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20世紀李杜研究及其差異

李白杜甫，并世齊名。后人對二家既有“李杜操持事略齊”（李商隱《漫成五首》其二）的并尊，也往往有所比較，有所軒輊。千馀年來，李杜二人已各自形成了一部內容豐富的接受史，因而不僅李杜的創作可以比較，其歷代接受和研究情況，也可以比較。尤其是20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具有鮮明的時段性特征，承前啟后，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走上了現代化的研究之路。總結這一時期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李杜研究情況，不僅對李杜研究自身，而且對認識近百年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得失，推進其健康發展，也是很有意義的。

一、20世紀李杜生平研究與文集整理注釋

李白出生地

自宋至清，人們一直以為李白生于蜀中。李白作于唐肅宗至德二載的《為宋中丞自薦表》稱“年五十有七”，據此推算，李白當生于武后長安元年（701）。與李陽冰《草堂集序》說李白一家“神龍之始，逃歸于蜀”、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序》說其家“神龍初，潛還廣漢”，中間相差五年，可見李白不可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雖看到了上述文獻記載，但他懷疑“神龍”年號乃“神功”之訛，仍維持李白生于蜀中說。直至清末黃錫珪編《李太白年譜》，均因襲前人舊說。

1926年李宜琛發表《李白底籍貫與生地》（《晨報副刊》1926.5.10）一文，認為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的地方”，并指明“是在碎葉”。1930年，馮承鈞發表《唐代華化蕃胡考》（《東方雜志》第27卷第17期）根據李陽冰序中李白先世“謫居條支”之說，認為李白“實生于大食”。1935年，陳寅恪發表《李太白氏族之疑問》（《清華學報》第11卷第1期），亦認為“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國”。1936年3月及8月，胡懷琛發表《李太白的國籍問題》、《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逸經》第1期、第11期）兩篇文章，認為“李白先世所流寓的地方，疑是在呾羅私城南面十馀里的地方”，西距素葉（即碎葉）850里。1936年11月幽谷發表《李太白——中國人乎？突厥人乎？》（《逸經》第17期），支持胡懷琛的說法，認為李白早時家庭在碎葉。以上這些文章產生了很大影響，四十年代李長之的《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詹锳的《李白家世考異》（《國文月刊》第24期，1943.10）即采用此說。

郭沫若于1971年出版《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更為深入地討論李白出生地問題，認為唐代碎葉有兩處：一在中亞，一在焉耆。斷定李白“出生于中央亞細亞伊塞克湖西北的碎葉城”，即今天的托克馬克。郭說引起又一輪關于李白出生地的討論，不少人肯定郭說或對郭說有所補充修正。多數皆采用碎葉說。

跟出生地相關的是李白的種族與家世問題。上引李宜琛、馮承鈞、陳寅恪、胡懷琛、幽谷等人文章，在談出生地的同時，即往往伴有李白可能出于突厥族家庭、其他胡族家庭或胡化家庭的推想猜測，至八九十年代，周勛初、葛景春等還從文化背景上對李白進行考察論述。他們的研究有兩方面效應：根據李白不同于常人的思想愛好，立身行事，可以看出李白與西域文明的關系；而反之據李白出生地和家世等背景，又可以解釋李白思想行為的一些特異方面。

與家世問題有一定聯系的，是李白家庭從事何種職業？生計來源依靠什么？詹锳《李白家世考異》云：“意者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貲漸成豪族”。王瑤《李白》（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認為李白父親“可能是一位大商人”。林庚《詩人李白·李白的思想與斗爭性》（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亦認為“李白的父親大約正是一個客商”。麥朝樞《李白的經濟來源——讀李漫筆之一》（《光明日報》1962.8.12）說李白的故鄉綿州是“鹽鐵有名產地”，“李白的父親所經營的可能是販鐵商業”；又根據“秋浦有銀、有銅”，說李白“到江南活動，也可能是繼續他的銅鐵經營”，“似乎不僅是運銷，而且兼涉采冶”。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第一章《李白出生于中亞碎葉》中說：“（李白）父親李客由中亞碎葉遷徙入蜀，是拖著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夠攜帶著那么多的人作長途羈旅。”諸多說法，有的猜測過甚，當然不足為信，但李白畢竟說過“混游漁商，隱不絕俗”（《與賈少公書》）、“窮與鮑生賈，饑從漂母餐”（《秋日煉藥院攝白發贈元六兄林宗》）一類話。在封建時代，商人受歧視，學者不愿把李白的出身與商人家庭聯系起來，是很自然的。到了20世紀被提出來，也并非毫無依據。

