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小說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

唐代詩歌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推陳出新，高潮迭起，中唐在盛唐之后大變，晚唐面貌又迥異于中唐。這種變化，除了詩歌自身內在演進動力外，其他文體對詩歌的影響，也是重要方面。歷代學者較多地注意到韓愈的“以文為詩”。韓愈等人，把散文的語言、手法及各種成分帶入詩歌，給詩壇帶來巨大沖擊和變化。但“以文為詩”所引起的詩變，主要是以韓愈為代表的那種力大思雄，奧衍奇崛和語言結構上的參差拗折。而大體上沿李賀往下，到晚唐李商隱、溫庭筠等人的詩風變化，卻又是一番景象：瑰奇、隱僻、譎怪、幽艷。若就文體之間相互作用導致變異而言，正宗的經史文賦是不會這樣影響詩歌的。多方面情況表明，唐代傳奇小說，以及唐以前大量可以歸入小說一類的稗史、雜錄、筆記、志怪，等等，曾經深刻地影響詩歌。李賀、李商隱、溫庭筠等人蒐集奇書，穿穴異聞，思出常境，跟中晚唐大為興盛的傳奇小說，表現出千絲萬縷的聯系。本文擬著重考察晚唐大家李商隱詩歌所受到的傳奇小說的影響，以見晚唐詩歌之變在一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以及文體交融在文學演進中的作用。

一、對小說材料的吸收和使用

李商隱詩歌的隱僻和思路的超出常情常境是其顯著特點。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云：

“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妝。”李義山此詩，非夸徐妃，乃譏湘中也。義山詩佳處，大抵類此。詠物似瑣屑，用事似僻，而意則甚遠……。“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妝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此詩非夸王母玉桃、阿嬌金屋，乃譏漢武也。“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此詩非痛恨張麗華，乃譏陳后主也。其為世鑒戒，豈不至深至切。“內殿張弦管，中原絕鼓鼙。舞成青海馬，斗殺汝南雞。不睹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宸襟他日淚，薄暮望賢西。”夫雞至于斗殺，馬至于舞成，其窮歡極樂不待言而可知也。“不睹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志欲神仙而反為所惑亂也。其言近而旨遠，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義山詩句，其精妙處大抵類此。

——《歲寒堂詩話》卷上

張戒從大量詩作中總結出商隱“用事似僻，而意則甚遠”、“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正指的是用意非同一般，而材料故實多來自僻書雜記，以其上舉詩中涉及的名物、人事等為例，材料分別見于《春秋運斗樞》（“瑤光”）、《吳錄》、《金陵圖》（“金陵王氣”）、《南史》（“徐妃”、“景陽井”）、《博物志》（“偷桃”）、《西王母傳》（“方朔偷桃”）、《抱樸子》（“玉桃”）、《漢武故事》（“方朔”、“金屋貯嬌”）、《漢書·蘇武傳》（“蘇卿歸國”）、《金陵志》（“景陽井”）、《吳越春秋》（“葬西施”）、《明皇雜錄》（“內殿張管弦”、“舞馬”）、《東城老父傳》（“斗雞”）、《列子》（“華胥夢”）、《登徒子好色賦》（“下蔡迷”）、《幸蜀記》、《天寶亂離記》（“望賢宮”）等書，這些書多半屬于雜傳小說之類。李商隱尤喜引用仙家故事，詩中經常出現的杜蘭香、萼綠華、紫姑、嫦娥、織女、蕭史、弄玉、宓妃、麻姑等人物，以及鮫人泣珠、青鳥傳信、吳剛伐桂、玉兔搗藥等故事，這些人物故事，也都出自神仙志怪類的小說與雜書。其書，偏雜不經，熟悉者少；其事，多虛幻怪異，出乎常情常理。運用這些材料入詩，當然給人深僻之感。

李商隱運用材料見于正史的當然也很不少，但初唐以后史書的情況已相當復雜，若就此加以分析，也很能見出商隱對于小說故事的偏嗜。歷朝傳記體史書被后代奉為楷模的是《史記》、《漢書》。兩書人物傳記雖然有不少具有故事性，甚至有生動的情節和場面，但皆嚴格遵守了實錄的原則。而下至初唐所修的八史，尤其是其中的《晉書》、《南史》、《北史》，在魏晉南北朝以來尚文思潮的影響下，不僅講究駢儷和詞藻，而且為追求生動，采用許多出自虛構臆想的野史和雜記傳說。此時，正所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采碎事，競為綺艷”。《晉書》問世不久，史學家劉知幾即尖銳批評其摭取小說中的無稽之談，指出“劉敬升（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而《晉書》取之，“令俗之學者……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史通·雜說》）明人王世貞視《晉書》為“稗官小說之倫”。《四庫總目提要》也批評《晉書》：“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為史傳乎？”朱熹說李延壽《南史》、《北史》“除了《通鑒》所取者，其馀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可見《晉書》、《南史》、《北史》摻雜了不少小說的成分。

《史記》、《漢書》作為傳記體史書中具有典范性的兩部早期著作，其中許多人物故事皆家喻戶曉。詩家信手拈來，熔裁入詩，與讀者極易溝通，故大量運用《史記》、《漢書》材料，在詩家久已成為傳統；而撰于貞觀十八年至二十年間的《晉書》對唐代詩人來講，為本朝編纂的近世之作，其地位與影響遠不能與《史記》、《漢書》相比。故杜甫、韓愈兩家詩歌運用《史記》、《漢書》的材料，都遠遠高于《晉書》。但這種情況，到李商隱發生重大變化，李詩中引用《晉書》人物故事次數居然與引《史記》相差無幾，而大大超過了《漢書》。除《晉書》外，李詩中亦多次引用《南史》、《北史》等初唐編撰的史書，這在他以前的詩人中是不曾如此的，可見李商隱對于摻有稗史雜記內容的《晉書》等有強烈的興趣。

