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元雜劇之淵源：

曲調(diào)與形式

我國傳統(tǒng)文論以詩文為正統(tǒng)，小說、戲曲則登不上大雅之堂。王國維從審美的純粹性出發(fā)，摒棄了傳統(tǒng)文論中的功利態(tài)度，不僅把小說、戲曲擺上了臺面，還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種肯定文學(xué)的通俗性、現(xiàn)實性、真實性的審美價值標準，可以說是一種新的文化史觀。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給予了《紅樓夢》高度的贊美，《宋元戲曲考》中他則將元雜劇譽為“一代之絕作”“中國最自然之文學(xué)”，充分肯定了元雜劇對俗字俗語的運用。

王國維作為中國戲曲史學(xué)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者，有意識地將西方的戲劇理論引入傳統(tǒng)戲曲研究領(lǐng)域。從1908年開始，他用了五年時間，將中國民族戲曲的起源和形成問題理出頭緒，先后發(fā)表《戲曲考原》等7部專著，并最終創(chuàng)作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宋元戲曲考》。這部集大成之作，以大量翔實的史料為依據(jù)，考證了從上古到元代的戲劇發(fā)展軌跡，建立起帶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戲曲理論體系。《宋元戲曲考》作為我國第一部戲曲史，不僅具有開拓意義，還以其偉大的學(xué)術(shù)成就，為我國的戲曲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界定“戲曲”范疇

針對我國古代戲曲緩慢曲折又獨具特色的發(fā)展歷程，又參考西方戲劇理論，王國維在《戲曲考原》中率先對具有中華民族鮮明文化特色和獨特傳承特質(zhì)的“戲曲”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隨后，他又在《宋元戲曲考》中《宋之樂曲》一節(jié)進一步申明：“必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戲劇之意義始全。”這樣的定義，明確了“真戲劇”應(yīng)當具備的代言、歌舞、故事三要素，并以此劃分了“上古至五代之戲劇”也就是“古劇”與宋金以來的北曲雜劇之間的界限。

在這樣的理論支撐下，王國維為我國古代戲曲的興起與發(fā)展，勾勒出了脈絡(luò)清晰的發(fā)展軌跡：從上古到五代是“后世戲劇之萌芽”時期；宋金兩代“始有純粹演故事之劇”，是戲曲的形成期：“獨元雜劇于科白中敘事，而曲文全為代言”，“此二者之進步，一屬形式，一屬材質(zhì)，二者兼?zhèn)洌笪抑袊鎽蚯鲅伞保s劇誕生后，中國方有真戲曲。

我國自古習(xí)用的“戲劇”“戲曲”概念寬泛而模糊，西方“戲劇”的概念引入中國后，更造成了戲劇內(nèi)涵的多義性和不確定性。于是，王國維提出了“真戲劇”的定義，以此界定以元雜劇為標志的，具有獨立完整形態(tài)的中國戲曲，意在突出這種藝術(shù)形式以“代言體”的“歌舞動作”，“表演出完整的故事”的綜合性藝術(shù)特征，并以此為標準劃清了清元雜劇與過去各種“戲劇”之間的界限。

依王國維所見，包括宋金雜劇在內(nèi)的各種“古劇”雖屬于“戲劇”，但并非體制完善的“代言體”的“真戲劇”。作為“真戲劇”必須符合兩個重要條件：第一是“由敘事體變?yōu)榇泽w”，第二是“必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只有這樣才是完備的戲劇，所以才有“論真正之戲曲，不能不從元雜劇始也”的結(jié)論。

這一極富創(chuàng)造性的科學(xué)論斷，建立在對上古以來“古劇”演化軌跡進行深入考察之上，王國維明確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說：“唐代僅有歌舞劇及滑稽戲，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純粹演故事之劇，故雖謂真正之戲劇起于宋代，無不可也。”但由于宋金雜劇尚“非盡純正之戲劇，而兼有競技游戲在其中”，而且“其本則無一存，故當日已有代言體之戲曲否，已不可知”。關(guān)于戲劇的發(fā)展，最終王國維給出了謹慎的答案，“就現(xiàn)存者言之，則斷自元劇始”。

古代戲曲發(fā)展軌跡

元雜劇作為中國古代戲曲成熟的標志，它的藝術(shù)形式繼承了許多前代的成果。《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淵源》將其概括為三點：首先，元劇所用的曲，大多取自前代的大曲、唐宋詞、諸宮調(diào)及其他宋金舊曲；其次，元劇諸曲的“配置之法”“非盡出于創(chuàng)造”，“實多取諸舊有之形式”；最后，元劇的“材質(zhì)”也就是題材，“取諸古劇者不少”，其“淵源所自，要不誣也”。

元雜劇作為在前代“古劇”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真戲劇”，其“視前代戲曲之進步”大概包含兩方面：

第一，當屬樂曲上的進步。宋雜劇或用大曲，“然通前后為一曲，其次序不容顛倒，而字句不容增減，格律至嚴，故其運用亦頗不便”，或用諸宮調(diào)，雖已不拘于一曲，“凡同在一宮調(diào)中之曲，皆可用之”，但“移宮換韻，轉(zhuǎn)變至多，故于雄肆之處，稍有欠焉”。而元雜劇則全不受這樣的約束，“每劇皆用四折，每折易一宮調(diào)，每調(diào)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其視大曲為自由，而較諸宮調(diào)為雄肆”。

第二，從敘事體轉(zhuǎn)變?yōu)榇泽w。王國維說：“宋人大曲，就其現(xiàn)存者觀之，皆為敘事體。金之諸宮調(diào)，雖有代言之處，而其大體只可謂之敘事。獨元雜劇于科白中敘事，而曲文全為代言。”

上述的兩方面進步，“一屬形式，一屬材質(zhì)，二者兼?zhèn)洌笪抑袊鎽蚯鲅伞薄Ｗ詈螅鯂S又總結(jié)道：“由此書所研究者觀之，知我國戲劇，漢魏以來，與百戲合；至唐而分為歌舞戲與滑稽戲二種；宋時滑稽戲尤盛，又漸藉歌舞以緣飾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戲，不以歌舞為主，而以故事為主，至元雜劇出而體制遂定。”

王國維對元雜劇歷史淵源，以及形成因素的綜合研究，在全面性、系統(tǒng)性、準確性、具體性等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為他將元雜劇視為最早的“真戲劇”的完整形式，所以他對元雜劇的追根溯源，實際上也解答了中國戲曲的起源和形成問題，清晰明了地勾勒出我國戲曲藝術(shù)發(fā)展和演進的脈絡(luò)。王國維在中國戲曲研究史上的“先驅(qū)”地位，也由此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