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生平簡介,圣德太子歷史評價,圣德太子怎么死的？

圣德太子(574—622)，日本古代杰出的政治家，593年任推古天皇(女帝，592—628年在位)的攝政后，推行新政，為以后的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礎。

圣德太子生于敏達天皇三年(574)，父為欽明天皇之子用明天皇，母為欽明天皇與蘇我稻目之女小柿君所生的穴穗部間人皇后。據傳，他是在馬廄前出生的，故名“廄戶皇子”;又傳說他能同時聽取8個人的申述而作出判斷，亦稱“豐聰(八)耳皇子”;因其所居宮室為上宮，又名“上宮太子”;還有圣王、(大)法王、法皇等稱號。“圣德”之名，是后人對他的尊稱。

圣德太子自幼聰明，又受到很好的教育，其師為著名的漢籍博士學架和高麗(古朝鮮)僧、佛典博士惠慈，所以學識淵博。推古天皇元年(593年)，被立為皇太子，任攝政，總理政務。

圣德太子執政時期，大規模吸收大陸的先進文化，實行了政治、外交、文化方面的改革，使日本出現了新局面，史稱“推古朝新政”。

圣德太子推行新政，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文明不斷通過朝鮮半島傳到日本。589年隋統一中國后，對日本發生了巨大的影響。除中國的生產技術隨著移民傳入日本以外，封建國家的上層建筑和政治經濟制度也傳入日本。如儒家的“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思想，追求來世幸福，講求忍耐服從的佛教思想等也由移民傳入日本。而日本從四、五世紀大和朝廷統一全國后，由原來氏族貴族演變來的氏姓貴族的勢力依然十分強大。幾個大氏姓貴族，控制了大和朝廷的實權，如物部氏、大伴氏管理軍事政務，中臣氏主持祭祀，蘇我氏則掌管財政。大氏姓貴族之間，王室和貴族之間，為了爭奪更多的土地和部民，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和斗爭。

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不斷輸入和影響的加強，日本王室與貴族之間的矛盾，就在如何對待大陸傳來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宗教問題上產生了。以王室與蘇我氏為代表的革新勢力結成聯盟，主張接受大陸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宗教;而以物部氏和大伴氏為代表的守舊貴族則反對接受，特別是反對佛教的傳入，從而演成了激烈的崇佛排佛斗爭。王室和蘇我氏力圖借助佛教從思想上加強和鞏固中央國家政權，穩固自己的統治;而物部氏、大伴氏等堅決排佛，堅持日本舊有的宗教，即后來的所謂“神道”。“神道”由對自然現象的崇拜發展而來，也敬祖先，同時也維護舊的王室與貴族不分高下、平等相處的制度。所以這一斗爭反映了舊有大小貴族聯合的國家制度和皇權至上制度之間的矛盾。

587年用明天皇死，因此以爭奪王權為中心，雙方斗爭愈演愈烈，爆發了蘇我馬子與物部守屋之間的戰爭。物部氏企圖擁立的穴穗部皇子被征討，蘇我氏更戰勝和殺死了物部守屋。圣德太子當年14歲，以皇子身份參加了蘇我馬子的隊伍，給馬子以很大支持。蘇我馬子繼其父蘇我稻目襲任朝廷最高官大臣之職是572年，直到625年止，將近半個世紀，在此期間他掌握了朝廷大權，成為敏達、用明、崇峻和推古等四代天皇時的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兩個妹妹是欽明天皇之妃，分別生了用明、崇峻、推古三個天皇，他的三個女兒分別是崇峻、舒明兩個天皇和圣德太子的嬪妃。他以歷代皇親國戚的特殊地位，操縱朝政，特別是在戰勝物部氏之后，權傾朝廷，專橫跋扈，而且仍襲用舊制，逐漸走向反面。特別是592年，竟發生蘇我馬子暗殺崇峻天皇的事件。當年圣德太子已19歲，是最有資格繼任皇位的，但蘇我馬子打破慣例，立敏達天皇的皇后炊屋姬(馬子的甥女)即位，是為推古天皇。圣德太子雖然沒有繼承皇位，卻也被馬子擁立為皇太子并任攝政。這樣，圣德太子在執行確立皇權的政策時，不得不在和蘇我氏勢力妥協的基礎上推行其各項新政。

