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桃花扇》:
真正意義之悲劇
王國維深受叔本華、尼采等唯意志主義者的思想影響,特別是較為系統地接受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并以此作為自己的立論之本。王國維寫過很多文章來介紹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的作品,如《汗德像贊》《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叔本華與尼采》等。但最能集中反映叔本華對其思想影響的,并非這些文章,而是著名的《〈紅樓夢〉評論》。王國維認為《紅樓夢》完美地融合了“生活”“痛苦”“解脫”這人生三要素,且屬于叔本華劃分的三種悲劇的第三種,所以堪稱“徹頭徹尾之悲劇”“悲劇中之悲劇”。可見,王國維認識“悲劇”,是從哲學和美學的角度來看的。
王國維秉承著叔本華的美學思想,認為悲劇就是人生的本相。生活的本質是“欲望”,欲望無法得到滿足便會產生痛苦,得到滿足后又會覺得厭倦。生活由欲望所控制,在痛苦和厭倦間搖擺,循環往復,苦不堪言。但作為一切痛苦之根源的“欲”卻是人人都有的生活要求,所以“解脫”的途徑只有摒棄生活之欲的“出世”一條。所以,王國維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說:“人生之命運,固無異于悲劇。”
出于這種人生、悲劇的同一論,王國維認為悲劇是文藝中價值最高的,也最壯美的。他嘆息于中國人入世、樂天的精神,與悲劇之美相去甚遠,所以傳統戲曲、小說多傾向以“大團圓”的方式作為結尾。因此,他在《〈紅樓夢〉評論》中說:“吾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
《桃花扇》的藝術價值
《西廂記》《長生殿》《牡丹亭》都是我國傳統戲劇中的佼佼者,但王國維對它們的美學價值卻提出了批評與懷疑。對于自己極力推崇的《桃花扇》,王國維是這樣說的,“元人雜劇,辭則美矣,然不知描寫人物為何事。至國朝之《桃花扇》,則矣!”王國維對元雜劇評價已經很高了,但比起《桃花扇》來還是有很大差距的。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的傳奇劇本,作者孔尚任花了十余年時光,三易其稿終于完成了這部偉大的作品。此劇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是根據真人真事創作出來的,以復社文人侯方域和名妓李香君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穿插真實的歷史事件,表現了南明覆亡的全過程,并總結了明朝立國三百年興亡的歷史經驗。這部作品不僅表達了劇中人物愛恨情仇,更展現了豐富復雜的社會歷史內容。
在人物刻畫方面,王國維認為《桃花扇》可以稱為中國戲曲史上絕無僅有的偉大作品。《桃花扇》十分注重人物性格方面的刻畫,能夠全方位立體地塑造人物,不同的人物在遭遇矛盾時會作出不同的選擇,使人物形象豐滿生動。作者還將人物的情感波折置于國難的動蕩背景之下,既寫出了亡國之痛與愛國之心,又歌頌了男女主人公對愛情的堅貞不屈。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結局處理上,突破了傳統俗套。《桃花扇》雖以男女主人公的遭遇為主線,但其創作宗旨不在表現才子佳人的的兒女之情。“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才是作者創作的主要目的,故而跳出了以往表達男女情愛的俗套,以男女主人公雙雙入道作為終結,一反傳統的大團圓結局。這樣的劇情設定有力地沖擊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民族心理,也因此更加觸動觀眾,產生了悲劇的偉大效果,從而展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視野。
《桃花扇》的悲劇性
王國維在談到元雜劇中的悲劇特征時,提出了這樣一個概念——“主人翁意志”,指的是悲劇主人公道德選擇的自覺。在王國維看來,悲劇之所以成為悲劇,是因為劇作中的主人公并非只能被動地成為反面勢力的受害者或犧牲品,而是根據倫理道德的要求而地主動去面對死亡或危險,因此體現出了道德意志的自由。
從某種角度上來看,悲劇主人公之所以會遭受的災難或死亡,并不一定就是由非正義的人或事直接造成的,而是悲劇主人公本身為使正義回歸,而作出的一種悲壯的獻祭。
在《桃花扇》以前的中國古典戲曲悲劇中,戲劇人物的塑造,普遍遵循著“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原則。顯然,在這種人物塑造原則下產生的戲劇沖突,是一種二元對峙模式的“人與人的沖突”,而沖突的雙方則成了具有相反倫理內涵的道德符號。也就是說,在《桃花扇》之前的古典戲曲悲劇中,對“正面人物”的塑造幾乎在各個方面都達到了完美的程度,而悲劇沖突中的“反面人物”大多則只呈現出邪惡的一面。可是,這種符號式的人物塑造模式在《桃花扇》中,終于第一次被打破了。《桃花扇》的悲劇沖突遵循的依然是正邪對峙的模式,但在塑造沖突雙方人物形象時,作者有意識地為人物賦予了豐富的內涵,使人物性格變得復雜而真實。
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曾對《桃花扇》和《紅樓夢》之間不同的悲劇性做過對比,他說:“《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前者有“故國之戚”,后者有“人生之思”,兩者的悲劇性是有所區別的。
王國維將悲劇分為3種,第三種悲劇形式是超越前兩種的,因為它具有無意識性、日常性、必然性以及普遍性。這里所謂的無意識性是指,人們在本能的驅使下無意識地走到了悲劇的盡頭,卻不自知。日常性是說,悲劇蘊藏于日常生活之中,并非由特殊事件導致。必然性是指,凡是沒有解脫的人都會產生悲劇。普遍性即每個人都可能遭遇悲劇,逃脫不了這樣的宿命。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王國維將《桃花扇》評為非典型的悲劇,因為它是極具偶然性的,不具備第三種悲劇的特征。
從三種悲劇理論來看,真正的悲劇是人人都會發生的,悲劇的種子潛藏在每個生活細節之中,而欲望就是這顆種子,譬如《紅樓夢》。《桃花扇》顯然不屬于這類作品,這種社會政治悲劇通常只能發生在社會群體中的精英身上,而不是普通人的日常悲劇。《桃花扇》和《紅樓夢》同樣是以“入道”求“解脫”為結局,但《紅樓夢》的解脫是“自律的”,《桃花扇》的解脫是“他律的”,這樣的解脫不如“自律的”解脫徹底。因此,王國維將《桃花扇》的悲劇性置于《紅樓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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