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同志二三事

趙樹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長鼻直，額頭很高。眉細而微彎，眼狹長，與人相對，特別是傾聽別人說話時，眼角常若含笑。聽到什么有趣的事，也會咕咕地笑出聲來。有時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會咕咕地笑起來。趙樹理是個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農民式的幽默，聰明，精細而含蓄，不是存心逗樂，也不帶尖刻傷人的芒刺，溫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隨時覺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發一笑，不禁莞爾。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臉上隨時可見（我很希望有人寫一篇文章，專談趙樹理小說中的幽默感，我以為這是他的小說的一個很大的特點）。趙樹理走路比較快（他的腿長；他的身體各部分都偏長，手指也長），總好像在側著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熱鬧的集市的人叢中，怕碰著別人，給別人讓路。趙樹理同志是我見到過的最沒有架子的作家，一個讓人感到親切的、嫵媚的作家。

樹理同志衣著樸素，一年四季，總是一身藍卡其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華的“行頭”，一件水獺皮領子、禮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體不好，怕冷，冬天出門就穿起這件大衣來。那是剛“進城”的時候買的。那時這樣的大衣很便宜，拍賣行里總掛著幾件。奇怪的是他下鄉體驗生活，回到上黨農村，也是穿了這件大衣去。那時作家下鄉，總得穿得像個農民，至少像個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獺領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鄉的農民并不因為這件大衣就和他疏遠隔閡起來，趙樹理還是他們的“老趙”，老老少少，還是跟他無話不談。看來，能否接近農民，不在衣裳。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農民見外的，恐怕也只有趙樹理同志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沒有考慮穿什么衣服“下去”的問題。

他吃得很隨便。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游擊”。他總是吃最小的飯館。霞公府（他在霞公府市文聯宿舍住了幾年）附近有幾家小飯館，樹理同志是常客。這種小飯館只有幾個菜。最貴的菜是小碗壇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和菜蓋被窩”——菠菜炒粉條，上面蓋一層薄薄的攤雞蛋。樹理同志常吃的菜便是炒和菜蓋被窩。他工作得很晚，每天十點多鐘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個胡同里有一溜賣夜宵的攤子。樹理同志往長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餛飩，兩個燒餅夾豬頭肉，喝二兩酒，自得其樂。

喝了酒，不即回宿舍，坐在傳達室，用兩個指頭當鼓箭，在一張三屜桌子打鼓。他打的是上黨梆子的鼓。上黨梆子的鑼經和京劇不一樣，很特別。如果有外人來，看到一個長長臉的中年人，在那里如醉如癡地打鼓，絕不會想到這就是作家趙樹理。

趙樹理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農村才子。王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樹理同志曾在一個集上一個人唱了一臺戲：口念鑼經過門，手腳并用作身段，還誤不了唱。這是可信的。我就親眼見過樹理同志在市文聯內部晚會上表演過起霸。見過高盛麟、孫毓堃起霸的同志，對他的上黨起霸不是那么欣賞，他還是口念鑼經，一絲不茍地起了一趟“全霸”，并不是比劃兩下就算完事。雖是逢場作戲，但是也像他寫小說、編刊物一樣地認真。

趙樹理同志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劃拳。他的劃拳是一絕：兩只手同時用，一會兒出右手，一會兒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幾年每年要請兩次客，把市文聯的同志約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開的時候，賞菊（老舍先生家的菊花養得很好，他有個哥哥，精于藝菊，稱得起是個“花把式”）；一次是臘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豐盛而有北京特點。老舍先生豪飲（后來因血壓高戒了酒），而且劃拳極精。老舍先生劃拳打通關，很少輸的時候。劃拳是個斗心眼的事，要捉摸對方的拳路，判定他會出什么拳。年輕人斗不過他，常常是第一個“倆好”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對趙樹理，他可沒有辦法，樹理同志這種左右開弓的拳法，他大概還沒有見過，很不適應，結果往往敗北。

趙樹理同志講話很“隨便”。那一陣很多人把中國農村說得過于美好，文藝作品尤多粉飾，他很有意見。他經常回家鄉，回來總要做一次報告，說說農村見聞。他認為農村還是很窮，日子過得很艱難。他戲稱他戴的一塊表為“五驢表”，說這塊表的錢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那時候誰家能買五頭毛驢，算是了不起的富戶了。他的這些話是不合時宜的，后來挨了批評，以后說話就謹慎一點了。

趙樹理同志抽煙抽得很兇。據王春同志的文章說，在農村的時候，嫌煙袋鍋子抽了不過癮，用一個山藥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裝了一“蛋”煙，狂抽幾口，才算解氣。進城后，他抽煙卷，但總是抽最次的煙。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煙，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是棕黃的皮兒，煙味極辛辣。他逢人介紹這種牌子的煙，說是價廉物美。

趙樹理同志擔任《說說唱唱》的副主編，不是掛一個名，他每期都親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該發稿的日期，還沒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經過初、二審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點的，就丟在一邊，弄得滿室狼藉。忽然發現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編輯部發出。他把這種編輯方法叫做“絕處逢生法”。有時實在沒有較好的稿子，就由編委之一的自己動手寫一篇。有一次沒有像樣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志說：“老趙，你自己搞一篇！”老趙于是關起門來炮制。《登記》（即《羅漢錢》）就是在這種等米下鍋的情況下急就出來的。