李商隱把雜記小說乃至史書中的奇事異聞運用入詩，非獨出于個人好尚，亦是當時整個文化背景、文學潮流使然。中晚唐時期，文化思想日益開放，三教九流，各種學說，均能得到傳播，被人接受。李商隱《上崔華州書》云：“為文不愛攘取經史。百千萬書，異品殊流，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即表明對于經書以外“異品殊流”的肯定。在思想文化開放自由的氣氛下，以往被視為體格卑下的小說，亦廣為傳播并多方面影響文人創作。李賀即屢屢采用仙道雜記，小說稗史，杜牧序其詩，稱“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與李商隱為知交的溫庭筠，撰有屬于小說一類的雜記《干子》，其樂府詩《湖陰行》、《謝公墅歌》等，具有小說的情節氣氛。以駢文與李商隱、溫庭筠齊名，俱號“三十六體”的段成式，同時是小說家，撰有著名的筆記小說《酉陽雜俎》，李商隱詩中的不少典實，他處無考，而在《酉陽雜俎》中可以得到印證。《酉陽雜俎》撰于唐文宗大和到唐宣宗大中年間，李商隱未必讀過其書，但作為《酉陽雜俎》素材的許多奇聞逸事，必曾為李商隱所知。李商隱《驕兒詩》敘其子袞師模仿戲曲與“說話”中人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頗能反映出其家庭對世俗文藝的欣賞與接受狀況。商隱尚撰有俗語類筆記小品《雜纂》，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將其歸入子部小說家類，云：“俚俗常談鄙事，可資戲笑，以類相從。今世所稱‘殺風景’，蓋出于此。”《宋史·藝文志》“小說家類”除《雜纂》外，還列有李商隱《雜藁》，雖然兩者可能為一書，但足證李商隱詩曾染指于小說類的筆記文創作。蘇軾《漁樵閑話》曾引李商隱賦三怪物，離奇生動，可驚可怖。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李商隱賦怪物，言佞魖、讒、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魑魅之夏鼎也。”這種借狀物諷世的文字，也接近小說。

李商隱不僅有《雜纂》、賦三怪物等屬于小說類的戲筆，而且即使在作為正經文字寫的古文中，亦有類似小說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虛構性、寄托性筆法，頗具小說趣味。如《李賀小傳》寫李賀之死，說天帝造成白玉樓，召李賀為記。李賀見緋衣人駕赤虬前來宣召；家人見窗中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這些描寫，就明顯出于虛構。張讀小說集《宣室志》李賀條，即與傳中天帝召李賀為記的情節大體相同。《宜都內人》寫內人迂回巧妙地向武后進言，愿其屏去男妾，獨立天下，致使僧懷義被誅。司馬光說：“此蓋文士寓言”，指明其虛構性。《齊魯二生》寫劉叉“任氣重義，大軀，有聲力”，在韓愈門下，“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狀其聲貌言語，近似小說作品中的人物描寫，很能突現其形象與思想性格。《齊魯二生》另一則寫程少良、程驤父子及程驤之母，故事尤其曲折生動。程少良本是強盜，后改惡從善。文章寫促使其轉變的一節云：

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后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竟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毋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馀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后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貿轉，與鄰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蔥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闬，竟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

上述類似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描寫，完全是傳奇小說的筆法。

古文文體莊重，李商隱對于古文是很尊崇的。其《樊南甲集序》，對自己在幕府中受困于四六公文而未能發揮古文專長深表遺憾。既然他在地位尊崇的正宗古文中，尚能吸取小說手法，則在詩歌中融入小說因素無疑就更少拘忌了。

二、歌詠小說故事

李商隱詩歌用小說材料情況是多樣的。有屬于一般意義上的征事用典，僅僅為表達句中某項意思而使用，并非全篇皆牽系某一故事。如《無題四首》其二的腹聯“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僅僅是借以表達女方對于男子或愛少俊，或慕才華，情之所發，皆有其故而已。再如《無題二首》其二：

聞道閶門萼綠華，昔年相望抵天涯。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內花。

萼綠華，女仙名。清人馮浩《李義山詩集詳注》引《真誥》云：“萼綠華，……女子，年可二十上下。……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于羊權家，自此以往，一月輒六過，來與權尸解藥。”秦樓客，指《列仙傳》中的蕭史。蕭史“善吹簫，作鸞鳳之音，（秦）穆公女妻焉”。末句，“吳王苑內花”，暗用西施典。西施故事則出自《吳越春秋》。以上所涉之人物，故事，出自仙道雜記或雜史，皆屬小說家言。而“萼綠華”與“吳王苑內花”在詩中只是作為美女代稱，“秦樓客”只是作為風流男子代稱。全詩寫女子美名早著，男方之想望非止一日，今夜則如愿以償。這顯然屬于僅借以表達一定意義的詞語上的征事用典。

李商隱詩中用小說故事，更值得注意的是突破一般意義上的征事用典，而與全詩有深一層的聯系，著重吟詠或演繹某些小說故事。試看《馬嵬二首》：

冀馬燕犀動地來，自埋紅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第一首起句“冀馬燕犀動地來”，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注》引《長恨歌》“漁陽鼙鼓動地來”，指明其出處。第二首朱鶴齡注云：

陳鴻《長恨歌傳》：“玄宗命方士致貴妃之神，旁求四虛上下，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署曰‘玉妃太真院’。玉妃出揖方士，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取金釵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還獻上皇。將行，乞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為驗。玉妃曰：‘昔天寶十年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時夜殆半，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為夫婦，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方士還奏，上皇嗟悼久之。”此詩起二語，正指其事。言夫婦之愿，他生未卜，而此生先休，徒仿佛其神于海外耳，能無悲乎？

朱注精確不移。馮浩注于“海外”二句之下，亦引《長恨歌傳》為解，可見其詩正是所謂：“一起括盡《長恨歌》”。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則進一步予以發揮：

