于是詞人聯想到:這必然是遙遠的邊關,是“雁門”或“青海”一帶了。“雁門”“青海”代指廣大失陷的國土。愛國豪情均蘊含在此九字之中。上片抒夢中之情,下片敘夢后之感,但先從周圍景物寫起:一燈如豆,斜月臨窗,漏聲漸斷,冷落的現實愈加襯托出夢中的愛國激情。以班超封侯萬里的壯志自許:雖然如今老去,但壯心未死。“有誰知”,實即對朝廷壓制愛國抗金行動的有力指斥。
《訴衷情》表達了同樣的心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結拍兩句,并非嘆老,而是因權臣當道,報國無門而生的憤慨。這種憤慨幾乎涵蓋了詞人的一生。這類豪雄奔放、感慨萬千的作品還有許多。《水調歌頭·登多景樓》便是慨古傷今,渾瀚蒼茫的名作:
江左占形勝,最數古徐州。連山如畫,佳處縹緲著危樓。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往事憶孫劉。千里曜戈甲,萬灶宿貔貅。 露沾草,風落木,歲方秋。使君宏放,談笑洗盡古今愁。不見襄陽登覽,磨滅游人無數,遺恨黯難收。叔子獨千載,名與漢江流。
這是陸游40歲時的作品,也是放翁編年詞中最早的作品之一。此時陸游以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圣政所檢討官出為鎮江府通判。時金兵踞掠淮北,虎視江南。鎮江為江防要沖。多景樓在鎮江北固山甘露寺內。北固山下臨長江,三面環水,登樓遠眺,淮南草木歷歷在目。是年秋,知鎮江府方滋邀客游多景樓,陸游感而賦此。上片懷古,下片傷今,旨高意遠,愴感深沉,憂國情懷洋溢紙上。起筆描繪江山形勝,空中起步,由大到小,由遠而近,自古及今,以虛帶實。“古徐州”與結拍“漢江流”三字遙相呼應,將時間與空間融為一體,有無限容涵。“連山”二句,實處落腳,在縹緲蒼茫之中,著“危樓”二字點題并引出“鼓角”以下五句,使讀者能“觀古今于須臾”。三國時孫、劉聯兵破曹的歷史畫面浮現眼前:烽火燭天,半明半滅;戈甲向日,金鱗耀眼;鼓寒霜重,角聲悲咽;萬灶密布,軍幕星羅;殺氣騰空,鋪天蓋地。五句中勾勒出的畫面,真稱得上是雄渾遼闊、氣象萬千、蒼涼悲壯了。然而這豪壯雄放的一切早已成為歷史陳跡,即使詞人有卓越的刷色配音之絕技,歷史也難重現。于是換頭用三個三字句略加頓挫,唱嘆出時代衰落的悲秋之歌:“露沾草,風落木,歲方秋。”寫的是眼下深秋實景,但又不止此而已,其中還包含有詞人心靈深處的時代沒落之感。但此時詞人剛剛踏入不惑之年,對知府方滋也抱有頗大希望,于是筆勢一振:“使君宏放,談笑洗盡古今愁。”“古今愁”三字,承上啟下。“今愁”承上,時事可愁甚多,盡在不言之中。“古愁”啟下,“不見襄陽登覽”五句,用西晉羊祜(字叔子)事典。據《晉書·羊祜傳》,羊祜志在滅吳,在鎮守襄陽十余年中,廣儲軍糧,積極訓練。雖然他生時不克完成滅吳的宏愿,但他死后二年東吳果滅。“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他曾太息說:“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后有知,魂魄猶應登此山也。”后襄陽百姓于祜平生游憩之所立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之為“墮淚碑”。 《晉書》(第4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20頁。孟浩然“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與諸子登峴山》)即寫此。陸游用此,乃在勸勉方滋能像羊祜那樣,為北伐早做準備,一旦行動,便能奏萬世之奇功:“名與漢江流。”這首詞寫千古興亡,百年悲慨,寄意遙深。賦成寄詞友毛幵,幵和詞云:“登臨無盡,須信詩眼不供愁。恨我相望千里,空想一時高唱,零落幾人收。妙賞頻回首,誰復繼風流。”對陸游此詞評價很高。后張孝祥又專寫《題陸務觀多景樓長句》一文,刻之于崖石,可見此詞當時就有很大的轟動效應。毛幵《次韻陸務觀陪太守方務德登多景樓》與趙善括《水調歌頭·渡江》皆全用陸游詞韻,應為和作。25年之后,陳亮又以《念奴嬌》賦多景樓,前后輝映,為一時之盛。
第二類是閑適詞。因陸游長期被迫家居,所以《放翁詞》中還有為數不少的閑適之作。詞人壯志難申,在無可奈何的情勢下,只得寄情于山水之間,豪壯之氣漸化而為平淡,非一心為此也。如《鵲橋仙》:
