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虛度二首(之二)(1982)
窗外青天兩線交,文章拱手世賢豪。
誰能再活八十歲,孰與共聞三月韶[1]。
生不如人才耄耋,死休埋我盡燃燒。
五臺師范花和尚,狗肉蔥姜誘戒刀。
注釋
[1]聞三月韶:《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韶,古傳虞舜之樂。”
聶紺弩生平
1903年,1歲
1月28日(王寅年臘月三十),出生于湖北京山縣城關十字街一個城市平民家庭。取乳名兆年,本名國棪,字幹如(干如),學名畸。
1905年,2歲
生母張氏病逝。因叔父聶行周(字為臧,1879-1919)無后,遂過繼為其養子。
1910年,7歲
2月25日(庚戌正月十六日)發蒙上學。學校為京山縣東關國民學校(申家祠堂),系初級小學,名義上是新式“小學”,實際上是私塾性質,只有一個不同程度的混編班,教員為孫鐵人(鏡)和申先甫先生。
1914年,11歲
1月下旬(癸丑年臘月下旬),生父聶平周患肺結核病去世。初小畢業后,即升入京山縣立高等小學。在學期間,屢以作文成績優秀而受到老師獎勵,被同窗戲贈“聶賢人”雅號。
1917年,14歲
高小畢業,因家貧不能去武漢投考中學而失學。有時替父親“跑契稅團”;但仍不廢讀,經常去借外祖父家藏書閱讀;并從城關益大元商店管事陳海斷先生學作舊體詩詞,由是舊學根底日深。
1919年,16歲
旁聽由查傳軾等組織的京山縣“學生聯合會”集會活動。6月,養父聶行周患肺結核病去世。
1920年,17歲
因受新思潮的影響,曾與同學合謀,試圖離家出走,未果。以本名聶國棪在漢口《大漢報》發表詩詞,時任國民黨總部代理黨務部長的孫鐵人偶見后,大為激賞,乃函請赴滬。
1921年,18歲
秋,在孫鐵人與大舅父申國矩的幫助下,終得離家赴滬。第一次了解胡適之和“文學革命”。
1922年,19歲
年初,回家鄉休假,返回上海后,由孫鐵人介紹加入國民黨;隨即被介紹赴福建泉州國民黨“東路討賊軍”(討伐北洋軍閥)前敵總指揮部,在同鄉何成潛司令部秘書處任錄事。讀郭沫若的《女神》,開始接觸新詩。
1923年,20歲
上半年,由孫鐵人介紹與汪慰如一起赴吉隆坡投奔鮑慧僧。秋、冬之際,受已在仰光的鮑慧僧之邀,赴仰光接替被英政府驅逐出境的董鋤屏辦《覺民日報》,后因與老板有矛盾而被開除,遂寄居朋友處幫助辦《緬甸晨報》。
1924年,21歲
五六月間,從仰光經檳榔返廣州,由鮑慧僧(當時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干事)推薦,以聶簡之名考入廣州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二期。
1925年,22歲
2月,與第二期全體學員作為校長蔣介石(東征主將)的衛隊,參加國共合作的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取道平山、淡水,在淡水等船時,得讀《小說月報》上魯迅先生的《在酒樓上》,久久難以忘懷;后經海豐至汕尾待命。
1926年,23歲
年初,抵莫斯科,入中山大學。不久,應鐘敬文之約,以聶畸、紺乳為筆名,在鐘敬文于廣州主編的《國民新聞》副刊《傾蓋》上發表新詩和散文。
1927年,24歲
繼續在鐘敬文主編的《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上發表詩文。蔣介石發動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五六月間隨第二批留學生從莫斯科被遣回國。
1928年,25歲
下半年,調任南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總干事;不久,任南京中央通訊社副主任。請假與在杭州工作的鐘敬文一起游歷上海、蘇州、杭州等處。在留蘇同學辦的刊物《黨基》上發表政論性文章,并代主編《黨基》的最后兩期。
1929年,26歲
年初,與周穎結婚。不久,周穎即以河北公費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
