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生平簡介,伯恩施坦歷史評價,伯恩施坦怎么死的？

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Bernstein，1850—1932)，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修正主義的鼻祖，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派的首領和主要代表。

1850年1月6日，伯恩施坦出生在柏林一個猶太血統的德國人家庭，是15個孩子中的第7個。他的父親是白鐵匠，后來當了火車司機，母親是家庭婦女。家庭的經濟條件只允許他在讀完中學后自謀生路。

伯恩施坦對政治很早發生興趣，曾與一些傾向自由主義的朋友創立“烏托邦”討論俱樂部。青年時期，他崇拜兩個人，一個是他的伯父阿隆·伯恩施坦，著名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柏林人民報》的創刊人;一個是著名的激進民主主義者約翰·雅科比，伯恩施坦追憶說：他一直吸引著我，尤其是他的名言“國王們的不幸，在于他們不想聽信真理”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從1866年起，伯恩施坦在銀行當了12年的學徒和職員。在此期間，他注意德國的政治形勢，陸續結識了一些社會民主黨人，聽他們關于社會主義的演講，關心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活動。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反對吞并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黨的領導人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因此遭到迫害和監禁，這一情況引起了他深深的同情。1872年初，伯恩施坦正式加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由于他的伯父阿隆·伯恩施坦是以激烈反對社會民主黨著稱的，伯恩施坦的入黨在當時幾乎被看作一樁大事。伯恩施坦入黨后過了一段銀行職員兼黨的鼓動員的生活。1875年，他是社會主義者哥達合并代表大會的代表。

加入愛森納赫派不久，伯恩施坦讀了歐根·杜林的《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和《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很感興趣，便積極在黨內外宣傳杜林的觀點。正如他自己所承認的，他替杜林《教程》一書所作的宣傳比任何人都多。正是他把這本書推薦給了倍倍爾、白拉克、莫斯特、弗里茨舍等人。他吹捧杜林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學的激進主義補充了馬克思，也可以說繼續了馬克思”。他認為“社會主義運動的范圍完全可以同時容納下一個馬克思和一個杜林”。由于伯恩施坦狂熱追隨杜林，他和莫斯特及弗里茨舍等人成了公認的黨內杜林分子的首領。《前進報》從1877年1月開始陸續發表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對杜林的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批判。這時，伯恩施坦才疏遠了和杜林的私人關系。

1878年10月12日，伯恩施坦辭去銀行的職務，到瑞士洛加諾任德國社會民主黨員、改良主義者卡爾·赫希柏格的私人秘書。10月22日，俾斯麥反動政府頒布“反社會黨人法”，德國社會民主黨被迫轉入地下，黨的報刊全部遭到查封。在這困難時刻，黨內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思想有所抬頭。1879年夏，赫希柏格用路德維希·李希特爾的化名在蘇黎世創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年鑒》。它的第一年卷上發表了以三顆星花作為作者署名的《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回顧》一文，批評黨的綱領和全部鼓動工作，宣傳改良思想，甚至把“反社會黨人法”頒布的罪責歸咎于黨。此文作者是赫希柏格和施拉姆，伯恩施坦被視為第三位作者。對此，伯恩施坦本人曾加以否認。他對倍倍爾說，他只是偶然地參加了赫希柏格和施拉姆的寫作，文章的第三個作者不是他而是庫爾蒂，他只在赫希柏格的催促下寫了20多行，僅此而已。正如倍倍爾所駁斥的，即使如此，伯恩施坦對文章的基本觀點和整個傾向是完全贊同的，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這篇文章除了在黨內引起廣泛的不滿外，也引起了當時在倫敦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震怒。他們在給倍倍爾等人的通告信中對蘇黎世三人團的機會主義綱領作了嚴厲批判，并明確指出不能容忍文章的作者們留在黨的隊伍里。為此，倍倍爾帶著伯恩施坦于1880年12月到倫敦進行了解釋，取得了兩位老人的原諒。

稍后，伯恩施坦代理福爾馬爾任《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1881年2月起正式主編該報，直至報紙在反社會黨人法取消后停刊為止。在整個辦報期間，前7年的時間他生活在蘇黎世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并與倫敦的恩格斯保持著密切的通訊聯系。恩格斯從辦報的方針和對當時國內外重大事件的評論和分析上給年輕的伯恩施坦以巨大的幫助和鼓舞。1888年5月，報紙編輯部和伯恩施坦本人被瑞士當局驅逐出境，報紙便在倫敦出版，使他有機會直接處于恩格斯的指導和幫助下。在反社會黨人法實施的極端困難情況下，伯恩施坦把報紙辦得生氣勃勃，它明確而堅決地闡述和捍衛黨的原則，又生動幽默地反映了德國工人同反動當局的英勇斗爭。恩格斯稱它為“德國黨的旗幟”①。

