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文

徐元文，字公肅，號立齋，生于明崇禎七年(1634)九月二十八日，死于康熙三十年(1691)閏七月二十七日，享年68歲。先祖居住蘇州常熟(今屬江蘇)，九世祖(一說八世祖)徐良始遷昆山(今屬江蘇)。曾祖父是萬歷年間進士，官至太仆寺少卿。祖父和父親都是貢生，母親是昆山顧家的女兒。徐元文與哥哥徐乾學、弟弟徐秉義都是進士，在當時很有名望，號稱“昆山三徐”。

一、少年得志侍奉君前

徐元文少年時代就非常喜歡讀書學習，14歲時經考試被錄取為生員。他所讀的書以六經(即《詩》、《書》、《禮》、《易》、《春秋》、《樂》)為主，也常讀諸子百家著作，力求明了事理，經世致用。對“舉子家言”，則有選擇地去讀。當時昆山所在吳中地區，繼承明末東林黨復社的遺風，盛行以文結社。徐元文兄弟相約組織文社，命名為“慎文”。他們厭惡時俗曲薄，提倡古學，一時間，紛紛效仿徐氏兄弟文風。

順治十一年(1654)，徐元文在鄉試中考中舉人。順治十六年(1659)，殿試高中進士第1名。當時，他才21歲。順治皇帝在乾清門召見徐元文，對他撫慰有加。回宮后，福臨高興地對孝莊皇太后說： “今年我大清得了一位好狀元。”下旨賜予徐元文冠帶、蟒服，任命為翰林院修撰。

徐元文在翰林院任職期間，多次被順治皇帝召見。有一次，他扈從順治皇帝到西苑，順治皇帝特賜他乘坐御馬。他特意寫下“空傳枚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事武皇”的詩句，以記此事。有一天，徐元文隨順治皇帝造訪僧蕉園方丈，向方丈請教佛家典籍，事后，徐元文對方丈沒有表示謝意。順治皇帝沒有難為他，說： “此人大有見解，他當狀元是朕親自選拔的。”

翰林院日常事務簡略，徐元文利用空閑時間研究學問。他不但鉆研詩文，且努力通曉歷史，求本探源，總結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

二、主持學政請廢捐納

自清初以來，江南地區拖欠錢糧現象一直非常嚴重。康熙初年，皇帝責成當地巡撫、按察使嚴加查辦。江寧巡撫朱國治細加勘查，得出一個數字： 蘇州(今屬江蘇)、松江(今屬上海)、常州(今屬江蘇)、鎮江(今屬江蘇)4府，未交齊錢糧的文武官紳共計13517名。徐元文也在其列。依照慣例，對徐元文應予以處罰，降職調任鑾儀衛。徐元文以此事為借口請假回家，分辯原委。經過4年時間，事情終于澄清，才恢復原職。康熙八年(1669)，徐元文充任陜西鄉試主考官，注意選拔人才，被錄取的多數是政治上無所攀援，出身于下層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或貧寒之士，在陜西很有影響。有人這樣說： “陜西士子刻苦讀書，從徐元文主持鄉試開始。”

康熙九年，徐元文升任國子監祭酒，充任經筵講官。他感慨學校廢弛，毅然以師道自任。他認為： “自古人才盛衰，全看學校興廢。漢唐以來，太學子弟都是認真選拔、精心培育的，所以人才輩出。清自開國以來，推行尚文皇道政策，但是每年入太學的，除了官蔭以外，只有繳納貢品一條途徑，由府、州、縣學推薦入監的學生寥寥無幾，而且多為年齒頹廢之人，所以難于成才。”他請求按照順治八年和十一年舊例，讓各省兩年或三五年推舉一批優等生，選送品學兼優的青少年入太學。并請求按照順治時的辦法，各置省鄉試，取副榜生若干名送入太學。這樣，各地才智出眾的學士集聚太學，對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大有好處。他的建議被采納，并頒布實施。對于捐納一事，徐元文說那是因為平定“三藩”(吳三桂、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精忠)叛亂所需軍餉既多又急，朝廷迫不得已采取的權宜之計。他請求等到收復云南后，立即降詔停止捐納。他指出捐納造成四大弊端： (1)官府養士育才沒有比質量更重要的，捐納卻造成官員平庸冗雜。(2)由官府主持的考試是入太學的正途，學習期滿考取太學，必須學習3門科目，用9年時間。而捐納者不計年限，隨捐隨考。這就形成對依靠正途考取的學士嚴厲苛刻，而對捐納入太學者優先照顧。這樣，勢必“沮寒士攻苦之心，長富兒驕惰之氣”。(3)質量觀念和考取方式已經混亂，又沒有把不稱職的差等生革除的先例，考課難以進行，學習之風日益淡薄。(4)歷年來吏部考核官員，授予職銜，需要派任州縣助理方面的職員不少于數千人。現在考取途徑積弊很多，補缺授職遙遙無期。可是，一經授職，就會著官服，坐車乘轎，一副官太爺模樣，招搖鄉里。這樣選官制度混亂，朝政實在讓人憂慮。疏上，皇帝令吏部商議，最后決定：捐納之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

