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殷周制度：

政治與文化之變革

五帝時代和三王時代是中國早期文明的兩個階段，五帝是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三王則是指夏商周三代的開國君王，即夏禹、商湯、周文王。這兩者的區別在于，帝是具有神性的，而王者乃是人王，他管理的只是人間的秩序。五帝時代的“帝”在三王時代朝向上、下兩個層面分化：在上為上帝、神、天，在下為人王、天下的共主。從而產生了“天下”一詞，作為對人王的統治區域的表述。

在《殷周制度論》的開頭，王國維就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那么，就讓我們跟隨大師的思考，來深入了解這一問題。

從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轉變

上古時期的禪讓制體現的是公天下，到了夏商周三代則改為家天下，在“家天下”的禮樂制度之內又蘊含著“天下一家”的理想。守天下以禮與取天下以德，這二者的有機結合成了周公政教思想的兩個基本維度。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一文中提出了一個經典的論述，認為殷周之變具有格外重大的意義，他說：“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又自其表言之，則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無以異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則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模，迥非后世帝王所能夢見也。”王國維所謂的新制度，指的是奠定了中國文化基礎的禮樂制度。這一由周公制定的制度文化，內容包括：“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中最核心的是嫡長子繼承制。

通過對殷的嗣典世系進行研究，王國維確認商王世系的29位王中，父傳子的共有10位，由兄傳弟有12位，將王位傳給兄之子（包括堂兄之子）的共有6位。可見商的繼承制度是“以弟及為主而以子繼輔之”，在地位方面“商人兄弟相及，凡一帝之子，無嫡庶長幼，皆為未來之儲貳”，商王室實行的是大家族制度，由當時的國王與他的各位兒子為主要成員，結合其他旁系近親組成。由于大家都有可能繼承王位，所以很容易引起爭斗。而嫡長子繼承制就將王的天子之位與諸侯的國君之位，“定之以天”，“任天而不參以人，所以求定而息爭也”。

商代的封建制很松散，商王與諸侯之間屬于聯盟關系，天下在政治的統一性上相當松弛。到了周代，封建則有了進一步發展，“周人即立嫡長，則天位素定，其余嫡子庶子，皆視其貴賤賢否，疇以國邑。開國之初，建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后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內之邑。故殷之諸侯皆異姓，而周則同姓異姓、各半，此與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關系，而天子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確定者也。”周王將自己的族人分封到各地，與被征服地區的土著人雜居，以此改變當地的社會結構，這樣的制度促進了周在國家形態上的有了長足發展。封國使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們成為一個共同的組織，使原本毫無瓜葛的族氏之間產生了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從而發展出了新的地緣關系。

確立“立子立嫡”之制的目的在于“弭天下之爭”，而以封建親戚、宗法廟數服術等制鞏固周的統治，“家天下”正是這樣的鞏固維系之法：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異姓之勢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術，而自國以至天下合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則賢才得以進；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別嚴。且異姓之國，非宗法之所能統者，以婚媾甥舅之誼通之。于是天下之國，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諸國之間，亦皆有兄弟甥舅之親；周人一統之策實存于是。此種制度，固亦由時勢之所趨；然手定此者，實惟周公。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于舊制本有可以為天子之道，其時又躬握天下之權，而顧不嗣位而居攝，又由居攝而致政，其無利天下之心，昭昭然為天下所共見。故其所設施，人人知為安國家、定民人之大計，一切制度遂推行而無所阻矣。

文化上的禮樂并行

周公的禮樂制作，在于以禮樂的方式構筑“家天下”的政教結構。王國維指出，“賢賢之義，雖然在理論上乃是治天下之通義，但并不構成周公之禮樂制作的主要關切。但親親尊尊之義，確是周公制禮作樂之精髓”。

在“家天下”的政治結構下，統治集團內部的成員可以視為一個大家族。周天子和他的臣子雖是上下級關系，但并不直接通過政治的權威來進行控制，而是以“禮樂”進行維持。禮對不同等級之間的區分有嚴格規定，但是由禮所發出的要求是經過藝術化的，亦所謂的“文飾”，這便大大緩和了不同等級間的矛盾。因此，我們可以將禮理解為，既制定了上下之分，同時也溝通了上下之情。

禮以別異，樂以和同。由西周初年到春秋時期，禮樂是并行的。“凡制度典禮所及者，除家法、喪服數大端外，上自天子諸侯，下至大夫士止，民無與焉，所謂‘禮不下庶人’是也。”

禮是對文與節的要求，相對于素質較低的庶人階層，顯然是不太合適的。如果一定要用這些典禮作為對民的要求，不但達不到目的，可能反而禮崩樂壞。對此，王國維認為，

若然，則周之政治，但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設，而不為民設乎？曰，非也。凡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者，以為民也，有制度典禮以治。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義以相分，而國家之基定，爭奪之禍泯焉。民之所求者，莫先于此矣。且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使天子、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禮，以親親、尊尊、賢賢，明男女之別于上，而民風化于下，此之謂“治”；反是，則謂之“亂”。是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禮者，道德之器也。周人為政之精髓實存于經。

可見周的制度典禮，是對統治集團的自我要求，雖然對民沒有禮的要求，但民會自發地向往禮。因此，周的禮樂既維護著周一家之天下的統治權，又最終上升到對民之“彝倫攸敘”的守衛，在統治策略之外，別有一番文明與文化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