1930年,27歲
年前,趁放年假回京山老家探親。其時爆發了唐生智、石友三的聯合反蔣戰爭,因希望唐生智占領武漢后能留在武漢辦報而脫離蔣介石,故意在武漢拖延了兩個多月。后唐生智終未拿下武漢,不得已于本年2月返回南京,因逾假受到行政處分,不久,由副主任降為普通編輯。
1931年,28歲
在南京中央通訊社工作期間,同時為《新京日報》主編副刊《雨花》,發表抗日文章,常被“封殺”;不久,與在《新民報》擔任副刊《葫蘆》主編的金滿成共同組織“甚么詩社”,詩社成員多至百余人,曾在《南京日報》上附出《甚么詩刊》,并出版單行本《甚么月刊》,主要刊登自作的新詩。9月下旬,受到當局傳詢,遂棄職潛逃上海;后又返南京,但未上班。雖有留蘇同學沈苑明等一再挽留,仍決定脫離國民黨。年底,得周穎信經上海赴日本東京。
1932年,29歲
在東京,靠周穎一份官費維持生活,邊學習國向杭州留蘇同學孟十還(斯根)主編的《中華日報》文學旬刊《十日文學》投稿。陳建辰等組織“新興文化研究會”。5月,開始出版油印刊物《文化斗爭》(出版兩期后改名為《文化之光》,又出了一兩期后停刊),宣傳抗日,每期印二三十份,免費分送給相識的留蘇學生閱讀,一直堅持到次年4月。
1933年,30歲
4月,《文化之光》被封,被日本刑廳逮捕,關押于“早稻田留置場”達三個月。6月12日,與胡風、何定華、周穎等十多人被日本當局驅逐出境。6月15日回到上海。上岸后由胡風起草,以“留日歸國華僑代表團”的名義發表《反日宣言》;三四天后,在四馬路中央西菜館(廣東同鄉會)由周穎主持召開記者招待會,控訴日本政府對中國愛國留學生的迫害。
1934年,31歲
3月,經孟十還介紹,受林柏生邀請,征得“左聯”同意,受聘于《中華日報》,創辦著名文學副刊《動向》,為左翼作家從事文化斗爭提供了重要陣地;并請貧病中的“左聯”作家葉紫作助編。在蔣、汪斗爭中,因林柏生受到威嚇,聶被迫辭職。《動向》共歷時八個月,于12月18日停刊。此間,還通過魯迅認識了東北作家蕭軍和蕭紅,并與丘東平重逢。
1935年,32歲
二三月間,經吳奚如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人黨后不到一個月,即被派遣打入國民黨內部以獲取軍事情報(當時康澤在四川任參謀團政訓處長,因看到紺弩剛從日本回來時在《十日文學》上的文章,曾邀請聶紺弩去他那里),遂受命于5月初去成都找康澤“謀事”。因康澤知其身份,滯留月余后,未有結果被禮遣,先隨康澤至重慶,再由別動隊長曹助(小時同學,在黃埔時同隊)陪同至萬縣,后乘船途經武漢,返回上海。在上海,一度任“左聯”上海滬西區大組組長,負責傳達“左聯”的指示和任務,組織光華等大學的活動,參加一些紀念節日的“飛行集會”等等,從而認識周而復、田間、馬子華、王元享、李勵文等人。支持馬子華與“左聯”同志葛一虹、向思庚編“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新輯》,以“耳耶”筆名供稿并為他們保存稿件。《文學新輯》僅出兩輯即被禁,后按魯迅先生指示將編余稿件刊于胡風編輯的《木屑文叢》上。
9月,短篇小說集《邂逅》,列為《天馬叢書》之一,由上海天馬書店初版。
1936年,33歲
年初,左聯解散。在魯迅的倡議和支持下,與魯迅、胡風、吳奚如、蕭軍、蕭紅、周文等共同創辦出版《海燕》,以“耳耶”等筆名擔任編輯人。12月25日,女兒海燕出生。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被推舉為委員。
6月,語言問題小冊子《從白話文到新文字》,列為《大眾文化叢書》之一,由大眾文化社初版;同年9月,由該社二版。
1937年,34歲
“七七”事變后,送妻女回京山避難。后周穎留在京山國民中心小學執教,只身返回上海。其時,正值“八一三”抗戰全面爆發,即參加上海救亡演劇一隊,6月,語文問題論集《語言·文字·思想》,由上海大風書店初版。9月,雜文集《關于知識分子》由上海潮鋒出版社付排,因國難遭損未印。另有兩部交印的書稿《瘸子的散步》(文藝論文和雜文集)和《兩條路》(小說集),亦在戰禍中丟失。