一竿風月,一蓑煙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況肯到、紅塵深處。 潮生理棹,潮平系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
詞寫漁父,實乃詠懷,抒寫他的生活與心境。“釣臺”,用嚴光不應漢光武征召,披裘獨釣富春江故事,表示遠離紅塵追名逐利之場。下片用一“潮”字串起漁父的全部生活,“潮生”外出打魚,“潮平”系纜,“潮落”歸家,與大自然完全合拍的生活節律,此外無他奢求。這與世人的往來奔走、沽名釣譽、苦心鉆營形成鮮明對照。最后兩句筆鋒陡轉,對嚴光進行批判,使全詞的思想境界上升到另一的高度:“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作者認為嚴光雖為隱士,但仍難免有求名之心,披羊裘垂釣就是明證,所以上片開篇便強調“一蓑煙雨”。因此,“無名漁父”自然比嚴光更高出一籌了。另首《鵲橋仙》中同樣寫“漁父”形象,但卻完全是詞人個人生活的寫照了:
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一一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 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蘋洲煙雨。鏡湖元自屬閑人,又何必、君恩賜與。
在寄情山水,抒寫閑情逸致的同時,明顯透露出壯心不已的憤慨。這從詞境的轉折以及“誰記”“獨去”“占斷”“元自”“又何必”等感情色彩鮮明的詞語的運用中,即可窺知其中消息。楊慎《詞品》評曰:“放翁詞,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其感舊《鵲橋仙》一首,英氣可掬,流落亦可惜矣。”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13頁。
這種憤激之情在另首《鷓鴣天》中表現得最為顯豁: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瀣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 貪嘯傲,任衰殘。不妨隨處一開顏。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閑。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陸游以“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被免去隆興通判職務,卜筑鏡湖三山。時年42歲,賦《鷓鴣天》三首,此為其中之一。前七句雖寫閑居之景、閑居之情與閑居生活片斷,但全詞并非如詞中所說“絲毫塵事不相關”,或“不妨隨處一開顏”。相反,詞人的心一刻也難平靜,結末兩句醒明詞旨:“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閑。”激憤昂揚,壯聲慷慨,力透紙背。前文所寫只不過是反襯,詞人作意正是為了抒寫“報國欲死無戰場”的憤慨之情。
當然也有直抒閑適情懷之作,如另兩首《鷓鴣天》:
插腳紅塵已是顛。更求平地上青天。新來有個生涯別,買斷煙波不用錢。 沽酒市,采菱船。醉聽風雨擁蓑眠。三山老子真堪笑,見事遲來四十年。
懶向青門學種瓜。只將漁釣送年華。雙雙新燕飛春岸,片片輕鷗落晚沙。 歌縹緲,櫓嘔啞。酒如清露鲊如花。逢人問道歸何處,笑指船兒此是家。
在大自然的懷抱里,詞人那顆受到傷害的心,雖可獲得某種安慰,但閑適生活并非本愿,所以字里行間仍難免流露出強做曠達的痕跡。
《放翁詞》中也有少數消極出世之作,如《好事近》(“風露九霄寒”“揮袖別人間”“華表又千年”)以及《隔浦蓮近拍》(“騎鯨云露倒景”)多寫道教飛升,而非一般閑適之作了。
第三是艷情詞。這類作品中有貌似閨情卻實有寄托之作,如《清商怨·葭萌驛作》:
江頭日暮痛飲。乍雪晴猶凜。山驛凄涼,燈昏人獨寢。 鴛機新寄斷錦。嘆往事、不堪重省。夢破南樓,綠云堆一枕。
“葭萌驛”在四川昭化縣南。細按全詞,似為詞人離南鄭回成都經昭化所作。此次南歸攜家眷同行,并不可能出現“鴛機新寄斷錦”的現實(“斷錦”用前秦蘇蕙織錦為回文旋圖詩贈夫竇滔事),是乃假托閨情寄托政治心緒。當時他所在的南鄭王炎幕府已被解散,南宋王朝已取消恢復大計。另首《夜游宮·宮詞》與此近似:
獨夜寒侵翠被。奈幽夢、不成還起。欲寫新愁淚濺紙。憶承恩,嘆余生,今至此。 蔌蔌燈花墜。問此際、報人何事。咫尺長門過萬里。恨君心,似危欄,難久倚。
