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悲劇：

元有悲劇在其中

王國維在戲曲文學領域另一個具有開創性的成就，就是將西方的悲喜劇理論引入元雜劇的研究之中。明清以來的戲劇論著，雖然偶爾會涉及對故事情節喜悲的探討，甚至對傳統的“大團圓”結局提出質疑，有意識地設置“悲劇”性結局。也有人在戲曲的分類方面作過初步的探索，但基本只限于戲劇題材或角色行當的區別，卻對戲曲中客觀存在的悲、喜劇缺少明確的認識。

真正具有“形上”意義的“悲劇”觀念的出現，還是建立在王國維“取外來之思想”構建起來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悲劇理論體系之上。在比較元雜劇與明清傳奇的主要區別時，他指出：“明以后，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然后，他進一步從情節結構和悲劇成因兩方面分析了元代悲劇的藝術特色：就情節來說，“無所謂先離后合，始困終亨之事”，從悲劇成因來看，“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因此，他認為關漢卿的《竇娥冤》和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元代戲曲的悲劇性

王國維很明確地將元代戲曲與清代戲曲作了區分，認為元雜劇之所以與眾不同，正是因為其具有的悲劇性，其中以《竇娥冤》和《趙氏孤兒》為最佳。早年間的王國維認為，按照西方文藝理論對悲劇的定義，能夠符合悲劇標準的只有《紅樓夢》和《桃花扇》，其他只能算具有悲劇精神罷了，但隨著人生經歷的豐富，王國維在創作《宋元戲曲考》時，對中國悲劇有了新的思考，發現了元代戲曲中的悲劇。

按照王國維曾經的觀點，《竇娥冤》中竇娥沉冤昭雪，《趙氏孤兒》中趙孤手刃仇人，也算是大團圓的結局，似乎算不得悲劇。但若深入思考便可發現，王國維之所以將這兩部作品也納入悲劇范疇，是具有深層次理由的，即主人翁的意志。

在《竇娥冤》中，竇娥雖然含冤而死，但她臨死前發出的三樁誓愿全都實現了，而且最終真相大白，惡勢力都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部戲中，竇娥寧死不屈，以生命同惡人進行斗爭，這便是個人意志導致的悲劇。

在《趙氏孤兒》中，程嬰為了與惡勢力作斗爭，保住趙孤性命，忍痛犧牲了自己的兒子。趙孤長大成人后，得知了真相，決心復仇。在這部劇中，程嬰與趙孤的抉擇都是個人意志。劇中的其他人物，如：趙孤的母親讓程嬰抱走孩子，為了不泄密便自縊身亡；程嬰企圖把趙孤藏在藥箱里帶走，被守門的將軍韓厥搜出，韓厥放走程嬰和趙孤后，選擇了拔劍自刎；年邁的大夫公孫杵臼主動替程嬰承擔下隱藏趙孤的罪名，然后觸階而死。這些為大義而犧牲的壯士，同樣是出于個人意志做出的決定。

《竇娥冤》與《趙氏孤兒》之所以能被王國維列于世界悲劇之林，正是因為，這些人物的悲劇皆出于主人翁意志，而不是悲劇精神。

《竇娥冤》的藝術成就

《竇娥冤》采用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手法，劇作在揭露社會現實的黑暗，以及刻畫人物性格時，采用了現實主義方法的手法，細節描寫特別真實，具有高度的現實性。作品后面的臨死前的3樁誓愿應驗、鬼魂訴冤、平反昭雪等情節，又明顯是不可能的，只是寄托了底層人民的理想，帶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這種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和藝術風格，對后世的許多戲曲和小說作品，都起到了影響。

另外，這部戲的結構也十分精巧。賽盧醫只是個小人物，但卻串起了整部戲，他上場3次，但每次登場都推進了情節，勒蔡婆、賣鼠藥、作人證，起到了扭結串連的作用。

王國維對關漢卿的語言是十分贊賞的，在這部戲中關漢卿的語言藝術也得到了極大的發揮。“我做官勝別人，來告狀的要金銀”“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貪官的貪得無厭通過語言表露無遺。“帽兒光光，今日做個新郎；帽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客”“你叫竇娥隨順了我，叫我三聲的的親親的丈夫，我就饒了她”，張驢兒的流氓無賴也通過語言表現得淋漓盡致。不僅人物語言生動，關漢卿的敘述語言也將人物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譬如，“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短短9個字就將貪官的嚴威酷刑表現得淋漓盡致。

關漢卿尤其注重人的命運，可以說從關漢卿開始，文學創作開始由歌頌德政、鞭笞不公，轉為對個人命運的關注，成為一種劃時代的新趨勢，并對后來的文藝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趙氏孤兒》的藝術影響

《趙氏孤兒》的主題是歌頌“義”“仁”等儒家傳統美德。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智這“四端”，再加上“信”，便是儒家崇尚的五“德”。《趙氏孤兒》著重突了“義”“仁”二字。按照新儒學泰斗馮友蘭先生的解釋：“義是事之‘宜’，即‘應該’。它是絕對的命令。社會中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必須為做而做，因為做這些事在道德上是對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義”建立在“智”的基礎之上，既要分辨是非，又能知曉榮辱，因此也包含了“忠”和“信”的內涵，所以這里的“義”是廣義的，而這里的“仁”，則特指同情心、憐憫心，比孔子的“仁”更有針對性。

《趙氏孤兒》是元雜劇中最優秀的歷史劇之一，后被改編成京劇、潮劇、秦腔、話劇、豫劇、越劇、晉劇等劇目。1731年，《趙氏孤兒》被耶穌會士馬若瑟譯成法文，1735年該譯本被收入杜赫德主編的四大卷《中華帝國志》里，是中國最早傳到歐洲的戲曲作品。法國作家、思想家伏爾泰將其改編為五幕劇《中國孤兒》，在歐洲文化界引起巨大反響。

王國維吸收了西方進步的文體觀，破除了視戲曲、小說為“末技”的陳腐陋見，把碩儒雅士“鄙棄不復道”的元曲提升到與楚騷、漢賦、唐詩、宋詞等平等的“一代之文學”的高度，使戲曲研究成了一門顯學。在藝術思想方面，他把“悲劇”“性格”等西方美學范疇引入傳統戲曲領域，將西方美學與我國傳統美學中的“意境”說融為一體，為傳統曲論的理論形態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即變即興隨感式的直觀評點，為深入系統的理性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