趙樹理同志的稿子寫得很干凈清楚，幾乎不改一個字。他對文字有“潔癖”，容不得一個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個時候，有人愛用“妳”字。有的編輯也喜歡把作者原來用的“你”改“妳”。樹理同志為此極為生氣。兩個人對面說話，本無需標明對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語言中第二人稱代名詞也極少分性別的。“妳”字讀“奶”，不讀“你”。有一次樹理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頁頁邊寫了幾句話：“編輯、排版、校對同志注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為‘妳’字，否則要負法律責任。”

樹理同志的字寫得很好。他寫稿一般都用紅格直行的稿紙，鋼筆。字體略長，如其人，看得出是歐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筆。他的毛筆字我只見過一幅，字極瀟灑，而有功力。是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見到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剛成立，負責“宮務”的同志請十幾位作家用宣紙毛筆題詞，嵌以鏡框，掛在會議室里。也請樹理同志寫了一幅。樹理同志寫了六句李有才體的通俗詩：

古來數誰大，

皇帝老祖宗。

今天數誰大，

勞動眾弟兄。

還是這座廟，

換了主人翁！

一九九〇年六月八日

載一九九〇年第五期《今古傳奇》

【導讀】

怪杰趙樹理

汪曾祺專門寫趙樹理的文章有兩篇，一篇是1990年的《趙樹理同志二三事》，另一篇是1997年的《才子趙樹理》。趙樹理（1906年——1970年），原名趙樹禮，山西晉城市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小說家、人民藝術家，山藥蛋派創始人。曾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趙樹理的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斗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形象，他開創的“山藥蛋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在汪曾祺眼里，趙樹理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非常敬佩。不信先看看汪曾祺的友人烏人先生（宋志強）《汪曾祺眼中的趙樹理》中所寫：

汪曾祺先生對我說：“文壇有一句給山西文學界的評語，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問：“什么評語？”汪先生說：“西李馬胡孫。你聽聽這話：稀里馬虎孫，這叫什么話？”我說：“這是什么意思？”然后汪先生告訴我：“其實，稀里馬虎孫是指山藥蛋派的幾位代表作家。西是西戎——“我接著說：“李是李束為，馬是馬峰，孫是孫謙。”汪先生說：“對！就是說的這幾位。幾位的姓氏和起來就是西李馬胡孫。用諧音一改，就成了稀里馬虎孫。”之后，就和我談起了趙樹理。原話我記不太清了，但大意我卻記得非常清楚：汪先生對趙樹理的人格評價很高，并告訴我一件有關趙樹理的逸事。

《趙樹理同志二三事》主要談的是趙樹理這個人，卻沒怎么涉及趙樹理的文。比如，他說趙樹理是個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想到有趣的事自己就會咕咕地笑；趙樹理穿著一件很名貴的狐皮大衣下鄉體驗生活，卻不怕農民見外；趙樹理吃飯很隨便，常常在一碗餛飩兩個燒餅夾豬頭肉和二兩酒中自得其樂；趙樹理喜歡上黨梆子，一個人能唱一臺戲，但奓手舞腳的“起霸”卻有點像螳螂；趙樹理喝酒劃拳有一絕，善于左右開弓，拳法精到的老舍往往敗北；趙樹理講話很“隨便”，他稱自己的手表是農民可以買五頭毛驢的“五驢表”，以此暗示農村很窮，農民真苦，城鄉差別很大；趙樹理抽煙抽得很兇；趙樹理擔任《說說唱唱》的副主編，每期都親自看稿、改稿；趙樹理的字寫得很好。在通篇描述趙樹理其人的同時，汪曾祺自然也對其文做了一下點評，卻又讓人覺得匆匆忙忙，一帶而過。比如，他說趙樹理的“稿子寫得很干凈清楚，幾乎不改一個字”，“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臉上隨時可見”。

1950年代，汪曾祺與趙樹理曾在《說說唱唱》編輯部共事。趙樹理是他的頂頭上司，是領導，而汪曾祺只是一個普通編輯。趙樹理是一個“有趣”的作家和領導，他的為人處事、穿衣打扮、言談話語非常富有農民氣息，同時又兩袖清風一身正氣。而且，趙樹理在生活中所喜好的事情有許多也恰恰是汪曾祺的喜好（比如喝酒、抽煙、唱戲、寫字），于是，趙樹理便在汪曾祺的心目中變得可親可敬可愛起來。汪曾祺說：“趙樹理同志是我見到過的最沒有架子的作家，一個讓人感到親切的、嫵媚的作家。”他在這里用到了“最”，話已說得很滿。同時又用“親切”“嫵媚”來為趙樹理定位，便讓人覺得，這真是貼心的話。如果趙樹理的有趣和可愛沒有給汪曾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是說不出這番話來的；如果他與趙樹理沒有處出感情，他也是說不出這番話來的。于是，讀者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散文中恰恰是趙樹理的生活瑣事、性格特征、一身正氣構成了敘述、描摹的主要內容。

在汪曾祺眼中，趙樹理是個多才多藝的農村才子，是不像“干部”的干部，是富有人情味的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