首聯皆用《長恨傳》中事，海外九州即臨邛道士之說；他生夫婦，即長生殿中語。二語已極痛針熱喝。下二聯，卻將“此生休”三字蕩漾一番。方其西出都門時，宵柝凄涼，六軍不發，遂致陳玄禮等追原禍本，請殲貴妃。追思世世為夫婦之誓，曾幾何時；……傷心鈿合，曾不思四紀君王，不及民間夫婦，卻以何人致之？甚矣色荒之難悟也。

李商隱以小說提供的故事加以提煉。詩與小說之間關系表現為由敘述轉為抒情，實事虛用，用其事而注入全新的思想情感與認識，議論精警，諷嘆有味。既有沉痛的哀挽，又有尖銳的諷刺。是以小說為基礎和背景加以生發，化為抒情詩篇。徐德泓說：“此詩專詠《長恨傳》事，故筆意輕宕。”（《李義山詩疏》）

《馬嵬二首》就傳奇小說故事發為吟詠，并沒有展現事件過程，而《宮妓》則融演繹與詠嘆故事為一體：

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

故事出自《列子·湯問篇》，云周穆王時有巧匠偃師，能造假倡（類似木偶人），“（倡者）趣步俯仰……掀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寶人也，與盛姬內御并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列子》是一部頗具小說色彩的書。明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序》中說：“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乎唐，而浸淫于宋。韓非、列御寇諸人，小說之先祖也。”偃師故事顯然具有小說特色。詩中包含敘述過程，演繹了周穆王觀看假倡表演的故事，演繹中通過“不須”、“終遣”的唱嘆輕輕提示，一縱一收，融入嘲諷與感慨。

商隱詩中運用小說材料，還常常把敘述、吟詠故事與類似小說家虛構場面和情節的手法結合起來，顯出藝術上的創造力，收到奇警的效果。如《隋宮》：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

寫隋煬帝逸游揚州，荒淫敗國。大的史實，固然見于《隋書》，但更為具體生動的細節，則見于《開河記》、《隋遺錄》等小說。如《隋遺錄》載：“（煬帝）嘗游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后主相遇，尚喚帝為殿下。后主……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屢目之。后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麗華也。……’因請麗華舞《玉樹后庭花》……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煬帝請張麗華舞《玉樹后庭花》，《隋遺錄》記為煬帝生前事，此詩則將生前夢遇，設想為死后重逢。煬帝縱欲南游，三下揚州，詩中則設想：若非天命歸唐，政權為李淵所得，則其錦帆龍舟將更會遠至天涯海角。煬帝開河植柳與放螢火本是兩事，詩中組合為“無”與“有”的對照，極寫隋堤與隋宮之荒涼破敗。這些，都不是單純鋪陳故實，而能不拘泥于已有的史實和傳說，根據諷刺對象性格和事物發展邏輯，進行推想假設，事或虛擬，情出必然。此種手法，已近于小說中之藝術虛構，為詩家所罕用。此詩，明代顧璘批評其“用小說語，非古作者法律”（《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紀昀則說：

純用襯貼活變之筆，一氣流走，無復排偶之跡。……結句是晚唐別于盛唐處，若李杜為之，當別有道理。此升降大關，不可不知。

——《玉溪生詩說》上

對于《隋宮》的寫法，顧璘認為“非古作者法律”；紀昀雖欣賞其用筆活變，但同時指出“是晚唐別于盛唐處”，為“升降大關”。兩家立場偏于保守，但面對運用小說材料入詩，乃至采用小說創作手法，都已認識到是有別于前人，構成了詩史上的重大變化。

運用小說材料，再加以類似小說的想象虛構，在李商隱作品中為數不少，如《瑤池》：

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題目“瑤池”即提示《穆天子傳》中有關周穆王和西王母的故事。開頭即寫想象中西王母敞開綺窗，臨窗而望的情景。次句虛構周穆王留下的《黃竹歌》哀聲動地，暗示西王母此時不見穆王，而惟聞哀歌。三四句乃發問：以八駿馬之神速，穆王為何不能實踐“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的諾言。此可以理解為西王母心中自問，也可以理解為第三者的詰問。隱含的答案則是穆王已死，神仙之事全屬荒唐。詩中沒有敘述《穆天子傳》中的具體情節，而是在小說故事的基礎上虛構西王母的期待與所聞所想，可以說是把小說的場面設計、氣氛創造、心理描寫帶入了詩歌。

《曼倩辭》也是對小說故事任意加以靈活運用：

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閑。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覷阿環。

“曼倩”，東方朔字。《東方朔別傳》謂其為歲星，下到人間，在漢武帝宮中十八年。《博物志》謂王母七月七日降九華殿與漢武帝見面時，東方朔隔窗偷看，又曾偷王母仙桃。“阿環”，女仙上元夫人名，王母曾介紹漢武帝與之相見。詩糅合上述小說家言，借東方朔既渴望返回仙境又偷窺靚女，寫求神仙與戀女色之間的矛盾。而東方朔之“瑤池歸夢”、“覷阿環”乃出自虛構或移花接木。《漢武內傳》等書，并無這樣的細節。李商隱詩用關于東方朔、漢武帝、西王母、周穆王等的小說故事頗多，尤其是在唐武宗服丹藥致死前后，寫了包括《瑤池》在內的一系列詩篇，如《漢宮詞》、《漢宮》、《華岳下題西王母廟》、《華山題王母廟》等，對皇帝迷信神仙，作了深刻的諷刺。