此詞背景與上首同,自悼壯志難酬并慨嘆王炎始受宋孝宗重用(面諭王炎北伐)最終又被棄置不用的現實。這類詞都不能只作閨情詞看待。
在艷情詞中確有抒寫戀情之作,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釵頭鳳》了。但經吳熊和考證(見其《陸游〈釵頭鳳〉本事質疑》一文) 浙江省文學學會:《文學欣賞與評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43頁。,此詞非為唐婉而作,蓋蜀中冶游之詞,論據充分。現雖仍有不同意見,已很難維持原有本事。不過因這首詞流傳甚廣,并演為戲曲流播人口,故我們仍將其視為戀情詞來對待。詞中所寫感情真摯,纏綿悱惻,具有濃厚的悲劇色彩,在封建社會真正愛情遭到普遍扼殺的現實形勢下,這首詞長時期引起普泛共鳴,乃理所當然。此詞不僅在《放翁詞》中是上上之作,在整個詞史上也堪稱佳品。全詞如下: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此外,在《月照梨花》等以“閨思”為題的作品中,刻畫了諸多女性形象和她們的心靈形態,雖不乏旖旎風流的描繪,但卻并不流于低俗。
除愛國、閑適、艷情三類作品外,《放翁詞》中還有詠物詞,如《朝中措》《卜算子》等。其中以《卜算子·詠梅》最為后人推重: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題曰“詠梅”,全詞句句不離梅花,在梅花身上注入了詞人的情感和追求,詠梅實亦寫詞人自身,寫自身的理想品格。陸游愛梅是很有名的,他在詩里就多次歌詠梅花。如《落梅》:“雪虐風饕愈凜然,花中氣節最高堅。過時自合飄零去,恥向東君更乞憐。”梅花的氣節,不也正是詞人氣節的象征么?他愛梅甚至愛到自己想化作梅花:“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這首詞實際就是這種思想情感的另一形象化反映。作者以愛國獲罪,屢遭打擊,但他矢志不移,始終堅持抗金復國的遠大理想,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在放翁詩里,《示兒》詩是他臨終的遺囑;在《放翁詞》中,我們則不妨將這首詠梅詞看作他愛國一生之形象的定格。
雖然陸游對于詞的性質缺乏深刻體認,并常以寫詩的態度和手法來填詞,使得他的詞“有氣而乏韻。” 王國維:《人間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249頁。但是放翁天性純正自然,感情真摯深厚,并非有意在詞壇一爭高下,所以攻詩之余,偶一為詞,便也寫出了一些純賴天然和富有個性的佳篇。《放翁詞》的成就與地位,前人評價出入甚大。劉克莊說:“放翁長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后村詩話續集》) [宋]劉克莊撰 王秀梅點校:《后村詩話》,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8-139頁。馮煦說:“劍南屏除纖艷,獨往獨來,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593頁。以上兩則評價略顯過高。但另外一些人又似評價過低,如劉熙載、王國維等。劉熙載說放翁詞“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韻,是以人得測其所至”。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頁。還有評家做了一些比較。楊慎說放翁詞“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詞品》)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13頁。毛晉補充說:“超爽處更似稼軒耳。”(毛刊《〈放翁詞〉跋》) 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平心而論,游之本意,蓋欲驛騎于二家(蘇軾、秦觀——作者注)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 [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下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817頁。