徐元文任國子監祭酒4年，各種規章制度認真遵守執行，端正了學風。他還同其他學者一起致力于教授眾監生。徐元文舉止文雅端莊，學識廣博，講解流暢明了，聲音宏亮，學生們都很敬佩。他離開國子監以后，康熙皇帝對群臣說：“徐元文為祭酒，條規嚴肅，滿族子弟不認真學習的，也一定加以斥責，甚至鞭撻，至今監生們還畏服他。以后難得這樣的人了。”

三、伴駕侍讀君臣切磋

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徐元文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重修《太宗實錄》副總裁。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任日講起居注官。每天在弘德殿進講，頗受康熙皇帝贊許。

熊賜履任經筵講官時，“非堯舜之道不講，非儒家經典不言”。他盛譽孔孟程朱之學，視為思維和行為的準則。這時康熙皇帝22歲，講官談論的儒家學說，已不能滿足他的要求，他很想知曉歷代王朝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他對講官們說：“朕孜孜不倦求學的目的，無非是想明白義理，對治國有所幫助。朕學過的道理很希望能實踐一下; 僅僅玄談義理，不是朕所追求的。”有一天，康熙皇帝對徐元文說： “《四書》屢經講解，已通曉文義。《資治通鑒》詳細地記載前代得失，很有裨于治國理民，應與《四書》攙雜講解。”于是，徐元文從《通鑒綱目》中選擇那些有關國君的品德，治國理民的方式的事例，讓翰林院分別撰寫講章，他親自審訂，按照順序為康熙皇帝講讀。聰明好學的康熙皇帝仍不滿足，便規定講官講完以后，他也講解一番，相互切磋，徐元文很高興。他進講時，采用先儒的評論，加上自己的看法，推理發揮，務求重點突出，觀點鮮明，結合現實問題立論。這一年的經筵講讀結束后，徐元文把講義呈給康熙皇帝，希望皇上經常瀏覽，進一步體會。康熙皇帝對于徐元文等人講授的《通鑒》非常滿意，稱贊他們所講各章精當詳細，對于他的學問和處理政務都有很大幫助。為了表達尊師重教，特令徐元文等講官進講結束，免于行禮。

康熙十五年冬，徐元文母親去世，去官服喪。康熙十八年，設立史局。二月，徐元文喪服尚未滿，康熙皇帝詔令他出任《明史》監修總裁官。他到任后，請求征購民間遺書文獻，推薦李清、黃宗羲、曹溶、汪懋麟、萬言等共同編纂，吏部沒有批準。最后，康熙皇帝下詔批準他的建議。李清、黃宗羲、曹溶3人年事已高，沒能參編。

康熙十九年，徐元文升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經筵講官。受命任職那天，他到乾清門謝恩，康熙皇帝降旨嘉獎講解之功，賜手跡3幅，其中一幅是“鳶飛魚躍”。

四、直言敢諫蒙君嘉許

徐元文在中央官署任職，遇事敢言，從不阿諛奉承。有一次，朝中舉行九卿會議推舉江西按察使人選，有人推舉興泉道張仲舉，御史唐朝彝宣揚說，張仲舉在福建沒有做出好的成績。九卿準備彈劾唐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李宗孔兩人不愿簽名，于是連這兩人一起彈劾。經吏部商議，把李仙根、李宗孔降五級調用，將唐朝彝革職。康熙皇帝認為處分太重。徐元文上奏說： 九卿會議推舉人選，本是朝廷中正當的討論，大家各抒己見，怎能怕有分歧呢?現在因意見不一致，就對他們如此處分，如果所推舉的不是有才能的人，那誰還敢提出駁議與更正意見呢?而且從原則上講通過科舉途徑考中可以成為后備官員的，在公布名單時，必須全部列上，在討論推舉官員時，應當允許對所推舉者提出相反的意見。如果任憑一二名勢力大且強暴者對持反對意見的人妄加抨擊，眾人只能隨聲附和。這樣的話，后果不堪設想。康熙認為有道理，應對他們免予處分。徐元文再一次上奏說： “凡是免予處分的，都是有罪之人。唐朝彝等人卻是無罪之人，如果圣旨只說不必處分，就周全多了。”康熙同意。