李白幾入長安問題

由于新、舊《唐書》均只載李白于天寶初受召見，待詔翰林，因而直到20世紀上半葉，人們均認為李白至長安僅此一回。1962年，稗山發表《李白兩入長安辨》（《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對李白在長安和關中所寫的詩進行分析，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表現出窮愁潦倒，渴望遇合，進身無門，彷徨苦悶的思想感情，與天寶初供奉翰林前后的處境和心情顯然不合，因而提出李白在天寶初入長安前，尚有一次進京的活動。估計其時間約在開元二十六年（738）夏至二十八年（740）春之間。稗山之說在當時只重視政治思想上的評判，而很少有人注意作家行蹤考訂的情況下，未得到反響，直到1971年郭沫若出版《李白與杜甫》，才充分肯定了這一發現，同時斷定李白第一次入長安的時間在開元十八年（730）。1978年后，郁賢皓陸續發表《李白與張垍交游新證》（《南京師院學報》1978.1）、《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交游考辨》（同上第4期）、《李白初入長安事跡探索》（《社會科學戰線》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叢》第1輯，1980）等文，肯定稗山的“兩入長安”說及郭沫若的開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長安說，并較多地補充了第一次入京的論據。此后，“兩入長安說”得到國內外眾多學者贊成。

“兩入長安”說從提出到確定，研究者盡管也借助了有關史料，進行傳統式考證，但更多更重要的是采用了作品分析方法。這條路徑，從作品內部尋找內證，通過內容分析，尋繹其聯系，從而對作品的寫作背景（包括作時作地）及作家事跡行狀做出大體合乎實際、合乎邏輯的判斷。這樣既重視作品內容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證，交互為用，推動了研究向縱深發展。

李白全集的整理研究

20世紀李白詩文全集整理方面出版了三部大型著作。1.《李白集校注》。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每篇除原文外，分校、注、評三部分。以乾隆時期王琦注本為底本，以宋蜀本、蕭士赟、繆曰芑本及唐各總集、選本所收詩文詳加校勘。旁搜唐宋以來有關詩話、筆記、考證資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評箋、補注，并考訂其訛誤。2.《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安旗主編，集校勘、注釋、集解、輯佚、年譜、資料匯編為一體，按編者意見對李白詩文85%左右的作品作了編年。3.《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詹锳主編，每篇分為題解、原文、校記、注釋、集評、備考六部分，全面地清理匯集了前人的李白研究成果，同時融入了著者研究的新見，具有集成性質。

杜甫生平研究

杜甫生平行蹤，前人考訂比較詳悉。20世紀的研究主要有：世系及母系問題、生卒年問題、卒葬地問題、貢舉考試問題、與李白和高適相遇的時地以及同游過程問題、離開嚴武幕的原因和時間問題，等等。

關于世系，主要有岑仲勉的《唐集質疑·杜甫世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曾意丹的《介紹一塊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銘并序》（《考古與文物》1980.2）、金啟華的《杜詩論叢·杜甫世系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鄧紹基的《杜詩別解·關于杜甫的世系問題》（中華書局，1987）等。鄧紹基對有關成果進行了一番綜合整理，認為杜甫世系自晉代杜預以下，除第五代尚不清楚外，其他已全部考出。

關于杜甫的母系研究，有朱偰的《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文風雜志》創刊號，1943.12）、馮至的《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岑仲勉的《唐集質疑·杜甫祖母盧氏考》、王輝斌的《杜甫母系問題辯說》（《杜甫研究學刊》1994.2）等文，其中馮至和岑仲勉考證出杜甫有生母和繼母，生母為崔氏，繼母為盧氏。

關于杜甫貢舉應試問題，有香港學者鄺健行的《唐代洛陽福唐觀作進士科試場新議》（《杜甫研究學刊》1986.4）和《杜甫貢舉考試問題的再審察、論析和推斷》（《杜甫研究學刊》1997.4）、喬長阜的《杜甫二入長安時期的幾個問題——兼辨杜甫應進士試中的兩個問題》（《杜甫研究學刊》1996.3）和《杜甫應進士試和壯游齊趙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吳越的時間》（《杜甫研究學刊》1997.4）、陳鐵民的《由新發現的韋濟墓志看杜甫天寶中的行止》（《文學遺產》1992.4），其中陳鐵民文重新考定了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等詩作年，指出：“杜甫天寶六載進士試失利……到陸渾莊隱居”，“直到天寶九載，才再次赴京”。

關于杜甫與李白、高適相遇時地及同游蹤跡問題，有聞一多的《杜甫》（《新月》第1卷第6期，1928.8.10）、《杜少陵年譜會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1卷第1—4期，1930）、喬長阜的《杜甫與高適李白游宋中考辨——兼辨杜李游魯及杜入長安時間》（《杜甫研究學刊》1995.2）等文，聞一多認為杜甫、李白相遇在天寶三載三、五月間，喬長阜認為杜甫與高適、李白同游宋中，當在天寶四載深秋、初冬間，而不是在三載。

關于杜甫離蜀的原因和時間問題研究，有陳尚君的《杜甫為郎離蜀考》（《復旦學報》1984.1）、《杜甫離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杜甫為郎離蜀考〉續篇》（《草堂》1985.1），認為杜甫離蜀是因為嚴武奏請朝廷任命他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并召他赴京，而于永泰元年春夏離開成都的，杜甫離蜀是在嚴武生前。此事因未得確證，暫時仍擱置，但因涉及夔州詩創作的生活基礎與思想基礎，在杜甫生平研究中應屬重要問題。