李商隱運用小說材料，認真按原故事展開者少，從未粘著不放，重復小說故事，而是隨手拈來，取其一點，加以生發。可以說是用小說的手段，駕馭小說的材料。上引張戒所舉《南朝》（“地險悠悠天險長”），用梁元帝與徐妃故事。徐妃不美，不受禮重。梁元帝二三年一入房。元帝瞎一眼，徐妃每知帝將至，故意只妝飾半面。元帝看到，大怒而去。此事本只屬帝妃之間不和，缺乏社會意義。但作者別出心裁，將占半壁江山的偏安與“半面妝”聯系起來，“南朝止分天下之半，徐妃妝面亦止半”（錢良擇評），便成為寓深刻思想的絕妙諷刺。不僅是小說材料被運用，更重要的是其點化之功。名篇《夢澤》也是如此：“夢澤悲風動白茅，楚王葬盡滿城嬌。未知歌舞能多少，虛減宮廚為細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故事，經過“未知”、“虛減”這樣的開合唱嘆，獲得巨大的闡釋空間。制造惡濁潮流者之可恨，迎合者之可悲，被人戕害而不自覺，自我戕害而不自知，等等，一切與“虛減宮廚為細腰”相類似的歷史與現實生活內容，可以說盡在諷刺之中。詩以詼諧出之，運用小說家調侃的手段，似憐似嘲，收到類似諷刺小說的效果。

義山詩中的小說材料，有時被重新組合增飾，用來表現現實生活內容。《板橋曉別》寫一對情侶在汴河客舍曉別的情景。用的材料是琴高在水中乘鯉魚來去、薛靈蕓離家流紅淚的故事。兩者出自兩書，本不相關。詩則編織為“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男子將乘舟而去，女子一夜紅淚不止。《海客》寫自己應鄭亞之聘，赴桂林幕府。用的材料一為《博物志·雜說》說天河與海通，海上曾有人乘槎至天河。一為《荊楚歲時記》說張騫尋河源乘槎至天河，見牛郎、織女，織女取搘機石給張騫帶回。詩將這些材料糅合成：“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妬，聊用支機石贈君。”織女贈石不怕惹牛郎的妬忌，以及主動罷織相見，為原材料中所未有。經過組合添補，即以織女、海客、牛郎的關系喻作者與鄭亞（李黨）、牛黨的關系，謂自己不顧忌牛黨的不滿，受聘為鄭亞幕僚。這些都可算是采自小說，復以小說手段編織而成的“故事新編”。

三、代言體與寓言贈答中的小說成分

李商隱詩中有不少“代人”、“代物”之作，而且往往帶有戲筆的性質。這類贈答詩變體，紀昀《玉溪生詩說》頗為關注，多有評論。如批評《追代盧家人嘲堂內》、《代應》、《代魏宮私贈》、《代元城吳令暗為答》“小家數”，批評《嘲櫻桃》“小品戲筆”，批評《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代貴公主》為“弄筆之作”，批評《贈柳》“題最小樣”，批評《謔柳》“題更惡”，等等。這些作品都是代人、代物贈答，或與作品中人物鬼神等直接對話，改變了通常的陳述方式，接近小說、戲曲和某些俗賦、變文的寫法，乃至染上了某種小說氣。紀評中所謂“小品”，即有從文體角度認為屬于創作比較隨意、體制小巧而不甚莊重一類的意思。這在他批評《贈勾芒神》時說得更清楚：

題纖而詩淺，此種題皆有小說氣。……大雅君子當知所別裁焉。

李商隱的《贈勾芒神》為七言絕句：“佳期不定春期賒，春物夭閼興咨嗟。愿得勾芒索青女，不教容易損年華。”詩意謂春期短促，春物摧殘，深感年華易隕而生出奇想：愿春神勾芒娶霜神青女，則霜雪不再施威，而人間將春光永駐。按詩題為“贈勾芒神”，乃是直接與勾芒神對話；又異想天開，讓勾芒神娶青女為妻，確實有志怪傳奇的色彩。紀昀敏感地覺察到這一點，而且從“皆有小說氣”的語氣中，透露出于此非止一篇，蓋凡他認為“纖巧”的“小調”、“小品”都不免有這種氣息。

李商隱的《百果嘲櫻桃》、《櫻桃答》也是被他視為“小品戲筆”、“偶然小調”之作，兩詩安排了物與物之間的對話，詩人則為之代筆。

珠實雖先熟，瓊莩縱早開。流鶯猶故在，爭得諱含來？

——《百果嘲櫻桃》

眾果莫相誚，天生名品高。何因古樂府，唯有《鄭櫻桃》？

——《櫻桃答》

一“嘲”一“答”，前章（嘲）揭露櫻桃曾被流鶯口含過的事實，所謂“攻其舊惡”，“以諷得志相驕者”。答詩“寫悍然不顧，恬然不恥之意”。這樣，突出模擬對象的弱點、隱私，寫出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角色的口吻、心理，雖是詩體，但確實帶有小說氣和小說等文體的某些影響。紀昀針對這種在詩中設置人物并代擬對話，評云：

此弊始于六朝《表》《甘蕉彈文》之屬，降而己甚。盧仝集中至于代蝦蟆作詩請客矣。義山此作亦此類也。

——《玉溪生詩說》下

紀昀就《百果嘲櫻桃》、《櫻桃答》作出的評論，不光是論其格調，同時梳理其淵源。盧仝的生活年代早于李商隱，在中唐詩壇上以怪誕著稱，與李賀等人都屬于中唐詩壇上變異突出的作家。有組詩《蕭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并序》所謂“二三子”，乃是石、竹、井、馬蘭、蛺蝶、蝦蟆。二十首詩題不外是《客贈石》、《石讓竹》、《竹答客》、《石請客》、《蛺蝶請客》、《客答蛺蝶》、《蝦蟆請客》、《客請蝦蟆》之類。圍繞蕭氏要出賣房宅，宅內竹、石等有想跟盧仝去洛陽等種種打算，彼此展開對話。已故學者陳貽焮曾根據詩序的提示，按組詩原來的次序稍加串聯，便構成很有趣的情節，并且說：“這不就成了一篇像牛僧孺《元無有》（《太平廣記》引）寫故杵、燈臺、水桶、破鐺四物化作四詩人‘談諧吟詠’、‘遞相褒賞’那樣的傳奇了么？漢民歌《枯魚過河泣》、曹植的《鷂雀賦》《七步詩》，李白的《山鷓鴣詞》等，都是以物擬人的童話寓言詩。很難說文學史上這一不絕如縷的擬人手法傳統對盧仝的這組詩毫無啟發。但與之最密切相關的，則莫如《元無有》之類的傳奇，和《燕子賦》《茶酒論》之類的俗賦。”陳氏梳理了盧仝這組詩的來源，不僅提到《元無有》之類的傳奇，還提到俗賦和以物擬人的童話寓言詩，這些文類，實際上是彼此互相關聯的。帶有寓言俳諧性質的詩賦，在小說發育成長過程中，對小說的想象虛構和諧趣有積極影響；而小說的發展，又反過來在設計人物故事并借以反映生活方面，給詩賦以影響。陳貽焮的論述，與紀昀在溯源時舉出《表》、《甘蔗彈文》（實即俗賦），在認識上相合。這些，正說明小說等通俗文類影響于李商隱代物贈答詩有很深的淵源和多種文體的合力。