1890年9月，反社會黨人法廢除，《社會民主黨人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停刊。不少流亡在外的社會民主黨人陸續返回德國。由于德國警察當局對伯恩施坦的傳訊有效期要延續到1900年，所以他不得不繼續留在倫敦為《新時代》和《前進報》撰稿。伯恩施坦在倫敦期間與恩格斯來往密切。恩格斯既稱贊他“在理論上思路開闊，而且敏銳機智”，也指出他缺乏自信心的毛病，同時不滿意他對“費邊社”發生濃厚興趣。總的說，恩格斯當時還是信賴伯恩施坦的，他于1893年7月29日指定伯恩施坦為自己的遺囑執行人之一。這段時期可以說是伯恩施坦一生中的黃金時代。即使這樣，伯恩施坦也從未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始終傾向自由資產階級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初步信仰到懷疑最后提出全面修正的過程。

反社會黨人法取消后，俾斯麥跟著迅速垮臺，在這歷史的轉變關頭，伯恩施坦開始動搖。1890—1892年間，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舒爾茨一格弗尼茨、沃爾夫等人發表了幾本著作，全面反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理論以及否定由此得出的全部結論。1891年初，伯恩施坦受《新時代》編輯部的委托，準備寫文章評論格弗尼茨的《論社會和平》和沃爾夫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2月，他發表了《卡萊爾和英國的社會政治發展》，這篇文章一般地評論了他們的反動觀點，卻同意他們對馬克思的有些指責，特別是同意他們宣揚的資本主義社會決不會像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走向“崩潰”的論點。后來伯恩施坦在自傳中承認，他在當時無法抗拒格弗尼茨和沃爾夫的責難，對馬克思的一些原則發生了懷疑。例如，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資本職能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接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論斷，而在論述地租的篇章中就同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激進派的觀點幾乎沒有本質的差別了。這反映了伯恩施坦在1890至1895年間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已發生懷疑并表示異議。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便公開站出來向馬克思主義挑戰了。

歐洲各國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后，曾經歷了一個“和平”發展時期。九十年代中期，在歐洲，特別在德國出現了長期沒有見到過的經濟繁榮。伯恩施坦于是想說服德國黨的同志，在決定政策時，最好完全拋開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制度即將崩潰的理論。為此，他于1896年秋天開始至1897年，在《新時代》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標題發表了5篇文章。①在這批文章中，伯恩施坦提出時代和發表《共產黨宣言》時完全不同了，要求社會民主黨檢查一下自己的精神武器。具體地講，他反對暴力革命，主張與資產階級政黨合作進行社會改良，并認為“談論(資本主義)社會的長入社會主義并不是錯誤的”。他特別在《崩潰論和殖民政策》一文中，集中反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崩潰的理論，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著名公式。

之后，為了系統闡述他關于社會民主黨的目的和任務的見解，1899年1月發表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就上述文章中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概括說明。他把辯證法說成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最致命之點”，是妨礙對事物正確考察的“陷阱”，把歷史唯物主義曲解成經濟唯物主義。他歪曲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辯證關系，認為二者對于社會發展的作用是相等的。他把馬克思的價值學說和哥森—杰文斯—柏姆學派的邊際效用論②混為一談。他引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統計數字證明，資本并沒有集中，階級關系并沒有尖銳化，并認為卡特爾的興起甚至改變了危機的性質。他認為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選制消滅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的根據，說資產階級民主“在原則上是階級統治的消滅”，它既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則是“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等等。伯恩施坦修正的矛頭所向涉及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的所有基本原理。他還鼓吹資本主義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完全“用不著炸毀”，“只需要繼續發展”，所以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實踐活動要集中于“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的情況下，過渡到一個更高級的制度”。把這句話翻譯一下，就是不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用點滴的改良，即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至于這些改良工作是否促使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那就無關緊要了。

1901年2月，伯恩施坦在離開德國22年后，從倫敦返回祖國。5月，他在柏林“社會科學大學生聯合會”發表題為《科學社會主義怎樣才是可能的?》演說，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這在德國黨內引起了強烈不滿。廣大黨員紛紛要求討論伯恩施坦的問題。1898至1903年，德國黨在斯圖加特(1898)、漢諾威(1899)、盧卑克(1901)、慕尼黑(1902)和德累斯頓(1903)召開的5次代表大會上，就伯恩施坦的觀點開展了辯論。辯論的主要問題是“最終目的和運動”、關于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科學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嗎?黨的原則和策略。各次大會批判并拒絕了伯恩施坦的修正意圖。漢諾威、盧卑克和德累斯頓三次大會還通過了反對修正主義的決議案。這幾次大會只從思想上批判伯恩施坦，未從組織上采取措施，伯恩施坦還繼續留在黨內。在德國黨集中批判修正主義思想的5年間，伯恩施坦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前兩次大會用書面材料、后3次大會親自出席為自己辯護，否認黨內存在以他為首的修正主義派別，聲明不能收回他所說過的任何有重要意義的論點。1900年4月起，他退出《新時代》固定撰稿人集團，和他的追隨者一起專門為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約瑟夫·布洛赫編輯的《社會主義月刊》撰稿。德累斯頓大會以后，德國社會民主黨再沒有在自己的代表大會上對伯恩施坦和修正主義進行過討論和批判。此后，伯恩施坦本人成了德國黨內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思想之集大成者，成了全面修正馬克思學說的“‘最時髦的’機會主義英雄。”①修正主義作為一股思潮，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都在繼續蔓延。