關于杜甫卒葬問題研究，文章和著作數量很多，僅1988年5月在湖南省平江縣舉行的“杜甫在湖湘”學術討論會上即有16篇論文論及卒葬問題，傅光則著有35萬言《杜甫研究（卒葬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7），異說雖多，但傳統的杜甫卒于大歷五年冬的說法，仍為多數學者采用。

關于杜甫在各地行蹤遺跡的考察研究，八九十年代相關論文頗多。杜甫在山東、河南、長安、陜北、秦州、同谷、成都、川北、夔州、湖北、湖南等地遺蹤，均有一些文章進行考辨。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編寫組，經過集體實地考察，編寫了《訪古學詩萬里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糾正歷代注家不少地名錯誤，還發現了一些新的遺蹤。

杜甫生平研究中具有整體性和綜合性的成果是年譜和評傳。聞一多將前人數十種杜甫年譜加以匯集箋注，又輯入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史料，撰成《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有《杜甫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憑借草堂收藏之富，考證杜甫游蹤，有其他年譜的所未及之處，但鑒別不精，有蕪雜之憾。朱東潤的《杜甫敘論》聯系杜甫安史之亂前后的經歷和進入夔州以后的生活變化，介紹杜甫兩次創作高峰，把對杜甫詩歌成就的評價同其生平經歷的敘述緊密結合在一起。陳貽焮的《杜甫評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出版），是超過百萬字的規模宏大之作，該書從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論述了安史之亂前后的歷史背景，揭示杜甫在復雜社會關系中所形成的思想性格，通過考證和分析，細致地勾勒了杜甫的生活歷程與思想創作歷程，從各個側面塑造了杜甫的豐滿形象。莫礪鋒的《杜甫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既把杜甫作為偉大詩人詳細論述其詩歌創作成就及其創作過程，又把杜甫作為思想家，對其人生哲學、政治思想、文學思想進行了探討。

杜詩文獻整理研究

由于80年代啟動的由蕭滌非等主持的大型項目《杜甫全集校注》一直未能完成和出版，所以20世紀缺少有標志性的杜詩文獻整理研究成果。但除全集的新注、集注外，其他方面的成果還是有一些。林繼中的《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對在南宋即已逐漸亡佚的趙次公杜詩注本進行輯佚整理，恢復了趙注的原貌。全書百馀萬字，上冊是對趙注甲帙至丙帙的輯佚整理，下冊是對趙注丁帙至己帙明鈔本的增補校訂。徐仁甫的《杜詩注解商榷》（中華書局，1979）、《杜詩注解商榷續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前書對涉及杜詩200馀首的虛詞、語法進行研究，提出己見；后書又依前例，補撰約200條，是文獻學和語言學相結合的研究。鄧紹基的《杜詩別解》，前半部分為論文，后半部分是關于具體詩篇的別解，從前人種種傅會割剝中尋求杜詩的本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成善楷的《杜詩箋記》（巴蜀書社，1989）共箋釋杜甫詩句310條，每條先引出原注語，然后加以辨析；鄭文的《杜詩檠詁》（巴蜀書社，1992），依仇注卷次順序，就有關詩句注釋，逐一進行辨析；譚芝萍的《仇注杜詩引文補正》（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對仇注引文注杜之失進行辨正。以上四種著作，均時出新見，糾正了前人的許多失誤。

周采泉的《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鄭慶篤等的《杜集書目提要》（齊魯書社，1986），是關于杜集書目的兩部有代表性的著作。《杜集書錄》分內外兩編，“內編”以存書之書錄解題為主，分“全集校勘箋注類”、“選本律注類”、“輯評考訂類”、“其他雜著類”；“外編”以存目參考資料為主，分“全集校勘箋注類存目”、“選本律注類存目”、“譜錄類”、“集杜和杜戲曲類”，合計843種。全書還有附錄四種：1.《歷代杜學著作姓氏選存》。2.《近人杜學著作舉要》。3.歷代總集、詩話、筆記、于杜詩有重要論述的著作簡介。4.《朝鮮、日本兩國關于杜集著作知見書目》。《杜集書目提要》，收錄有關杜詩書目890種，起自稍后于杜甫的唐人樊晃，止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每書先介紹著者生平、著述，再介紹內容、體例、特點、成書過程，介紹中帶有對該書的評價，最后介紹版式及刊刻流傳情況。以上兩書是對歷代有關杜甫研究著作文獻帶總結性的盤點和介紹。

二、李杜思想與創作研究

20世紀的中國，整個思想文化發生巨大變化。首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科學與民主；1949年以后，則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在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領域居主導地位；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多方面吸收西方學術文化。這三次變化，前后兩次的思想解放意義為眾所周知。五十至七十年代，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雖然在推行中存在“左”的教條主義傾向，但歷史唯物主義本身是科學的，對它的曲解或假借其名號的某些功利主義的做法，并不能損害它的光輝。因此，20世紀思想領域的主流意識本質上是與封建主義對立的。李杜和所有古代作家一樣，都要在這發生新變的思想背景下，接受新的審視與評價。