盧仝的《蝦蟆請客》、李商隱的《百果嘲櫻桃》等詩，是代物問答。與此同時，紀昀還對代人贈答詩的源流進行梳理。李商隱《代魏宮私贈》、《代元城吳令暗為答》二詩，創作的材料依據為《文選》李善注《洛神賦》題下所引的《感甄記》。《感甄記》謂曹丕的甄后于曹植有情，曹植《洛神賦》即為甄后而作。《代魏宮私贈》設為代與甄后相親的魏宮人贈詩曹植，表達甄后對曹植的生死戀情。《代元城吳令暗為答》，所代為吳質，吳質為曹丕謀主，同時又善處于曹氏兄弟之間，頗為圓滑。吳質維護曹丕，以衛道者的口吻說曹植未曾有過感甄之事，矢口否認，諱莫如深。李商隱的兩詩，乃是就小說故事進一步加以演繹。對此，紀昀作出了自己的解釋，連帶論及有關文學史現象。《玉溪生詩說》卷下云：

此詩辨“感甄”之誣，立意最為正大，然何不自為絕句一章，乃代為贈答，落小家窠臼也。曹唐游仙之作正濫觴于此種耳。問：代為問答為小家數矣，若淵明之《形》《影》《神》三首非設為問答乎？曰：彼懸空寄意，其源出于《楚辭》之設為問答，故不失大方。此則粘著實事，代古人措詞矣。

按所謂“辨‘感甄’之誣”，即吳質代曹植答詩，否認有夢宓妃（甄氏）之事。但吳質是曹丕集團的人。其代曹植答詩，乃是有意掩蓋“感甄”一事。故從李商隱創作角度言，恰恰不是辨誣，而是假借吳質的答詞，以見曹植在政治上和愛情上所受的壓抑。紀昀出于封建正統觀念，對詩人用意的理解雖有偏差，但他從詩學角度所發的評論，卻非常精到。紀昀論述了陶潛《形》、《神》、《影》一類問答體詩與李商隱《代魏宮私贈》等的不同。陶潛的詩是“懸空寄意”，借自身的《形》、《神》、《影》展開思想中的不同側面與矛盾斗爭，故雖設為問答，實則屬于自我剖析與抒情，此在《楚辭》中已經有之。而李商隱的兩首，則是“粘著實事”，落到具體人物，“代人物措詞”，等于將世俗人事及其矛盾糾葛展開，此在實質上近于小說戲劇的人物描寫和對話，故在紀昀看來落入小家數，與陶潛之作有很大差異。而就所謂“小家數”一路看，紀昀認為曹唐游仙詩正濫觴此種，這和前引他由商隱詩聯系到盧仝詩，均涉及中晚唐詩歌與小說相互影響滲透所引起的詩風與詩歌發展走向變化。

曹唐游仙之作中接近代言體，并就古代小說加以推想和描寫的是其《大游仙詩》。《唐才子傳》卷八云：“《大游仙詩》五十篇”，今《全唐詩》僅存十七篇，散佚不少。但其中詠《幽明錄》劉晨、阮肇入天臺逢仙女故事，五首相連，仍然完整。五首詩題依次為：“劉晨阮肇游天臺”、“劉阮洞中遇仙子”、“仙子送劉阮出洞”、“仙子洞中有懷劉阮”、“劉阮再到天臺不復見仙子”。詩題敘事，為故事的幾大環節。詩句則側重描寫和敘情，首尾相連，與唐傳奇中敘事兼具詩歌的類型相近。雖然今存《大游仙詩》完整地詠唱一個故事的僅此五首，但程千帆曾考證《大游仙詩》的散佚情況，指出“五十首中應無以一首詠一事者”，而是如詠劉、阮故事一樣，“每事以數章分詠。題為敘事，詩則敘情”。可見《大游仙詩》曾較完整地歌詠了若干小說故事。每事數章，各為首尾。這些表現，關系到詩史發展的正變問題，紀昀雖不以為然，但他認為此種詩濫觴于李商隱，卻也真正把握了其中的聯系。其共同特點，即是運用傳奇小說的材料，并在寫法上加以借鑒吸收。

李商隱集中與《代魏宮私贈》二首非常接近的，還有《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代貴公主》。紀昀評此二首云：“弄筆之作，不關大雅。此與《代魏宮私贈》及《代元城吳令暗為答》詩，皆不似泛然之作，然晚唐人亦實有弄筆作戲者，非確有本事，未可武斷也。”在詩旨上，紀昀未作武斷推測；而在寫法上，認為《代魏宮私贈》二首與《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二首均有“弄筆戲作”的特征。按：后二首詩為：