1938年,35歲
1月27日,受薄一波同志聘請,與艾青、田間、端木獲良、蕭軍、蕭紅、李又然等人從武漢啟程赴山西臨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任教,途中與塞克、端木獲良、蕭紅合作劇本《突擊》。8月,又至武漢。此間,趁隙回故鄉探望女兒和在當地學校教課及參加婦女抗日工作的周穎,并參與主持孫鐵人夫人葬禮并寫祭文。10月9日,在新四軍軍部舉行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大會上,作《紀念魯迅,發揚魯迅精神》的報告。
1939年,36歲
離開新四軍,先到金華,跟邵莖麟、駱耕漠等編輯大型政治文藝月刊《東南戰線》。
1940年,37歲
四五月間,張天翼從桂林寫信至金華找人相助,由邵莖麟推薦聶紺弩至桂林,編輯《力報》副刊《新墾地》,一直延續到1943年。與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等創辦“野草社”,辦刊物《野草》,7月與讀者見面,在該刊上發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犀利潑辣的雜文。還在《現代文藝》《中蘇文化》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年底,請葛琴、彭燕郊作《新墾地》助編,介紹邵莖麟任《力報》主筆。
6月,短篇小說集《夜戲》,列為《現代文藝叢刊》之一,由福建永安改進出版社初版;短篇小說《風塵》,由福建永安改進出版社收入《改進文庫》之四《風塵》一書。
1940年,38歲
1月,皖南事變爆發,發表散文詩《絕叫》,抒發憤怒的心情。3月,養母申氏在京山老家病逝,因值戰亂,未能奔喪。其時,國民黨當局的文化專制日嚴,2月間生活書店桂林分店被查封,不久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相繼被迫停業,在《野草》上發表《韓康的藥店》,回擊國民黨掀起的反共逆流,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并為此殃及《力報》。6月,雜文集《歷史的奧秘》和《蛇與塔》,列入《野草叢書》,由桂林文獻出版社初版。
1942年,39歲
是年虛歲四十,桂林文友曾設宴祝壽。3月,與從香港脫險到達桂林的胡風會晤。夏,由于受到特務點名威脅,與彭燕郊一起離開《力報》,一度失業,并復發虐疾,得組織及時照顧。后為遠方書店編輯了兩期《山水文學叢刊》;與胡風一起幫助駱賓基編輯了兩期《文學報》;同時繼續為《野草》寫稿。
主編的《女權論辯》集由白虹書店出版;短篇小說集《邂逅》由桂林文獻出版社再版;11月,雜文集《早醒記》由桂林遠方書店初版;《歷史的奧秘》由桂林文南出版社再版。
1943年,40歲
國民黨當局對大后方進步民主力量的高壓日趨嚴重,桂林空氣緊張,因受到注意而一時難以找到工作和發表文章,遂潛心語言問題的研究,并寫出論文《釋舅姑》和《廣“古有復輔音說”》。替文協桂林分會編輯《二十九人自選集》,于10月28日由桂林遠方書店出版。
1944年,41歲
得段夢暉之助,再次離開桂林去重慶,先住北倍周穎工作的慈幼院;約半年后,與邵壟麟、葛琴夫婦,彭燕郊,駱賓基同住文協“作家宿舍”。由馮雪峰介紹,掛名于“文化運動委員會”(張道藩主持,名義上由國民黨領導,實在周恩來領導下,主要由非黨的進步文化人組成)。6月,經友人介紹,入私立建川中學擔任教職,并與同在那里的朱希籌辦綜合性文藝刊物《藝文志》。
1945年,42歲
1月15日,《藝文志》創刊,馮雪峰等名作家供稿,后因引起審查機關注意,加上經費困難,僅出兩輯后停刊。同時亦在邵莖麟編輯的《文藝雜志》和《文萃》上發表文章。五六月間,辭教職,主編《真報》副刊《橋》。
1946年,43歲
