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性：

真性，乃不可知

“性”是中國哲學的核心范疇。在《論性》中，王國維用康德的知識論來分析傳統哲學中的“性”，認為“性”是知識的材質，所以不能從先天中了解，而從經驗上所得知的“性”，受到遺傳與外部因素影響，亦非它的本來面目。

王國維少年時便開始向往新學，但家中經濟條件有限，無法滿足他出國留學的愿望，只好離開家鄉到上海工作，就學于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在此期間，他接觸到康德、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并立志從事哲學研究。在其治學初期，特別是1903～1907年之間，主要致力于哲學的研究。

1903年《教育世界》雜志刊出由王國維翻譯的英國哲學家西額惟克的《西洋倫理學史要》，其中對從上至蘇格拉底，下到康德、叔本華、尼采，對西歐各家、各派的倫理學說都有簡要評述。此外，王國維還對蘇格拉底、柏拉圖、雅里大德勒、康德、叔本華、尼采、培根、霍布斯、休謨、盧梭等哲學家作過專篇評述。對于當時不求甚解的譯風，他曾批評說：“此等雜志本不知學問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雖時有學術上之議論，不但剽竊滅裂而已。”

在西方哲學中，王國維甚是喜愛康德、叔本華的哲學，并深受二人哲學思想的影響。

王國維在研究康德哲學時，因感到其文艱澀難懂，中途轉向叔本華，并幾乎全盤接受了叔本華的思想。王國維原先是想從康德那里獲取靈感，最終卻被叔本華吸引過來，他成了叔本華“悲觀主義”的信徒。

超越知識的“性”

王國維認為康德的知識論，將知識分為先天的知識和后天的知識，先天的知識和后天的知識都是知識，都具有確實性，但先天的知識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這是后天的知識所不具備的。那么，“性”是屬于先天的知識，還是后天的知識呢？

先天的知識能了解到知識的“形式”，后天的知識則能知道知識的“材質”，“性”屬于知識的“材質”范疇，所以所謂“性”，只能通過后天的知識來了解。但從后天的知識中得到的“性”，也不是真“性”。因為從經驗上知道的“性”，是受遺傳和外部環境影響之下的“性”，這并不是“性”的本來面目，所以，王國維選擇以不可知論來解決歷史上關于“性”的爭論，并斷言：“性之為物，超乎吾人之知識外也。”

人性是超出人們的知識范圍之外，所以王國維認為論性不過空論，他說：“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識外，既如斯矣，于是欲論人性者，非馳于空想之域，勢不得不從經驗之上推論之。夫經驗上之所謂性，固非性之本然，茍執經驗上之性以為性，則必先有善惡二元論起焉。何則？善惡之相對立，吾人經驗上之事實也。……故從經驗上立論，不得不盤旋于善惡二元論之胯下。然吾人之知識，必求其說明之統一，而決不以此善惡二元論為滿足也。于是性善論、性惡論及超絕的一元論（即性無善、無不善說以及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說）接武而起。夫立于經驗之上以言性，雖所論者非真性，然尚不至于矛盾也。至超乎經驗之外而求其說明之統一，則雖反對之說，吾人得持其一，然不至自相矛盾不止。何則？超乎經驗之外，吾人固有言論之自由，然至欲說明經驗上之事實時，則又不得自圓其說而復反于二元論。故古今言性者之自相矛盾，必然之理也。”

對“性”的爭論毫無意義

歷史之所記述和詩人之所悲歌，都反映善惡二性的爭斗上，他說：“歷史之所紀述，詩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惡二性之爭斗乎？但前者主紀外界之爭，后者主述內界之爭，過此以往，則吾不知其區別也。吾人之經驗上善惡二性之相對立如此，故由經驗以推論人性者，雖不知與性果有當與否，然尚不與經驗相矛盾，故得而持其說也。超絕的一元論，亦務與經驗上之事實相調和，故亦不見有顯著之矛盾。至執性善性惡之一元論者，當其就性言性時，以性為吾人不可經驗之一物故，故皆得而持其說，然欲以之說明經驗，或應用于終身之事業，則矛盾即隨之而起。余故表而出之，使后之學者，勿徒為此無益之議論也。”

于是，王國維得出論性只能在經驗的范圍內進行討論的結論，超出經驗的范圍則不可知了。后天的范圍可知，而先天的范圍不可知，這就是在論性過程中反映出來的不可知論思想。在先于經驗去觀察“性”時，必然會出現二律背反，性惡、性善的一元論主張同樣會陷于二律背反的境地，所以這樣的爭論毫無意義。

王國維用康德的知識論來分析人性，不可避免地得出不可知的結論，但他對“性”的解析，以及對傳統人性論大膽地進行質疑，展現了一種新的哲學視野，對傳統哲學起到了理論解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