這些評語都涉及到放翁詞的淵源、價值、地位和風格,均有其合理因素。放翁詞受蘇軾、秦觀影響是較為明顯的,在放翁之前以詩為詞的南渡詞人(如陳與義)自然也不免要影響“放翁詞”。然放翁以詞為“余事”,并非全力以赴,加以詞作遠不及其詩為多,所以前人均難準確概括他的風格。放翁詞的風格是多樣化的。概而言之,其愛國詞多豪邁奔放,閑適詞多疏淡飄逸,艷情詞則綺艷溫馨。但整體上可以用俊爽流利、沉郁雄放來加以概括。因此,陸游在詞史上是與辛棄疾最為接近的,他以自己的作品充實了“后南渡詞人”的陣容,擴大了愛國豪放詞的影響。他的詞雖然比不上他的詩,但仍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劉熙載說:“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為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頁。有意當詩人便不免貪多務得而使意境構思缺少變化。“幾乎自作應聲之蟲。” 錢鐘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7頁。朱彝尊在《書劍南集后》說他“句法稠迭,讀之終卷,令人生憎” [清]永瑢 紀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36頁。,并摘錄陸游詩中自相蹈襲者140余聯。這也許是有意做詩人與“六十年間萬首詩”帶來的弊端。值得慶幸的是陸游不想當詞人,甚至有時瞧不起歌詞創作,所以他的詞自我抄襲就比較少見了。但由此而產生了另一問題,即因他不想做詞人,加之他對詞的體認不足,于是《放翁詞》便不免有淡乎寡味的篇章雜入其中了。
三、袁去華、王質、毛幵、趙善括
袁去華,字宣卿,豫章奉新(今江西奉新縣)人。生卒年不詳,約生于宋徽宗宣和初年。高宗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任善化、石首知縣。乾道三年(1167)間同張孝祥結識,其《水調歌頭》(“雄跨洞庭野”)受張孝祥贊賞。乾道六年又與楊萬里交游唱和,并薦為國子博士。有《袁宣卿詞》一卷,存詞98首。
《宣卿詞》中多為傷春悲秋、登山臨水、別緒離情、戀懷相思之作,感慨時事、懷才不遇等篇什也占一定數量。如《水調歌頭·定王臺》:
雄跨洞庭野,楚望古湘州。何王臺殿,危基百尺自西劉。尚想霓旌千騎,依約入云歌吹,屈指幾經秋。嘆息繁華地,興廢兩悠悠。 登臨處,喬木老,大江流。書生報國無地,空白九分頭。一夜寒生關塞,萬里云埋陵闕,耿耿恨難休。徙倚霜風里,落日伴人愁。
詞寫于袁去華任善化(在今長沙市內)縣令期間。定王臺在長沙市東,為漢景帝之子定王劉發所建,后登臨歌詠者甚多。本篇從昔日繁華與今日冷落的對比寫起,慨嘆悠悠興廢,暗喻南宋委靡不振與自己報國無望:“書生報國無地,空白九分頭。”全詞景物雄渾壯闊、音節慷慨蒼涼。張孝祥引為同調是很自然的。稍后楊炎正《水調歌頭·登多景樓》詞中:“可憐報國無路,空白一分頭”,明顯受此詞影響。
《劍器近》在內容與形式方面均有獨到特色寫相思離情,別具風韻:
夜來雨,賴倩得、東風吹住。海棠正妖嬈處,且留取。
悄庭戶,試細聽、鶯啼燕語。分明共人愁緒,怕春去。
佳樹,翠陰初轉午。重簾未卷,乍睡起、寂寞看風絮。偷彈清淚寄煙波,見江頭故人,為言憔悴如許。彩箋無數,去卻寒暄,到了渾無定據。斷腸落日千山暮。
全詞共分三段。前兩段為雙曳頭,即句式、聲韻全同。這兩段有如雙馬并轡,共同牽曳出第三段這輛軒昂華貴的馬車來。
又如《玉團兒》:
吳江渺渺疑天接。獨著我、扁舟一葉。步襪凌波,芙蓉仙子,綠蓋紅頰。 登臨正要詩彈壓。嘆老去、都忘句法。劇飲狂歌,清風明月,相應相答。
上片本已繪盡舟行所見,但卻仍乞靈于詩興,對第一自然給以超越和升華。“彈壓”,語出《淮南子·本經》之“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何寧:《淮南子集釋》(中冊),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582頁。狀詩文之美足以籠罩并超越山川自然之美。但此刻詞人卻忘其所有,甚至文辭句法也都失靈了。“清風明月,相應相答”,自然音籟是最好的“彈壓”。