當時三藩之亂即將平定，吳三桂的幾十萬叛軍陸續投降，如何處置，關系重大。徐元文上疏說： “對于受脅迫而參與叛亂的人，應格外施恩寬赦，允許他們悔過自新。如果讓他們留在云南，卻不是長久之計; 移調到其他地方又耗資巨大; 如果改換將領，會導致兵將互相猜疑，終將留下隱患; 劃歸各旗，又怕難以管理，所以應該區別對待。凡是可以留用的，應該與綠營、八旗將士一樣錄用，剩下的一律遣散為民，由各道安置，參加生產。這樣既可以減少俸餉開支，軍需用品也可以逐漸寬裕。至于耿精忠、尚之信、孫延齡的老部下與嫡系，尤其應予解散，決不能讓他們仍用藩旗的名目。三藩作亂期間，受害嚴重的是廣東、福建、云南、貴州等省，叛賊在這些省份廣征關稅、貿易稅，加重鹽稅，圈占了大量土地，無惡不做。現在，三藩已相繼消滅，他們占奪民利破壞國政的事卻由來已久。現在，朝廷大軍勢如雷霆，該處百姓渴望早日救他們于水火之中。應當先發布敕令，命令將軍、總督、巡撫自進入賊境之日，馬上廢除以往所有的苛政。”康熙皇帝對這些建議很贊賞，下令討論實行。

三藩之亂平定以后，有的大臣對康熙皇帝歌功頌德，請求登封泰山，徐元文獨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國家當務之急，不是搞那些禮儀活動，而是“振綱紀”、“核名實”、“崇清議”、“厲廉恥”，乘此武定功成之時，應該明白告諭大小官員，清除疑慮，共成千秋大業。革除沿襲下來的茍且積習。不要安于現狀，要奮發進取。疏文寫好后，同僚們覺得言辭太直，勸他不要上奏。徐元文卻堅持己見，毅然上奏。康熙皇帝對徐元文的建議頗為稱贊，認為是合理的。于是，登封泰山被免除了。

清朝初期曾經多次下令清查大戶人家隱占土地，來充裕國家稅收。規定： 凡查出隱占田地的人戶，或充軍，或下獄。州縣官吏為了升級進爵，捏造事實上報，以冒領功俸，這種現象不斷出現，造成極大危害。徐元文通過查訪得知，隰州蒲縣(今屬山西)庠生王命新、曹大明被迫出賣子女，廩生賈松平竟把自己賣到平陽軍營，夫婦同去服役，來交納賦稅。他極力陳述清查隱占田畝案，在具體實施中的弊端，說： “有些土地，本來就是無主的，并不是人們有意隱占不報。地方官吏謊稱是詭詐的人隱占，錯誤地依靠懲罰人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把無主之地強行攤派，然后借此搜刮錢財，敲詐勒索。這種做法已沿襲多年，百姓不堪其苦，許多人舉家逃亡。這樣做名義上給國家增加糧產，實際上是虛耗糧產; 名義上是清除弊端，實際上這才是弊端的根源。”徐元文請求進行整治： “凡是以前假報的，實行自己檢討、主動坦白和互相檢舉，這些姑且予以寬免。始終掩蓋不講實情的，應加重治罪。”

徐元文任左副都御史3年，兢兢業業致力于重振綱紀，整頓吏治。關系到八旗之內的事，眾人大多退縮畏懼，不敢直言，惟獨徐元文敢于講話，敢于堅持自己的主張。先后上奏彈劾福建總督姚啟圣縱恣譎詐，妒功喜能; 浙江副都統高國相縱兵虐民，兩淮巡鹽御史徇私包庇貪官。將軍馬哈達提出民間有很多隱名逃亡的人，請求自行拘捕，不移交地方衙門。徐元文認為不能這樣。他說： 文武兵民的劃分，歷來如此，現在以拘捕窩藏的逃犯為名，輾轉傾害，必將擾民。滿員大臣主張，應當命令以將軍為主和督撫共同協商去處理。徐元文認為： 這樣仍然是將軍為政，應當以督撫為主會同將軍去處理。雙方爭論不已。最后，康熙皇帝聽從徐元文的主張。