20世紀對李白、杜甫的思想研究，其總趨勢是轉變角度，肯定李白、杜甫思想中民主性的精華，同時指出其時代局限。李白性格豪放，往往不遵守封建禮教規范，在封建時代受到指斥，而20世紀多數學者則從追求個性解放的角度予以肯定。如胡適在《白話文學史》里描述盛唐時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學背景，指出：“這個時代的人生觀是一種放縱的，愛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觀。我們試引杜甫的《飲中八仙歌》來代表當時的風氣：（引文略）這種風氣在表面上看來很像是頹廢，其實只是對于舊禮俗的反抗，其實是一種自然主義人生觀的表現。……這是一個自由解放的時代，那不近人情的佛教的權威剛倒，而那不近人情的道學的權威還沒有起來。所以這個時代產生的文學也就多解放的自然文學。”在這一背景下，胡適強調：“李白是一個天才絕高的人，在那個解放浪漫的時代里，時而隱居山林，時而沉醉酒肆，時而煉丹修道，時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個浪漫的時代，最可以代表那時代的自由主義的人生觀。他的歌唱是愛自由的歌唱。”

盡管在20世紀下半葉的大段時間內，胡適在大陸被作為批判對象，但認為李白的思想個性及其歌唱代表了自由解放的要求，卻并不因為胡適曾經如此說過，就遭到否認。如在對于“自由”和“個性解放”這些字眼甚至有諱忌的六十年代初，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仍然說李白“一生中總是那么不滿于黑暗的現實，以叛逆精神沖擊著封建社會的秩序和禮教、以傲岸的態度蔑視封建統治集團中的權貴、而不倦地追求著個人的自由和個性解放”。這說明把李白放在封建秩序和禮教的對立面來肯定他對自由解放的追求一直是被認可的。

如果說對李白的思想研究主要是把封建時代認為其有違于禮教的表現轉而予以正面肯定，那么杜甫的思想研究則是對封建時代認為其合于禮教的表現進行具體分析，肯定其可取的方面，同時指出其時代局限。封建時代稱杜甫“本性情，厚倫紀”，“一飯未嘗忘君”，尊之為“詩圣”。被帶上這種桂冠的杜甫，在反對綱常禮教，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似有可能受到沖擊，但實際上新文化運動至少在杜甫的問題上并沒有擴大化。1922年，梁啟超給杜甫換上了一個“情圣”的稱號。說對于杜甫“詩圣”的徽號，“不必輕輕附和”，杜甫是“寫情圣手”，“可以當得起情圣的徽號”（《情圣杜詩》，載《晨報副鐫》1922年5月）。胡適則在《白話文學史》中為杜甫列專章，說他是8世紀下半葉表現人生文學“最偉大的代表”，又一再強調并贊賞杜甫“用說話的口氣來作詩”。看來，由于杜甫的作品寫了下層疾苦，在語言形式上又能被納入白話文學的序列之中，故仍能受到肯定。這種肯定有一種保護效應，他為舊時代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家和忠君觀念便很少被觸及。因此，杜詩思想內容復雜的一面，杜詩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所受到的肯定，與封建時代的肯定，二者本質上的不同，在上半世紀并未深入展開探討。直到五六十年代，愈來愈強調區分封建時代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強調階級分析，有關問題才被深究。馮至于1952年出版《杜甫傳》，中心是：“述說他（杜甫）在他生活里經歷的那些過程和矛盾”，“他怎樣從愛自己的家庭轉到愛祖國，從抒寫個人的情感轉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是怎樣超越了他的階級體驗到被統治、被壓迫人民的災難，并因此使唐代詩歌得到巨大的發展”（《杜甫傳·家世與出身》），這可以說是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和“人民性”的標準，動態地分析杜甫思想中的矛盾與發展過程的著作，成為后半世紀杜甫生活道路和思想藝術研究的開山之作。除此外，50年代專就杜甫儒家思想和忠君問題進行研究的文章也很多，認識上取得了進步。如認為，杜甫所服膺的主要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特別是受了儒家“仁”的影響。認為杜甫的忠君體現在詩中有一些是庸俗的忠君，有一些是忠君和愛國糾纏在一起，或雖忠君但對君主的腐敗與過失能夠給予揭露和批評。這些認識，因為用了現代科學研究的分析方法，比籠統說杜甫有儒家思想或忠君思想顯然是深化了。