執政不久的圣德太子決定改革國內政治，加強中央集權，以期解決內訌爭戰不止、國力軟弱等問題。603年(推古11年)圣德太子參考中國漢的印綬制，漢、晉的古緇布冠制和朝鮮百濟的官帶制等，創立制定了《冠位十二階》，用中央統一的官制代替過去的氏族政制，以削弱世襲大氏姓貴族勢力，把有能力、有見識的中小貴族提拔到中央來，進而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冠位十二階》，即“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并十二階”，配以深淺兩種不同的紫、青、赤、黃、白、黑染成的頭冠。更重要的是規定以個人才能和功績晉升官階，不得世襲，從而為登用人才開辟了新途徑。《冠位十二階》的制定，盡管未能完全達到限制大氏姓貴族的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氏姓身份制度和加強了王權，并為大化革新時建立中央集權的律令官僚制度奠定了基礎，是以后日本官僚位階制的開端。

圣德太子改革的另一項重大措施，是于604(推古12)年4月，制定頒布了《十七條憲法》。《十七條憲法》和現在憲法的含義不同，并不是法律條文，而是運用儒家關于君臣大義名份的政治思想，并吸收佛教和中國諸子百家的思想所制定的各級官僚應該遵循的政治道德規范。《十七條憲法》由一系列政治格言和統治原則構成。如第一條“以和為貴，無忤為宗”，第二條“篤敬三寶”(佛、法、僧)，第四條“群卿百寮，以禮為本”，“上不禮而下不齊”，第五條“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之訟，似水投石”，第十一條“明察功過，賞罰必當”，等等。《十七條憲法》強調對天皇的絕對服從，其中心思想是明確君臣之義和禮法秩序、強調國家的統一和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治。第三條規定：“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戴，四時順行，萬氣得通。地欲覆天，則致壞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詔必謹，不謹自敗。”第十二條中寫道：“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十七條憲法》也對選拔人才和行君臣之道作了規定。第七條中就寫有：“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賢哲任官，頌音則起;奸者有官，禍亂則繁”，“事無大小，得人必治。時無急緩，遇賢自寬”。第十四條則寫有：“群臣百寮無有嫉妒”。第十五條寫道：“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十七條憲法》也反映了皇室必須與貴族結合的情況，如第十七條規定皇室遇事不能獨斷，要與貴族商量：“事不獨斷，必與眾論”。《十七條憲法》頒布后，據日本史書載道：“群臣各寫一本，讀傳天下，天下大悅。”《十七條憲法》的制定，為確立儒家思想在日本政治思想上的統治地位，革新政制，加強皇權打下了基礎。

為了提高王權，使貴族服從，圣德太子還在同年7月，修改朝禮制度，規定：“出入宮門時，兩手伏地，兩腿下跪，越過門檻，而后可起立行走”。此外，于607(推古15)年又設置了皇室部民，并且開發渠塘，以及擴大屯倉等等。