徐元文認為，吏治清明首先要嚴格官吏選拔。清朝初年連年用兵打仗，國庫已告貧匱，于是實行捐納授官。凡是捐納做官的人，任期滿3年以后，稱職的給予升遷或轉任，不稱職的則予以罷免。后來又規定3年滿期，如果再有捐納，則一律升遷轉任。這樣，就造成吏治腐敗。那時各部寺院有數千名筆帖文書一類小官，他們一致要求依照舊例捐納，當個州縣官吏。徐元文極力主張不可以這樣。有些人懼怕激成事端，主張讓步，滿員大臣也好言相勸。徐元文和他們爭論了3天，對同僚們說： “除此別無他法。若出了事，由我一人承當，決不連累大家。”徐元文的意見最終被采納。

五、修史撰書任職兩部

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九卿會議推舉道員王垓、胡悉寧為湖北按察使。康熙認為兩人人才平庸，追問由誰推舉。徐元文受到牽連，但他并沒有申辯，吏部商議將他降三級調用。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命他專門管理史局，負責監修《明史》。當時，史局已建立5年，但修書未成。既然不參與政事，于是專心修史。他取來紀傳稿，考訂史實，參用諸家之說，以年為經，以月為緯，親自編輯。遇有疑難問題，就請來熟知前朝典故的人，虛心求教，細心商榷，經常直到深夜。經過1年努力，完成十分之六七的傳記，繕寫7卷本紀，撰列傳15卷，呈進宮內。關于南明諸王及其史實，是《明史》編纂過程中非常敏感的問題。一些人出于種種顧慮，主張以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明朝覆滅為下限，南明諸位皇帝不必寫入。徐元文認為應該寫入。他上疏說： “南明福、唐、桂三王的事跡，不能不寫，請準許援引《宋史》對益、衛二王和《遼史》對耶律大石的處理為例子，本紀到崇禎皇帝為終止，三王依照附傳之例。至于明末各大臣盡忠其主的，考證史實，都應該如實記錄下來。”康熙皇帝親自詢問《明史》編纂事宜，徐元文逐條明確回答，康熙皇帝非常滿意，批準有關南明問題的處理意見。不久，朝廷決定開館纂修《大清一統志》，康熙皇帝指示說：“此事必須由徐家兄弟負責組織編修。”于是，任命徐元文為副總裁。二十七年(1688)七月，恢復徐元文原職。復職以后一個月，徐元文連續向康熙皇帝上奏四疏，主張： 禁止科道官員交結督撫大吏; 設置建言牌，輪流奏事; 即刻停止臺灣的官販; 地方知府缺員，應及時由吏部議決，挑選合適人才遞補。并彈劾兩淮御史陶式至等人。同年十二月，升任刑部尚書。他覺得： 人命關天，各直省案成奏上，有不正確的，平反也不容易。總督巡撫檄行所屬，若查糾下來就說已經“妥招”。他認為招供一妥，即人命則不妥了，而各司官員秉公辦事勇于負責的很少。他深感在刑部辦理事務不容易。10天以后，改任戶部尚書。

戶部是天下最有油水的場所，歷來弊端很多。徐元文到任后，力圖刷新辦事方法，與尚書鄂爾多等相約澄清部內弊端。主要措施是： 更換各司官吏，嚴格規章制度，規定各衙門的錢糧要及時核算按時支放，罷去各衙門役滿書吏，規定各司事多由滿漢官員共同商定。當他發現福建布政司侵吞庫銀，立即上疏嚴加盤查。徐元文精明果斷，辭復明辨，戶部官員十分畏懼，風氣煥然一新。

六、涉嫌解職終老故鄉

康熙二十八年(1689)五月，徐元文出任文華殿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九月，副都御史許三禮。上疏彈劾徐元文的哥哥徐乾學被解除尚書職務后，不是立即回歸養老，而是伙同親家招搖撞騙，貪財納賄。徐元文入內閣任職后，曾有收賀禮白銀5000兩之事，導致有“去了徐秦檜，來了徐嚴嵩”的傳謠。徐元文上疏申辯，說許三禮所彈各種事項，全屬無根之詞，橫肆污蔑，這是他忌妒我們三兄弟的才能與職位，才散布流言，想以此置我們于身敗名裂之地。同時請求辭職，以表明心跡。