王質(1127—1189),字景文,號雪山,先世鄆州(今山東東平)人,徙居興國(今湖北陽新)。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博通經史,才氣縱橫,著《樸論》50篇,縱言歷代治亂興衰。得主戰派重臣張浚、虞允文推重,署為幕府,遷樞密院編修官。因耿直敢言,為內侍近臣所嫉,奉祠山居以終。有《雪山集》,存詞75首。
《八聲甘州·讀諸葛武侯傳》通過對諸葛亮的歌頌表達了他對北伐抗金的渴望:
過隆中、桑柘倚斜陽,禾黍戰悲風。世若無徐庶,更無龐統,沉了英雄。本計東荊西益,觀變取奇功。轉盡青天粟,無路能通。 他日雜耕渭上,忽一星飛墮,萬事成空。使一曹三馬,云雨動蛟龍。看璀璨、出師一表,照乾坤、牛斗氣常沖。千年后,錦城相吊,遇草堂翁。
詞中通過諸葛亮與劉備的風云際會,突出諸葛亮的偉績豐功,借以鞭撻忘記“靖康之恥”的南宋君臣。全詞以敘事為主,結合議論抒情。組織得當,井然有序,首尾呼應,一脈相通。已開啟陳亮以論為詞之先聲。
其《定風波·贈將》,別具蒼涼悲慨況味:
問訊山東竇長卿。蒼蒼云外且垂綸。流水落花都莫問,等取,榆林沙月靜邊塵。 江面不如杯面闊,卷起,五湖煙浪入清尊。醉倒投床君且睡,卻怕,挑燈看劍忽傷神。
面對中原大地橫遭敵人鐵蹄踐踏,東南半壁河山岌岌可危的現實,作為一個武將是多么盼望能施展抱負,“榆林沙月靜邊塵”!然而,等來的卻是云外垂綸,浪入清尊,怕的是挑燈看劍、引爆怒火填膺。詞體雖短,但老將的精神卻寫得活靈活現。“江面”“五湖”等句有藏須彌于芥子之氣魄,雄奇健爽、逸響生悲。煞尾三句是南宋英雄豪杰的共同感受,于稼軒壯詞中不斷重現。
毛幵,生卒年不詳,字平仲,信安(今浙江常山)人。禮部尚書毛友之子,仕至州倅。與尤袤友善,袤曾序其詩集。能詞,有《樵隱詩余》,存詞41首。
毛幵詞以《水調歌頭·次韻陸務觀陪太守方務德登多景樓》為最著名。現特錄如下,可與陸游原詞參看:
襟帶大江左,平望見三州。鑿空遺跡,千古奇勝米公樓。太守中朝耆舊,別乘當今豪逸,人物眇應劉。此地一尊酒,歌吹擁貔貅。 楚山曉,淮月夜,海門秋。登臨無盡,須信詩眼不供愁。恨我相望千里,空想一時高唱,零落幾人收。妙賞頻回首,誰復繼風流。
此篇在陸游原詞基礎上,對當時登臨盛會寄予向往之情,并通過“須信詩眼不供愁”,引為同調。“空想一時高唱,零落幾人收”不啻寫未能參與盛會的遺憾,實亦抗金復國的強音無人為繼或廣為應從的一種曲折反映,故煞尾有“妙賞頻回首,誰復繼風流”之嘆。和詞之作最難。膠著于原作,則束手束腳,難以發揮;如棄舍原作,又離題太遠,不知所之。和詞之妙乃在于恰當掌握似與不似與不即不離的分寸。這首詞句句不離陸游所詠多景樓之盛會,但又遠離這一盛會而生發出由此引起的情感,導實入虛,而又虛中有實。全篇結構勻稱,發唱警挺,委婉回環,剛中有柔。和詞并不亞于原韻。
趙善括,生卒年不詳,字無咎,號應齋,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六世孫,籍隸江西隆興(今江西南昌)。孝宗朝登進士第。乾道七年(1171)知常州,八年通判平江府,又為潤州通判。淳熙六年(1179)知鄂州,放罷。十年(1183)知廉州,又放罷。十六年(1189)差知常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有《應齋詞》,存詞49首。
趙善括詞風近似辛棄疾,有“和辛幼安韻”的《摸魚兒》,結拍慨嘆故國淪亡,詞氣縱橫:“望故國江山,東風吹淚,渺渺在何處。”
其《水調歌頭·渡江》,全用陸游“登多景樓”原韻,似是和作:
山險號北固,景勝冠南州。洪濤江上亂云,山里簇紅樓。堪笑萍蹤無定,擬泊葉舟何許,無計可依劉。金闕自帷幄,玉壘老貔貅。 問興亡,成底事,幾春秋。六朝人物,五胡妖霧不勝愁。休學楚囚垂淚,須把祖鞭先著,一鼓版圖收。惟有金焦石,不逐水漂流。
這首詞當為作者任潤州通判時所寫。開篇從渡江著筆,通過所歷所見,抒發愛國豪情。對歡歌曼舞的“紅樓”,對養兵不用而逐漸老去的現狀進行針砭。詞人以六朝的史實作為借鑒:“休學楚囚垂淚,須把祖鞭先著,一鼓版圖收。”詞意鮮明顯豁。最后兩句鼓舞抗金志士做中流砥柱,“不逐水漂流”。詞題曰“渡江”,通過全篇的抒寫,實際上已經表明作者心中所想乃渡江北上,收復失地!“渡江”二字是非常富有聯想性的詞題,不宜草草略過。
此外,韓元吉的《水調歌頭》(“明月照多景”)、《水龍吟》(“南風五月江波”)等,也均為豪放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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