笑啼俱不敢，幾欲是吞聲。遽遣離琴怨，都由半鏡明。應防啼與笑，微露淺深情。

——《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

芳條得意紅，飄落忽西東。分逐春風去，風回得故叢。明朝金井露，始看憶春風。

——《代貴公主》

兩詩由“破鏡重圓”的故事生發。《古今詩話》載：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豪家。儻情緣未斷，猶期再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主果歸楊素。德言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高大其。德言引至旅邸，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主得詩，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至，還其妻；因命主賦詩，口占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聯系這一故事背景可知，李商隱兩首詩，首章為楊素（越公）家妓嘲徐公主于新舊去故之際不敢表露真情，嘲中帶有同情與憐憫；次章代徐公主表明心跡，謂明朝歸故夫之后，方可充分重溫舊情。二詩調侃中包含血淚，完全由“破鏡重圓”的詩話小說故事生發。不僅人物與調侃對答跟原故事有銜接深化關系，且詩歌本身亦與原故事中兩詩的詩情詩意彼此相扣。紀昀論這些詩，特別歸結到晚唐弄筆戲作，是從創作態度上把它和作家從事小說等俗文學的創作歸到一路上去了。

四、抒情詩外殼下的傳奇故事

李商隱等人詩歌大量運用雜記、野史和傳奇中故事，呈現出不同文體間相互滲透交融現象，這種交融，當然是詩吸取已經流傳的小說故事作為創作材料。材料是前人或他人的，并且因為這些故事多有書本或傳說為依據，讀者對于故事能夠有所了解。但論詩與小說溝通，在李商隱筆下絕非只此一種。他還有一些讓人感覺隱藏著故事，而外殼為抒情詩的篇章。內中情節，亦非書上已有，而是屬于李商隱自身或其周圍人物的故事。這些故事的清晰度一般都不高，有的只是讀者感覺其背后可能隱藏有人物和事件，不同于一般的抒情詩。

李商隱的組詩《柳枝五首》詩序不啻一篇傳奇。節錄如下：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饒好賈，風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兒子，獨念柳枝。生十七年，涂妝綰髻，未嘗竟，已復起去，吹葉嚼蕊，調絲擫管，作天海風濤之曲，幽憶怨斷之音。……余從昆讓山，比柳枝居為近。他日春曾陰，讓山下馬柳枝南柳下，詠余《燕臺詩》，柳枝驚問：“誰人有此？誰人為是？”讓山謂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斷長條，結讓山為贈叔乞詩。明日，余比馬出其巷，柳枝丫環畢妝，抱立扇下，風障一袖，指曰：“若叔是？后三日，鄰當去濺裙水上，以博山香待，與郎俱過。”余諾之。會所友有偕當詣京師者，戲盜余臥裝以先，不果留。雪中讓山至。且曰：“為東諸侯取去矣。”明年，讓山復東，相背于戲上，因寓詩以墨其故處云。

《柳枝五首》是李商隱愛情詩中唯一以長序交代背景的組詩。清人馮浩云：“序語不無回護之詞，未必皆實，而有筆趣。”“未必皆實”是無疑的，其中不無虛構成分。序與詩不是自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傳奇故事寫的。馮氏認為序語“有筆趣”，即包含其中可資玩味的那種小說意趣。詩五首云：

花房與密脾，蜂雄蛺蝶雌。同時不相類，那復更相思？

——其一

本是丁香樹，春條結始生。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

——其二

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寒漿。東陵雖五色，不忍值牙香。

——其三

柳枝井上蟠，蓮葉浦中干。錦鱗與繡羽，水陸有傷殘。

——其四

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

——其五

五首詩多用比興手法抒情。同時，亦就人物事件進行點染。五首大意可理解為：其一，東諸侯與柳枝（商賈女）貴賤懸殊，柳枝所適非類。其二，內心愁結，徒抱不平。其三，寫己之所戀者唯有柳枝。其四，寫彼此俱傷。其五，寫舉目堪傷。五首詩雖非敘事，但其詠嘆，分明針對有關情事而來，如果聯系后代的《紅樓夢》進行對照，《紅樓夢》太虛幻境中寓言金陵十二釵及其命運的歌詞，如“玉帶林中掛，金簪雪里埋”之類，與《柳枝五首》中之“柳枝井上蟠，蓮葉浦中干”等詩句即非常相似，可見詩與人物故事相配合，發揮兩種文體協作的優勢，由來已久。文以敘事，詩作點染，有事有情，確有一種詩與小說互相映帶組合的筆趣；同時也只有從兩種文體互相結合滲透的角度，才能理解李商隱何以有這種格調的詩。

《柳枝五首》因有序，讀者尚能略知故事梗概，但李商隱更多時候是并未點出相關的人物和情節。而其詩又不同于一般的抒情。它能讓人感到是圍繞一個哀艷的故事在歌詠，其中隱含愛情悲劇。如《柳枝五首序》中所述為柳枝激賞的《燕臺詩》，一共四章，皆埋沒意緒，不作具體交代。可是，某些詩句又分明有人物事件乃至場景。首章《春》，“風光冉冉東西陌，幾日嬌魂尋不得”；二章《夏》，“蜀魂寂寞有伴未？幾夜瘴花開木棉”；三章《秋》，“欲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卻相怨”；四章《冬》，“凍壁霜華交隱起，芳根中斷香心死”，“當時歡向掌中消，桃根桃葉雙姊妹”。從尋覓不見，到彼姝孤寂獨處，到相思相怨，再到香消人亡，這就足以連成一個哀艷的故事。此類題材，中晚唐詩人多寫成敘事長歌，李商隱則將其熔鑄成抒情篇章。它不以事件之發生發展與結局結構全篇，而以詩人強烈的流動變化的感情為線索，故詩的章法結構呈現出明顯的跳躍性。隨詩人的感情流程，忽而回憶，忽而想象；忽而昔境，忽而現境；忽而此地，忽而彼地；忽而閃現某一場景片斷，忽而直抒心靈感受。斷續無端，來去無跡，但其中分明有著凄艷的故事。它未采取平直的小說敘事模式，但在意識流式的心理過程描寫中融入了許多小說因素。與《燕臺詩四首》相近，李商隱《河陽詩》、《河內詩二首》、《碧城三首》皆有類似情況。歷代注家，幾乎沒有人將其作為單純的抒情詩看，而在其中尋覓本事。近代學者蘇雪林乃至把多篇作品串聯起來，寫成近乎傳奇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可見，這些詩雖以抒情的面貌出現，卻又具有某種小說背景和成分。《碧城三首》結尾云：