第二年四月，康熙皇帝下詔編修《三朝國史》，以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徐元文等為總裁官。五月，兩江總督傅拉塔上疏彈劾徐元文、徐乾學兄弟及其子侄家人以官為生財之路，公然受賄，擾害地方百姓。傅拉塔彈劾徐元文的奏疏共有12條; 第一，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升任大學士，某省巡撫洪之杰為了巴結他，送給徐元文金字大匾一塊，上面刻有“瑞協金甌，泰開王燭”8個大字，還送上賀禮白銀1萬兩。徐元文的兒子徐樹本代父收下。第二，原任松江知府趙寧為在朝中找個靠山，特投拜在徐元文門下為徒，并送去白銀1000兩。徐元文的侄子徐樹屏等代為收下。第三，蘇州、松江、常州三府購買一批青藍布，卻多支取報銷14000兩白銀，這些錢被洪之杰、趙寧和徐樹本瓜分。第四，康熙二十八年，洪之杰經吏部討論予以革職，康熙皇帝格外施恩，批示將其降職留任，徐元文等卻將圣上的大恩歸結為他們出力的結果，徐樹本收取洪之杰白銀2萬兩的謝禮。第五，徐元文家鄉的居民欽淶、欽鼎丞二人因事訴訟，徐元文的侄子徐樹敏借機敲詐欽鼎丞1000兩白銀，由徐家傭人查點收齊。第六，徐元文的兒子徐樹聲向蘇州承天寺敲詐勒索白銀1000兩，并驅逐寺內眾僧，單單留下個別惡僧。第七，徐樹本唆使王緝植的母親控告監生李端匏久不葬親，敲詐白銀400兩。第八，徐樹屏庇護徐長民，將生員黃中堅的手指毆打折斷，并訛詐白銀4000兩。第九，徐樹聲等將銀錢糧食，于六月份放出去，再于同年十月收回來，利息最低為每兩5～ 6錢，對借貸者重利盤剝。貧苦的平民到時不能償還，徐家就派家人催逼打罵。第十，徐乾學、徐元文將其子侄的田地填入別人名下，以拖欠應交納的錢糧。第十一，徐乾學致仕回籍養老后，違背朝廷慣例，擅自建造長生祠堂。第十二，徐元文的子侄以及家人往來于蘇州，經常輪流更換馬吊紙牌，并從中做手腳，借口娛樂，實為賭錢，勒索昆山的知縣和船夫，并承攬當地大大小小的衙門案件。徐元文家鄉的百姓也紛紛上呈狀紙，控告徐乾學及其子侄橫行鄉里、霸占田地房舍、草菅人命等罪行，也牽連到徐元文。朝廷經過調查認為：人們所揭露的徐家各條罪行屬實，雖然多是徐元文的兒子徐樹本和侄子徐樹屏等及家人所為，徐元文也難辭其咎，應當負一定的責任。七月，康熙皇帝命令： “所奏各款均予從寬處理，赦免對徐元文案件的調查訊問。”并命令徐元文回到家鄉養老，不再從事任何政治事務。

徐元文身體一向比較好，自從在史局留任以來，他夜以繼日，嘔心瀝血，纂寫修訂史書，惟恐有不妥當的地方，因勞累過度時常咳嗽哮喘。后來，擔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充任《政治訓典》、《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一統志》以及《三朝國史》總裁官，并負責監修《明史》。每天都是晨入閣，午入院，未四鼓即上朝，工作繁重，成績突出。返回老家的時候，乘船經過臨清(今屬山東)榷關，關吏喝令停船搜查。即使徐元文夫人的衣物連同炊事用具之類也仔細查看，結果只查出圖書數千卷和300兩饌金。徐元文性格剛直，從不趨避禍福利害，這次遇到關吏侮辱，憤憤不平，吐血不止。回家以后，他感慨人情萬端，世態炎涼，仰天長嘆，接連吐血數斗。在家鄉僅住了1年，于康熙三十年(1691)七月二十七日去世，終年58歲。

徐元文一生好學，積藏圖書近萬卷。業余時間專心讀書，鉆研學問，謝絕客訪，還經常親手校正書籍中訛誤的地方，并以此為人生樂事。他對于書寫尤其重視，即使便條或小札，也從來沒有一個字隨意涂抹或寫得潦草。一生著述甚豐，現存詩、文、奏疏各若干卷，另有《含經堂集》1部，《明史稿》若干卷。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以后，徐元文撰寫《俄羅斯疆界碑記》，刻成碑文，立于格爾必齊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