20世紀李杜詩歌思想藝術研究與西方的文學理論的視角，關系密切。世紀前半葉，學者參照西方文學史和文學流派劃分，往往指中國古代作家為某某主義某某派，并作出分析和闡述。關于杜甫，從梁啟超《情圣杜詩》稱之為“寫實派”起，以后一直被作為現實主義詩人看待，少有異議，而對李白的認識卻復雜得多。胡適盡管稱李白“最可代表那個浪漫的時代”，“他的歌唱是愛自由的歌唱”，但他在談到李白與現實關系時卻說：“他是個出世之士”，“我們讀他的詩，總覺得他好像在天空遨游自得，與我們不發生交涉”，胡適有意繞彎子，把李白從現實社會生活中往天上推，表明對李白詩歌社會內容的認識和評價是個難題，認識上難免要經歷漫長曲折的過程。上半世紀，崔家憲、蘇雪林等認為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突出其為人與創作中放浪縱恣的一面；徐嘉瑞認為李白是頹廢派，強調李白對酒色的嗜好和個人中心主義；汪靜之則游移于“浪漫”和“頹廢”之間。到了后半世紀五六十年代，給古代作家定性變得謹慎起來，按照前蘇聯文藝理論界闡釋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概念，通常被用來評價某詩人或某流派。當時，最推重現實主義，杜甫一開始就被推為現實主義作家，展開了研究，而李白則頗費周折。舒蕪在《李白詩選·前言》中說：“他運用了高度夸張放大的方法，鮮明地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情感和意志。這種浪漫主義本質上是和現實主義相通的。”林庚在《詩人李白》中說：“李白的浪漫主義是熱情的、積極的、符合現實主義的要求的。”積極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通，前蘇聯文藝理論中本來就有這種說法，但即便如此，亦可見在當時的理論框架下，李白歸屬的尷尬。五十年代末期，蘇聯文藝理論影響漸漸削弱，中國領導層提倡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對歷史上浪漫主義文學的評價提高，與現實主義并列，成為文學史上兩大進步潮流。為構筑這一文學史框架，對李白有了進一步的發現和認識，中國文學史上從屈原到李白一線受到關注和梳理，兩人被推為浪漫主義代表作家，而與由《詩經》到杜甫的現實主義一線并列，出版于六十年代初的中國科學院文研所編寫和游國恩等人編寫的兩部《中國文學史》代表了這種框架和對兩個詩人的定位。

在李白還沒有被文學史明確地以浪漫主義定性之前，李白研究還沒有形成套路，學者們自出主見，評論李白，頗具創新性。舒蕪在1954年8月出版的《李白詩選·前言》中說：八世紀前半，許多優秀詩人的作品“是那個時代精神面貌即我國文學史上所謂‘盛唐氣象’的反映……具有全面代表性，表現出最典型的‘盛唐氣象’的，就是李白”。同年6月，林庚在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作了《詩人李白》的報告，認為：“李白的時代不但是唐代社會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國整個封建時代健康發展的最高潮……在一切藝術之中，詩歌正是那最優秀的旗手，這就是歷代人們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這種“盛唐之音”在李白詩中突出表現為“自由的豐富的想象，少年解放的精神，對于祖國鄉土的熱愛與禮贊”。圍繞這一中心論點，林庚對李詩的思想與藝術作了一系列精彩的分析。1958年，林庚又發表了《盛唐氣象》（《北京大學學報》1958.2）一文，舉李白許多詩歌為例，“強調‘盛唐氣象’是指詩歌中蓬勃的氣象，……是一種蓬勃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林庚的文章在當時引起討論并曾遭到批判。但批判并未起到取消“盛唐氣象”說的效果，到了八九十年代學術研究趨于正常化之后，李白與“盛唐氣象”的問題又引起討論，除從文學史的角度研究外，還有不少文章從文化學、美學等角度作新的闡發，成為20世紀李白與唐詩研究中的熱點和亮點。

后半世紀的杜甫研究大體上是在比較平穩的狀態下推進的，“現實主義”、“人民性”等標準，用于杜詩，當時普遍感覺是新鮮貼切的，以至緊接馮至的《杜甫傳》之后，又有傅庚生《杜甫詩論》（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蕭滌非《杜甫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56）。從研究著作數量看，杜甫研究在五十年代是領先的，但從觀點和方法看，幾種書大體屬同一模式，在研究上走的是一條較為平穩順當的路，理論上似乎無需做出太大的努力。有學者說《杜甫研究》“全書絕大部分都是對杜詩人民性與現實內容的反復闡述”，有“單一性”、“簡單化”的局限（許總《〈杜甫研究〉得失探》，載《學術月刊》1986.1），雖是批評蕭著，其他杜詩研究著作也難以擺脫這種局限。杜詩研究上取得較好成績的是1962年。時因杜甫被定為世界文化名人，舉行紀念其誕生一千二百周年活動。一年間發表論文逾百篇，而且許多出自著名學者之手，其中如馮至對杜甫“詩史”藝術特征的論述，蔣和森對杜詩氣魄以及杜甫生活與創作關系的論述，吳調公關于杜詩美學觀的論述，馬茂元關于杜甫七絕藝術的論述，夏承燾關于杜甫絕句的論述，均有獨到之見。這是在中國大陸政治運動的短暫間歇期，學術思想有所寬松的產物。

“文革”以后，對杜詩愛國愛民思想的闡發，與五六十年代未有多大差別。只是對杜詩思想內容的豐富性恢復了注意，親情、山水、珍愛生命、熱愛自然、日常生活的詩進入了研究的視野；杜詩藝術研究則成為主要趨向，向體裁研究、風格研究、結構研究、語言研究等多方面擴展，其中程千帆等的《被開拓的詩世界》結合杜詩思想與藝術特點，探索杜甫在詩歌發展中的地位，頗具開拓意識，而一般的藝術研究，對80年代以前的思路和框架未有大的突破，在杜甫這樣的大家面前，尚顯比較細碎，缺少大氣包舉、有深刻新鮮之見的著述。世紀末，有些學者忙于杜詩學的建構，多淵源與影響研究的著述，不免給人以杜甫研究似乎已經走向完成的感覺。這與李白研究受家世、出生地、幾入長安等問題的帶動，在其思想淵源、生平交游、詩歌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的探討上仍呈推進態勢，有所不同。