圣德太子推行了積極的外交政策。圣德太子派遣隋使，直接從中國吸取大陸的先進文化。607(推古15)年，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為遣隋使，帶數十人入隋學佛法，并在致隋國書中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這是日本史上首次對中國皇帝使用對等稱呼。后來隋煬帝派使文林郎裴(世)清去日本。608(推古16)年，圣德太子又派小野妹子陪同隋使裴(世)清返隋。這次遣隋使還有隨行的四名留學生和八名留學僧，其目的，除了外交禮儀考慮之外，已是為了有計劃地吸取學習中國文化。遣隋留學生和留學僧，以極大的熱情學習中國的文物制度，他們在中國，往往留學數年，甚至長達二、三十年之久，歷經隋唐兩代，系統地學習宮廷禮儀、律令典章、官僚制度。他們學成回國后，在傳播中國文化，改革日本政治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著名的有南淵清安、高向玄理和僧旻等人。他們回國后，有的直接供職于天皇朝廷，有的從事著述，積極宣傳和傳播中國的文物制度，呼吁以學習為目的，加強中日友好往來。他們帶回日本的新知識、新思想，在日本朝野上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使日本朝野上下學習隋唐的風氣極盛，為大化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礎，培養準備了革新人才。高向玄理、僧旻等人更直接參與了大化革新活動。圣德太子派遣留學生和留學僧，直接吸取中國封建文化，為大化革新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圣德太子推行的大力學習中國文化的基本國策，一直為后來的日本封建統治者所繼承。

圣德太子還積極引進佛教。他派出的留學生中就有求法學問僧。他在日本大力提倡佛教，修建寺院。據傳他曾修建四天王寺、法隆寺、中宮寺、桔寺、峰岡寺、池后寺和葛木寺等七所寺院。亦有說他建寺九所或十一所的。近年來據學者考究，確屬圣德太子所建的寺院，可能只有法隆寺(又名法隆學問寺)。據傳圣德太子還著有《三經義疏》(法華經、勝鬘經、維摩經的注釋書)，據近年來學者研究敦煌本《勝鬘經注釋》的結果，證明《三經義疏》并非圣德太子所著，而是當時在圣德太子左右的朝鮮系學問僧，如高麗僧惠慈、百濟僧慧聰等撰著后，冠以圣德太子的名字。圣德太子提倡佛教的目的，是將佛教作為統治手段之一，也是為了提高皇室的權威，修建寺院，是要將中央勢力伸展到地方，都是為了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在圣德太子執政期間，由于他大力支持和提倡，佛教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響。據統計，在624年，日本全國有寺院46所，僧尼1385人。佛教文化十分興盛，建筑、雕刻、繪畫藝術也廣泛發展起來。圣德太子為了建筑結構復雜、宏偉壯觀的大寺院，使用大批掌握先進技藝的中國、朝鮮工匠，學習中國建筑藝術，與日本原有的建筑風格相結合，創造出特有的建筑風格，成為日本民族建筑的寶貴財富。保留至今的法隆寺中的大型建筑金堂、東堂、西堂等，金碧輝煌、雕梁畫棟、飛檐凌空、雄偉壯麗，是東方建筑史上的瑰寶。法隆寺金堂的四天王像和藥師如來像等許許多多神彩奕奕、栩栩如生的佛像，表明佛像雕刻藝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法隆寺壁畫中的飛天像，形象逼真、翩然飛舞，是敦煌壁畫的派生作品，具有很高的繪畫藝術水平。

圣德太子還曾向惠慈學習中國的天文、歷法知識，并正式于推古天皇12年(604)使用歷日。據說這是日本正式使用歷法的開始。

圣德太子在國內改革政治，對外學習中國先進的政治制度、科學文化，發展日本民族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貢獻。對確立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進行大化革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的歷史功績是很大的。但是，由于豪族勢力十分強大，特別是蘇我氏的特權勢力無法削弱，使其完全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政治理想無法完全實現。而且他在執政期間，又為皇族和豪族在大和、河內、山背等近畿地區繼續增設了許多屯倉和田莊，以致使豪族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和人民，造成國內矛盾有增無減、日趨尖銳的局面。同時由于驅使人民在京城及地方建造許多寺院和塘池，不僅使財政發生困難，而且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造成人民貧困、社會不安定的嚴重后果。特別是到圣德太子晚年，他已無意于國內政治改革，沉迷于佛教。622(推古30)年圣德太子病歿，終年49歲，遺體葬于河內畿長墓地。后人將他比喻為釋迦牟尼前身悉達太子的形象，形成對圣德太子的信仰。八世紀時，圣德太子儼然成為日本的釋迦，倍受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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