伯恩施坦有較長的議會活動的歷史。他從1902至1906年連續當選帝國國會議員，此后從1912—1918、1920—1928年都擔任國會議員，在那兒著重研究捐稅政策和貿易政策的問題。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這場帝國主義掠奪戰爭。8月4日，它的議員在國會辯論增加軍事撥款時投了贊成票，背叛了德國工人階級和國際無產階級。伯恩施坦作為社會民主黨的議員，也投票贊成軍事撥款，并發表題為《工人階級國際與歐洲戰爭》的小冊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背叛行為和他的社會沙文主義立場辯護。但是，戰爭爆發不久，他的觀點有所改變。11月29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在討論第二次軍事撥款案時，有17人其中包括伯恩施坦在內投票反對。伯恩施坦認為帝國政府把口頭上的防御戰爭變成事實上的征服戰爭。因此，他加入了反對第二次軍事撥款的反對派(即中派)。1915年6月，他和考茨基、哈阿茲聯合發表《當務之急》的呼吁書，主張黨“用最強有力的方式”來反對“征服計劃”，采取斷然的步驟為和平“創造基礎”。由于同黨團的多數派在軍事撥款問題上對立，伯恩施坦退出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于1917年加入4月成立的獨立社會民主黨。之后，他關于戰爭的觀點又前進了一步。1919年，伯恩施坦在黨的一次代表大會上就外交政策發表演說時，首次明確指出德國黨在1914年8月4日投票后不再享有別的社會黨的信賴了，并承認自己參加那次投票是錯誤的。他說：“8月3—4日是我政治生活中最黑暗的日子，我的觀點，我們的投票對我們的人民和文明世界都是災難。如果我們曾說“不”，就像我們有權說的，……德國人民一定不會比現在的狀況壞。成百萬士兵也不會被殺害或變成殘廢。

德國十一月革命成果被社會民主黨右派篡奪后，伯恩施坦出任艾伯特—謝德曼反動政府的財政部部長助理。1920年，德意志共和國成立，伯恩施坦被選入議會，積極參加了1920至1921年間和1922年的捐稅立法會議。1921年春，他奉政府之命在柏林大學開設《社會主義過去和現在的爭論》的講座，繼續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伯恩施坦對德意志共和國持積極支持和合作態度，竭力加以維護，說它是德國作為民族而繼續存在的必需條件。他在《德意志共和國的產生和最初的活動時期的歷史》一書中，認為德國經濟狀況和社會結構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要想站住腳，只能同資產階級政黨和資產者合作，而不能對它們采用暴力;公開宣傳“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與他這一思想緊密相連的，是他極端仇視俄國十月革命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他攻擊蘇維埃政權的語言十分惡毒，諸如布爾什維克陷入了“對暴力的無限創造力的迷信”，它是“社會主義的變種”，它的學說是“一種非常粗暴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成了“一種禍患無窮的蹩腳試驗的始祖”，它的專政是“一個黨的專政”，“是極端的社會唯心主義和東方的暴君專制并列”等等。

1918年12月，伯恩施坦未正式退出獨立社會民主黨，就回到了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當了幾個月的跨黨黨員。1919年，獨立社會民主黨為了限制黨內左派斯巴達克同盟的行動，在3月黨代表大會上決定禁止黨員跨黨。這時，伯恩施坦發表《再見!致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告別信》，表示不滿獨立社會民主黨對德意志共和國持否定態度，正式退出。但是，由于他1919年公開承認德國黨和他自己支持1914年侵略戰爭的錯誤，又堅持帝國政府對大戰的爆發負有罪責的觀點，以及不滿當時黨的領導鼓吹直接的全盤的民族化，而與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發生爭吵，受到壓力。他曾流露出與其放棄自己的觀點，不如離開黨好的思想。這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

1925年他得過兩次輕微的中風，仍在國會工作了3年多，1928年退出國會，不再當議員。他的晚年是在越來越孤立的狀態中度過的，與黨的領導沒有接觸，甚至產生自殺的念頭。

1932年12月18日，伯恩施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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