三、20世紀李杜研究差異根源的探討

據統計，20世紀中國李白研究共出版著作二百多種、文章三千多篇；杜甫研究著作二百二十多種、文章三千一百多篇。20世紀李白詩文集有三種大型注本問世，在前人的基礎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杜甫詩文集未有具規模的新注本。李白生平研究，有出生地、種族、幾入長安等重大問題，杜甫生平研究中涉及的問題則比較一般。李詩思想與藝術研究，有李白與浪漫主義、李白與盛唐氣象、李白與唐代文化等新開拓，杜甫研究在現實主義、人民性的視角下平穩展開，但平穩中也就難得激發大的開拓與創新。由于前代對兩家研究所留下的基礎并不相等，有關李白生平研究和詩歌藝術研究，目前還未推進到杜甫那樣詳細的程度，但若以時段論，比較20世紀這一段研究成果，李白不只是研究成果數量上升，改變了前代千家注杜、數家注李的情況，而且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成就也更為突出。李杜研究，向為顯學，差異的出現，決非雙方投入力量大小和專家水平高低的問題。從李杜研究史看，在封建時代，杜甫研究一直長期領先，而到了20世紀，出現李白研究推進速度加快的現象，應該是既有學術發展的自身原因，更與時代文化背景有密切關系。

學術研究前后相續，同類研究，前人開發愈多，留給后世的用武之地可能愈少。杜甫的詩歌多敘事，對其生活和經歷的記述，比李白詩歌留下的材料要多。基于相對充足的材料，前代學者，特別是長于考據的清代學者，對杜甫生平考證和杜集整理注釋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錢謙益的《錢注杜詩》、朱鶴齡的《杜工部集輯注》、仇兆鰲的《杜詩詳注》、浦起龍的《讀杜心解》、楊倫的《杜詩鏡銓》，在生平考訂、作品編年、詞語注釋箋解方面各有其成就和特色。再加上一些研究專書，把對杜甫生平研究和杜詩詞語詮釋推進到了堪稱詳備的地步。處在清人之后，20世紀學者想要再編出超越清人的大型新注本確實不易。李白的詩歌偏于主觀抒情而少反映其生平活動的紀事。清代王琦輯注的《李太白全集》，是李詩最詳備的注本，但在作者生平與詩歌創作背景考訂上，其清晰具體的程度，仍遠不能與其同時代學者注杜相比。不僅給后人治李詩留下巨大空間，且因其不足，也促使學界產生對于新注本的迫切需求。而杜詩有清人的多種各具優長的注本，人們對新注本的期待，也就不及對李詩注本之迫切。學術研究中圍繞一些具體課題或角度所開展的工作，特別是像生平考證、文字注釋等，客觀的限度是存在的。有關古代作家現存文獻資料得到了正確的、充分的利用，有關詞語典故得到了合理的清晰的解釋，該作家的生平研究與文集整理注疏的豐收期，也就大體上過去了。其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只能處于添補和進一步追求完善的過程中，而難得有更大的突破，20世紀杜詩的文獻研究與生平研究即表現為此種狀況。

學術研究中力破馀地與新開拓的出現，往往與文化背景提供的契機相關。20世紀前，李白生平研究固然留下了很多空白，但有些空白不是前人的目光沒有掃視過，而是受歷史條件限制，取得突破的時機尚未到來。清人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附錄《李太白年譜》于“唐長安元年辛丑”下云：

又按李陽冰序云：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范傳正《墓碑》云：神龍初潛還廣漢，今以李志、曾序參互考之，神龍改元，太白已數歲，豈“神龍”之年號乃“神功”之訛，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廣漢之前歟！

又注李白詩《江西送友人之羅浮》，于“鄉關眇安西，流浪將何之”句下注云：

楊齊賢曰：唐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后徙治高昌故治，又徙治龜茲，而故府復為西州交河郡。琦按文義，“安西”字疑訛，指為隴右道安西大都護府者，恐未是。

可見單從材料上看，王琦已接觸到了李白的出生地問題，但18世紀中期，清朝政府閉關鎖國，以當時的學術思想、知識水平，人們不敢想象李白會出生于域外，王琦未能就有關材料認真加以追究，僅有“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廣漢之前歟”的一閃念，而終于以考據家的手法，懷疑“神龍”年號為“神功”之訛，又懷疑“安西”字有訛，將問題輕易放了過去，思想認識水平乃至知識范圍的局限，使他失去了本來有重大發現與突破的可能。