《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可以說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將其所寫視同《武皇（漢武）內傳》中的小說故事。

以抒情之筆寫敘事性題材，與李商隱一貫的詩歌風格有關，但也可能因為這些詩歌所寫多涉及作者自身和周圍人物，不便于把事情或過程呈露得過于清楚。如李商隱的《擬意》，與初唐張《游仙窟》有些相近。而張是以第一人稱寫自己游狹邪，李商隱則顯然不愿公開自己或其友人有這樣的艷遇。《擬意》的寫法是不涉及具體人物故事，僅圍繞風流艷事進行描繪。《游仙窟》寫男女一夜歡會，自日晚投宿，寫到次晨離別。李商隱《擬意》在結構上與《游仙窟》相同。其開頭兩句：“悵望逢張女，遲回送阿侯”，首句寫延頸而望其來，次句寫歡畢而去，遲回不忍分別。“逢”、“送”二字，概括一夜情事。這從男子艷遇的角度而言，即是“游仙窟”。“擬意”中寫男女調情歡會，特別是“夜杵”等十二句，運用隱語庾辭，設喻之辭意，均與《游仙窟》相近。《游仙窟》詞藻華麗，內含大量詩歌和韻語，詩的氣氛很濃，可以說是詩人抱冶游態度，以寫宮體詩的本領創作出的小說；而《擬意》則同樣散發著宮體的靡艷氣息，以旖旎惝恍的筆墨，虛擬冶游的情景，可謂相當于詩體《游仙窟》。但盡管有這樣的相近，《擬意》畢竟未交代具體人物事件，與《游仙窟》之近乎自我炫耀，還是有所不同。

李商隱的《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也是用抒情之筆寫敘事性題材。這一首詩體箏妓傳奇本可以寫得清楚一些，但顯然亦由于對方是王孫所寵之女，不便將其身份交代得過于清楚，只是約略見其大概：

冰霧怨何窮，秦絲嬌未已。寒空煙霞高，白日一萬里。碧嶂愁不行，濃翠遙相倚。茜袖捧瓊姿，皎日丹霞起。孤猿耿幽寂，西風吹白芷。回首蒼梧深，女蘿閉山鬼。荒郊白鱗斷，別浦晴霞委。長彴壓河心，白道聯地尾。

秦人昔富家，綠窗聞妙旨。鴻驚雁背飛，象床殊故里。因令五十絲，中道分宮征。斗粟配新聲，娣侄徒纖指。風流大堤上，悵望白門里，蠹粉實雌弦，燈光冷如水。羌管促蠻柱，從醉吳宮耳。滿內不掃眉，君王對西子。

初花慘朝露，冷臂凄愁髓。一曲送連錢，遠別長于死。玉砌銜紅蘭，妝窗結碧綺。九門十二關，清晨禁桃李。

開頭一段，寫彈箏時的環境氣氛，箏聲所傳達的幽寂凄涼意境與離愁別恨，見箏技之高，類似李賀《李憑箜篌引》與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樂描寫。次段“秦人”八句敘箏妓之出身；“風流”四句暗寫其流落為妓；“羌管”四句敘其轉入王孫家為樂妓，專寵后房。此段約略相當于白居易《琵琶行》“沉吟放撥插弦中”以下一大段寫彈奏者身世。末段點送別。“一曲送連錢，遠別長于死”，寫所奏為送別之曲，點出鄭愚將有遠行。總之，王孫為鄭餞別，命箏妓彈奏，故鄭作詩相贈，李商隱從而和之。箏妓與鄭愚，即相當于琵琶女與白居易。盡管此詩多用比喻暗示，跳躍斷續，與白居易的明白流暢有明顯區別，但一賦琵琶女傳奇，一賦箏妓傳奇，則又可以說是后先相繼。并且，有《琵琶行》作為參照，更能見出李商隱此類詩與傳奇小說之間的聯系。

受神仙志怪和傳奇小說影響，李商隱《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后夢作》是一篇把夢境寫得近似傳奇的詩，且詩的語言格調也值得注意：

初夢龍宮寶焰燃，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萊樹，有個仙人拍我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煙。逡巡又過瀟湘雨，雨打湘靈五十弦。瞥見馮夷殊悵望，鮫綃休賣海為田。亦逢毛女無憀極，龍伯擎將華岳蓮。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覺來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枕手眠。

詩把抒情和敘事結合起來，以夢境象征人生某些經歷，具體指向難明。但就夢境而論，其中有些情節，如：“旋成醉倚蓬萊樹，有個仙人拍我肩”、“瞥見馮夷殊悵望，鮫綃休賣海為田”等，倒頗具有傳奇氣息，加以又創造七律散體，有音節流暢之美，而無對偶之拘束，因而頗受學者注意。清人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八下云：

盲詞入詩，騷壇削色。……瀟雪曰：“彈詞七字句，其言亦出于詩。不觀玉溪生《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后夢作》乎？”……予謂：“……此詩倘播之管弦，豈非絕好彈詞乎？”