2月,與郭沫若等312人聯名發表關于《對時局進言》的簽名運動。3月,進陳國良主辦的《商務日報》,任副刊《茶座》編輯;后因在報上抗議逮捕周穎(時為全國勞協負責人之一)而招忌,于10月將《茶座》交給張白山接編。不久,應陳銘德、鄧季惺之邀,為重慶《新民報》編副刊《呼吸》。10月19日,以《呼吸》全版編《魯迅先生十周年祭特刊》。至1947年3月21日止,在《呼吸》上先后發表富有戰斗性和文藝性的雜文達五十多篇,觸怒了當局,以致編輯部被警備司令部派人占領,要報館道歉一個月,并立即捧走編輯。4月,周穎進入勞協的重慶工人福利社,8月被捕,出獄后被迫出走香港。
1947年,44歲
上年12月24日“沈崇事件”發生后,立即投入抗議美軍暴行的愛國運動,對沈崇的不幸受辱表示極大同情,對歧視沈崇者嚴加譴責。1月2日,與重慶文化界人士何其芳、艾蕪、孟超、力揚等一百余人聯名發表宣言,呼吁抵制美貨、要求美軍退出中國、廢除不平等的《中美商約》;1月6日,參加重慶市大中學生一萬多人的示威游行,被國民黨反動報紙《新華時報》公開點名為“共匪”。3月,《呼吸》因刊登一篇揭露國民黨兵擾民害民的雜文《無題》,招致國民黨兵痞圍攻報社鬧事,乃被迫離開《新民報》; 《呼吸》亦于3月21日出最后一期后停刊。
1948年,45歲
抵港后,作為家屬住在周穎的工作地點——中國勞協(九龍梭亞道15號)的一個小樓梯間。正式恢復了組織關系后,與以群(黨小組長)、張天翼、沈力群、孟超、樓適夷等在同一黨小組參加活動。在香港集中學習了馬列主義的一些基本著作(如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列寧文選(兩卷集)》等)。與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一起編輯《野草文叢》,并擔任編委。在《小說》(編委會以茅盾為首)上發表小說作品;同時為秦似主編的《野草》和《華商報》副刊撰寫雜文。7月,《血書——讀土改文件》脫稿,這是一篇謳歌全國農村土改的長篇報告文學力作。此間,還為香港新創刊的《文匯報》撰寫社論,應羅孚之邀,為《大公報》連續撰稿。
1949年,46歲
春,與夏衍、邵莖麟同任《周末報》(馮英子主辦)編委,并協助集資和撰文。6月,赴北京參加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7月17日大會閉幕后,赴東北新解放區參觀訪問。9月,發表長詩《山呼》,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10月1日,參加開國大典,并與家人團聚。后應林路邀請去武漢,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在漢期間,參加紀念魯迅的活動,并發表講話。年底,受中南局統戰部張執一指示,再返香港開展統戰和策反工作。
1950年,47歲
離港后的半年間,香港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民主進步人士大量北上,而反動文化人在港匯集,遂以雜文為武器,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上開辟《二鴉日談》專欄,批判各種怪現象、怪理論,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時在舊關系中開展統戰工作。七八月間,以總主筆名義入香港《文匯報》,初去的任務是疏通各方面的關系,團結同仁,實現改版計劃,使版面更適合香港的一般讀者。邀請桂林時的同事高旅入《文匯報》為主筆。此間,正值朝鮮戰爭爆發,遂連續發表新聞短評《編者的話》和一些雜文,嚴厲譴責美國侵略者的罪行,受到讀者歡迎,部分文章后編為《寸碟紙老虎》。
1951年,48歲
3月,離香港返回內地,先到武漢參加中南文教會議,并列席中南軍政委員會會議。回北京后,應馮雪峰之邀,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部(二編室)主任。此間,香港《文匯報》曾一再挽留,但終未再回香港。同年,被選為中國文藝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擔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兼古典文學研究部副部長;同時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整理注釋《瞿秋白文集》的同時,著手籌劃整理注釋《水滸》等古典文學名著。