時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向東擴張，對中亞和東亞歷史文化研究，成為英、法、俄等國新興學科。就中國而言，20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和科學精神的傳播，使原先處于封閉狀態的中國知識分子開了眼界和思路。當時東西方學者關于歷史上中外交流和民族關系的研究，使隋唐時期漢族與少數民族在邊疆的活動以及彼此交往與融合的事實，被大量地揭示出來。在這種學術文化背景下，李白出生于西域，受西域文化影響，甚至可能帶有西域少數民族血統等等，無疑會引起敏感，只要有可供依據的文獻資料，研究者自然會勇于揭示。李白的出生地問題，再次提出并展開討論是在七十年代初。前蘇聯當局在我國東北和西北挑起邊境沖突，并且制造玉門關以西不屬中國領土的輿論，而早在漢代和唐代，中國政府就在新疆和中亞一帶設置行政機構、大詩人李白出生在中亞等歷史事實，是駁斥蘇俄擴張主義者讕言的有力證據，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自然注意有關問題，并作出進一步研究。政治和時代文化背景對于學術的影響和帶動，這可算一個典型的例證。

突破和創新，與研究者遭遇困難，努力向理論和材料進一步深入，以尋求出路相關。以李白為浪漫主義，以杜甫為現實主義，是20世紀為這兩位作家建立的最具有體系的新論。從建構的情況看，對于杜甫，大致是將那些憂患紀實之作，與其所處的“萬方多難”的時代相聯系，從而證明其為現實主義。這樣做，在材料上、邏輯上都足以說服人。因而現實主義論，從思想內容到藝術，都相當有力地牽引著杜詩的闡釋朝一個方面傾斜，無形中消解了從多種角度闡釋杜詩的需求，也未給相關理論研究提出太多需要解決的課題。上面提到的馮至的《杜甫傳》，研究和闡述杜甫怎樣“從抒寫自己的情感到反映人民生活”，較之舊時代的研究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杜詩中抒寫自己情感的篇章，畢竟是多數；而且，作為抒情詩，作者抒寫自己的情感與反映人民生活和時代，往往密不可分。研究者的目光，如果只集中于“對人民生活的反映”，便不免造成現實主義闡釋體系對多角度、多樣化闡釋的取代，這與杜詩的豐富性是相悖的。與杜甫相比，李白被普遍地承認為浪漫主義作家的過程則要曲折一些，出現過種種分歧意見，由分歧和困惑引起多方面思考闡釋，倒是有助于加深對李詩藝術特質的認識。雖然到九十年代一些文學史著作已較少采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一類提法，但對于用平實思維方式比較難以深入的李白，經過浪漫主義的闡發，在對其詩歌藝術特征的把握上，比過去時代畢竟大大前進了一步。

李白和盛唐氣象問題，與其詩的浪漫主義特征問題有一定的聯系，也是為李白詩歌尋求合理的闡釋而提出的。五十年代前期，杜甫已被作為現實主義詩人得到了肯定，李白究竟如何認識呢？當時新中國初建，社會上呈現一派欣欣向榮景象；在文學界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文學反映現實的理論，正被普遍接受，并嘗試加以運用。從舊時代走過來的學者，欣逢一個富有朝氣充滿展望的年代，在努力運用反映論，將李白與所生活的盛唐聯系起來，對李白所反映的那種盛大時代產生一種微妙的親和感，從而對李詩作出了新的詮釋。舒蕪《李白詩選·前言》稱李白是“日光下的詩人”，說“大唐帝國之初，和政治經濟上一系列具有進步性的制度帶來一片新氣象”，李白詩歌“在讀者心中引起一種生氣勃勃、遏制不住青春奮發的情感”，“表現最典型的盛唐氣象就是李白”。從舒蕪對李詩背景、詩境和給予讀者感受的介紹中，可以看出舒蕪或多或少是把他自己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帶進對李詩的解讀中，因而特別肯定李詩所反映的光明盛大的一面。林庚的《詩人李白》亦有與舒蕪類似情況。書中“解放”一詞，用于李白的時代和李白的思想性格，出現的頻率特別高，又把盛唐時代的出現，說成“人民斗爭勝利的果實”，說李白“最優秀地完成了這個時代的使命”，“那豐富的想象，解放的個性，通俗而飛動的歌唱，青春與浪漫的氣質，無一不是屬于那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林庚固然是努力運用反映論，“把對于李白的認識，從過去‘詩仙’、‘云端里的詩人’等脫離政治的概念中糾正過來，恢復了作為一個真正詩人的李白的原來面目”（《詩人李白》1956年新一版時的內容提要），但同時在把“盛唐精神面貌”與李白相聯系時，其自身的生活感受也不免介入其中，對理論的升華起了某種誘發作用。