彈詞（盲詞），作為曲藝的一種，實際上等于演唱的詩體小說。平步青等認為《七月二十八日……聽雨后夢作》格調趨下，是彈詞源頭或“絕好彈詞”，即等于指認之為彈唱的小說體。近人任二北（半塘）在其所著《唐戲弄》中引錄了平步青之論，并進而稱之為“李商隱詩人講唱體”。任氏說：“人皆知唐代講唱文之重點在變文，若置此詩于變文之內，而從敘事轉折、人物出場等方面去體驗，信難識別彼此之間果有何差別也。李商隱詩原以典麗深奧著，而其集內，竟有此項相反之俗體存在，蓋染于當時習俗，偶一效顰而已。然正可驗晚唐民間文藝之風會為如何……難得此篇之性質竟然鑿穿‘文人詩’與‘講唱辭’之雙方壁壘而貫通之，乃更能說明問題。”戲弄與小說、變文有非常切近的淵源和交叉關系，都立足于演繹人物故事。任氏研究唐戲弄，所以特別重視李商隱這首詩。既然《七月二十八日……聽雨后夢作》鑿穿“文人詩”與“講唱辭”之壁壘，置于變文內而難辨其差別，則其與小說之間也就存在某種程度的溝通。

上引任二北關于《七月二十八日……聽雨后夢作》的評論，表現出處于現代學術環境下的學者，對于李商隱詩歌在通俗文藝影響下產生的某些新變，已不同于紀昀站在雅正立場上一味抱著抑制防范的態度。當然，僅注意李商隱一兩首詩的變異，畢竟還是不夠的。《七月二十八日……聽雨后夢作》的出現，絕不僅僅是“染于習俗，偶一效顰”的孤立偶見的現象。如上所述，李商隱吸取小說傳奇中的材料，接受其影響是多方面的，既有作為一般典實，用以表達某一語意者，也有以其故事為基礎，進一步加以演繹、改裝與生發者，還有以小說的手段，特別是小說描寫場景、創造氣氛、設置情節的經驗，寫自我或周圍人物之情事者。尤其是取小說某些故事、某些寫法、某些筆墨意趣，與詩的整體構思、藝術特征，融為一體，鑄造成瑰奇渾融藝術境界者，對表現義山整體藝術風格，體現其在詩史演進中的新創造，更有重要意義。《板橋曉別》借用琴高乘鯉、薛靈蕓泣別的故事，將一對男女的離別寫得那樣深情、浪漫，斑斕多彩，富有童話氣息。《錦瑟》中“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取《莊子》謬悠之說和《華陽國志》的小說家言，寫夢幻般的身世之感，跟整首詩的“追憶華年”融合一體，而又有恍惚迷離、深博要眇之筆趣。商隱的“無題”一類作品，不光融入許多小說故實（如青鳥傳信、犀角通靈），同時有類似小說的細節（如“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小說的場景（如“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小說的人物描寫（如“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小說的心理描寫（如“懸知猶未嫁……背面秋千下”）、小說的構思（如“紫府仙人號寶燈，云漿未飲結成冰”），這些，正是詩體中融入了他體的成分，新穎生動，而又渾合無間，使詩體自身得到了豐富和提高。

對于李商隱詩歌的變化，有必要如任二北所說，應放到當時文化背景、文學風會、文學流變中考察。而通過全面地了解李商隱詩歌接受小說、變文等影響的情況，則可以發現，紀昀在這方面是較早地以其銳利的眼光看到了詩歌在中晚唐時期的某些重要演變。他結合《馬嵬》二首指出晚唐與盛唐之別，為詩史“升降大關”；結合《百果嘲櫻桃》、《櫻桃答》，聯系了盧仝的《蝦蟆請客》之類；結合《代魏宮私贈》、《代元城吳令暗為答》，聯系了曹唐的游仙詩。盡管他是強調正宗雅道，對有違于此的，要力“防其漸”，但畢竟是見微知著，在觀察詩史演進方面，有很強的洞察力。

詩到唐代貞元、元和之后，面臨的形勢與初盛唐不同，初盛唐時期，詩在唐代諸種文體中，最早完成了革新。在各種文體中最具活力，最受人青睞。而經過盛唐高度繁榮，把傳統詩歌中各種藝術手段的潛能都發揮到極致之后，五七言詩面臨著走出傳統，重新開辟的任務。除詩體自身需要外，中唐時期，古文運動取得成功，散文創作達到高潮；傳奇小說在此一時期，也進入鼎盛階段。這兩種文體，在吸收詩歌壯大和提高自身的同時，復以其強大的影響力，向詩歌滲透。“以文為詩”，是中唐以來詩歌首先迎來的引起詩體多方面變革的重大突破；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敘事詩，則是詩在傳奇影響下的新創獲。但傳奇小說對于中晚唐詩歌的影響，不止于元白等人的敘事詩。元白長慶體貼著事件發展過程進行敘述，平直具體，“寸步不離”，其詩歌藝術，在體式上繼承了以盧照鄰、駱賓王等為代表的初唐七古，在敘述上繼承了古代敘事詩的傳統，同時吸收了唐傳奇的敘事經驗，委曲周詳，步驟井然。在詩與小說交融方面是顯露的，藝術上的新變不算太大。而從李賀等濫觴，到李商隱深入推進，大量吸收偏記雜錄、志怪小說、神鬼故事、野史、傳奇內容，吸收傳奇小說的藝術經驗與筆趣，其變化則是更為深入的。

前代學者認為李商隱詩“用事僻”、“多奇趣”，屬于“邪思之尤者”（張戒），謂其“用意深微，使事穩愜，直欲于前賢之外，另辟一奇”（管世銘），是看到了他在使用材料上走出了正宗典籍的范圍，廣泛發掘說部乃至各類“異品殊流”之書與委巷傳說的內容，在構思上運用非詩歌傳統所有的來自小說等文體的手段，在用意上突破“思無邪”的禁忌，將小說之想入非非、鑿空出奇帶入詩體。這一切，到了紀昀眼中，則是關乎詩運之升降，即詩史演進的大局面。應該說，對于李商隱詩歌創作吸收傳奇小說的得失，還可以就不同篇章、不同類型作更為具體細致的分析。但從總體上提高到詩史升降大關，并由此途徑來加深對文體間交融互動和中晚唐詩歌演變的認識，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原載《文學遺產》2009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9年第9期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