1952年,49歲
主持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古典文學出版工作,與《人民日報》記者徐放一起到蘇北興化等地調查《水滸》作者施耐庵的材料,并赴南京、揚州等地重游。
1953年,50歲
主持并組織編輯室張友鸞、顧學頓、舒蕪等專家,先后重新整理校訂和注釋《水滸》《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名著。重新校訂和注釋的《水滸傳》(七十一回本),年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該版本《水滸傳》的出版,是建國后整理古典文學遺產的開創性嘗試,得到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出版時,《人民日報》專門發表短評表示祝賀。
1954年,51歲
應邀擔任《光明日報》社編委。在報刊上陸續發表研究《水滸》的論文,影響很大,先后被邀請赴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揚州等地許多學校和單位作關于《水滸》的報告達五十多場次。結合工作收集舊小說約三百種,加上短篇近千種,寫出禮記上百條;抄了一百幾十篇序跋和幾十種短篇的目錄,準備編寫一部中國小說史,后未能實現。
1955年,52歲
年初,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決定在全國文化藝術界開展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5月,應江西省文化局和省文聯之邀,作《關于中國古典小說中的現實主義精神》的學術報告;不久,赴井岡山、瑞金等地參觀訪問。
1961年,58歲
1961年5月,開始和在香港的高旅通信,交流和切磋詩藝,在精神和物質上互相關懷。
1961年,59歲
3月,編成舊體詩集《馬山集》(收舊體詩40首),手錄于一印增空頁中,從未示人,約同時編成《北大荒吟草》,初為二十余首,后不斷增補至四十余首,陸續以手抄本形式分贈親朋好友(包括仍在東北的丁玲、在香港的高旅和在武漢的朋友)。10月,至武漢訪友,游覽長江大橋,臨東湖瞻仰屈原像,均有感賦詩。
1963年,60歲
曹雪芹誕辰二百周年紀念,潛心撰寫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同時作詠《紅樓夢》人物組詩。前此亦有詠新、舊小說的詩多首,其中多有真知灼見,發前人所未發;且隱指現實,存有深意,少數曾托高旅在香港發表。研究《紅樓夢》的文章本為《文學遺產》所寫,因《文學遺產》暫停,未得發表。
1964年,61歲
4月19日起離京南游,歷時兩個半月。先至廣州、海豐,返回時經南昌、洪湖、京山、武漢。先后參觀了紅宮、紅場;拜訪了龍津溪畔的彭湃烈士紀念館(彭湃故居);拜見了彭母周鳳老太太,并與之座談,題詩題詞,一起回憶大革命時的往事。
8月17日,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身份赴西安參加“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擔任評比委員。
1965年,62歲
是年較沉寂,思想則更見深沉,開始研讀先秦諸子及《史記》《漢書》。作詩《與海燕公園看牡丹,以其意成一絕句》,記與女兒同游的天倫之樂,以其難得。8月,外孫方瞳出生。
1966年,63歲
手抄類編杜詩中有關政治的篇什。在研讀古籍中深有心得。
1977年,74歲
與友人的詩詞贈答,年內詩作頗多。積極著手整理雜文、小說等舊作和創作新作品,回憶并從友人處搜集詩詞舊作,爭取發表。
1978年,75歲