新的理論和方法與傳統詩學結合，對20世紀的詩學研究一直是一種推動力。而具體結合中所產生的成效如何，取決于二者交匯在形成新的理論建構時，溝通的深度與升華的高度。唯物主義反映論與中國傳統詩學的知人論世存在相通之處，知人論世把詩人詩作與其時代相聯系，即包含著文學作品是時代和社會生活反映的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林庚等人關于李白和盛唐詩歌的研究，既努力運用反映論，同時又吸收了以嚴羽為代表的古代詩論中對李白和盛唐詩歌的評論。嚴羽論詩體時說：“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南北朝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歷體、元和體、晚唐體”（《滄浪詩話·詩體二》）等等，表明他是重視時代與詩歌特征之間聯系的。詩歌的時代美學特征，如盛唐氣象等，難以機械地加以實證。嚴羽出以妙悟，實際上是一種更貼近藝術形象本身的直觀性的把握，是藝術鑒賞和感受的提煉與升華。林庚在論盛唐氣象時，對嚴羽之論多所引述，并加以闡發。林庚的引述，重在通過借鑒前人，把盛唐詩歌最具時代特征的美學風貌凸現出來。而在嚴羽那里只是憑感悟所作的三言兩語的判斷，到林庚則進而將時代環境和詩人生活經歷、思想情感、詩歌風貌聯系在一起分析，使之形成對于一個時代詩歌從背景到美學風貌的全面系統的論述。林庚說：

論“盛唐氣象”最集中的，莫過于嚴羽的《滄浪詩話》。這一批評名著，其中心命題就是高倡“盛唐氣象”。《滄浪詩話》的見解，事實上也是繼承了“建安風骨”到“盛唐氣象”這一傳統的認識，集中了《詩品》以至《詩式》各家的見解……

——《盛唐氣象》五《〈滄浪詩話〉論盛唐氣象》

林庚尋繹嚴羽論盛唐氣象的理論淵源，而他自己則又是繼承了《詩式》、《滄浪詩話》等多家著作的見解，運用新的理論方法，“力圖從盛唐時代入手”（《唐詩綜論·后記》），把時代生活——時代美學特征——典型的代表性詩人聯系到一起，對“盛唐氣象”和李白詩歌的時代性格作了新的闡釋。這些闡發，將文學是現實生活反映的原理，與傳統的詩學溝通、融合，頗能顯示傳統詩學與現代學術結合對推進和提高古典文學研究的意義。

20世紀的杜詩研究，反映論與傳統的知人論世相聯系溝通的情況也相當多。從知人論世角度論杜詩，最為突出的是“詩史”論。所謂“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本事詩·高逸第三》）。而以現實主義考察衡量杜甫，前代“詩史”之稱，則是可以用來作為屬于偉大現實主義作家的最有力證據。如蕭滌非說：“杜甫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自唐以來，他的詩即被公認為‘詩史’。這所謂詩史，本質地說，也就是詩的人民生活史。”（《詩刊》1962.2）毫無疑問，能稱得起“詩的人民生活史”的作品，當然屬于現實主義之列。可見從知人論世角度考察杜甫，與從現實主義反映論角度論杜甫，彼此溝通聯系是較為方便的。但因為易于溝通而緩解了研究的壓力，也就減弱了對于開拓創新的驅動力。

20世紀李杜研究及其差異頗有值得總結之處，學術研究跟時代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密切，對于李白、杜甫，我們能有今天的認識，仿佛他們不是陌生的古人，而是為我們所理解，許多方面還能介入我們的生活，跟我們產生交流，是由于20世紀的思想文化推動學術研究，使其人其詩能以現代的理念去理解，并能從中吸收有益的東西。時代的進步，政治的大背景，還能夠直接提出新的課題，開出新的學術領域，李白出生地和氏族研究，即是很典型的例子。

學術研究是一個在理念上、方法上不斷更新而又前后承續的過程。傳統的中國詩學研究，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傳統的方法跟它的研究對象，有先天的自然的聯系，有其科學的合理的方面，但傳統方法對于對象的長期開發，其可持續發展的馀地往往比較小，20世紀杜甫研究很能表現這一點。研究中需要引入新方法，在20世紀已成為許多學者的共識，并有了長期的實踐。經驗表明，新方法與舊傳統的承接轉換，在具體課題、具體作家身上，有的較為方便，有的難度較大。但困難催發和磨煉學者的創造精神，方便則有可能淡化甚至取消了創新的要求。作家的某一方面，前代研究的深入和充分，留給后代開發的馀地可能比較小，甚至會助長因循守舊，而前代未能做出充分研究，甚至未曾展開的課題，倒是給后代學者留下了用武之地。

李白、杜甫研究在20世紀以區別于舊時代的方法觀念所展開的研究，已經走過了一段長長的路程。今天，時代發展的速度空前加快。隨著20世紀的過去，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所用的一些理論與方法，又成了新的傳統。無論李白也好，杜甫也好，在研究上都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角度。20世紀中國遭受列強侵略，是中華民族謀求生存自立時期，中經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和社會主義革命，斗爭極為艱苦復雜。此一時期的古代文學研究，從作品的社會意義著眼，是其根本出發點。而21世紀的中國，是發展經濟文化、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期，文學研究將進一步回歸文學的本質，更強調人的本位，關注人性在文學中的體現。作為以抒情詩的形式，對人性、人的情感與精神面貌作了最為健康、最為豐富多彩展示的李白與杜甫，在21世紀研究的前景是廣闊的。愿有關兩位大詩人的研究，能在20世紀成就的基礎上，把傳統與新的方法、新的理念結合得更好，開拓出更新的局面。

［原載《文學遺產》2006年第2期，《唐代文學研究年鑒》2007年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年鑒》2006年卷（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出版）均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