整理舊作新篇,先后編輯《北荒草》《贈答草》和《南山草》,開始以油印本在友好中流傳,獲得好的反響。應香港方面邀請,為三聯書店成立三十周年著長文紀念,體力腦力均消耗甚大。
1979年,76歲
冬,參加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常務理事。
1980年,77歲
即因肌肉萎縮而艱于離床榻,復為老年疾病所困,曾多次住院。初夏,再次入北京郵電醫院就醫。此次入院延續至次年。在病床上與人談話,仍精神高昂,并奮力寫作不輟。時胡風夫婦自四川歸京,與胡風、蕭軍及他們的家人聚會、合影。冬,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1年,78歲
整理編輯舊作及新作,結集多種,于年內陸續出版。舊體詩集《三草》(收詩一百九十余首)得以在香港正式出版。自注有云:“我詩曾全失去,若干年后始陸續搜得其小半,除極少數外,均忘其作年,故其次序無意義。”是以詩集分類編輯而不系年。9月,魯迅誕辰百年紀念大會在京舉行,本擬將上年底應北京魯迅研究室之邀寫成的雜文力作《讀《啊,父老兄弟)》更名為《從(狂人日記〉談到天門縣的人民一—為魯迅先生百年誕辰作》發表,但因怕再惹“文福”,被親朋勸阻而撤回,遂代之以《為魯迅先生百歲誕辰而歌》舊體詩二十二首。7月,參加全國政協會議。
1982年,79歲
《散宜生詩》在北京出版,為《三草》增訂本,體例相同,而多分出一輯《第四草》,共收舊體詩二百二十首。胡喬木為之作序,《胡序》云:“希望一切舊體詩新體詩的愛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熱血和微笑留給我們的一株奇葩——它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的詩史上獨一無二的。”8月,友人高旅自香港赴京探視,卅載睽隔,一朝相見,彼此甚為珍重。
1983年,80歲
6月,被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散宜生詩》出版后受到讀者歡迎,遂計劃出版增訂、注釋本,為此增作《后記》,從思想和藝術兩方面對自己的詩做了評價。
1984年,81歲
繼續寫作回憶文章、文藝評論和序跋。贈詩謝“左聯”戰友周而復登門探望。
6月,九人詩合集《傾蓋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其中《咄堂詩》系紺弩自選舊體詩集,選編時間與《三草》大致相同,共收詩詞八十首。7月,論及魯迅的文章合集《高山仰止》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
1985年,82歲
老友馮伯恒于3月逝世,不敢使聞,8月偶然得知,即作詩悼念。6月,胡風逝世,即作悼詩,刊于《人民日報》。秋,病情持續惡化,拒絕住院,準備寫《賈寶玉論》而未能完成。11月,手寫《雪峰十年忌》詩二首。病重期間,作為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仍牽掛文字改革事業。
1986年,83歲
1月,應邀口述《我與雜文》,由何滿子整理成文。3月初,病情漸重,但頭腦清楚,拒不吃藥。24日入院,26日于北京協和醫院安詳謝世。4月7日下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徐向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全國政協、民革中央、中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國僑聯、中國作協、資捕軍校同學會、國家出版局,以及湖北省京山縣委和縣政府也獻了花圈;習仲助、鄧力群、朱學范、楊靜仁、屈武等領導人和首都文藝界、新聞出版界人士六百多人出席了告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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