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洛古勃·我們是被囚的動物》中外哲理詩賞析

我們是被囚的動物，

會用各腔各調叫喚。

凡是門，都不供出入，

打開門嗎?我們豈敢。



若是說心還忠于傳說，

我們就吠，以吠叫自慰。

若是說動物園污臭齷齪，

我們久已不聞其臭味。

只要長期反復，心就能習慣，

我們一齊無聊地唱著“咕咕”。

動物園里沒有個性，只有平凡，

我們早已不把自由思慕。



我們是被囚的動物，

會用各腔各調叫喚。

凡是門，都不供出入，

打開門嗎?我們豈敢。



《我們是被囚的動物》寫于1905年俄國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夕。那是封建農奴制度面臨徹底崩潰前最后一個黑暗時期不安的午夜，面臨即將來臨的革命風暴，激進的革命作家高唱著《海燕之歌》投身于沸騰的群眾運動，而消極的，依然沉浸于世紀末精神黑暗中的象征主義詩人們卻以近乎病態的悲觀絕望的心態向現實發泄著憤恨、不滿與愁悵。索洛古勃首當其沖，以一曲“我們是被囚的動物……”向沙皇專制制度發出了陰郁的嘲諷與譏笑。

索洛古勃，人稱“惡魔詩人”，他素以法國象征主義的先驅波德萊爾和魏爾倫為楷模，在藝術上追求怪誕、朦朧、離奇而又曲折、含蓄的藝術效果。在哲學上則師從叔本華的悲觀主義的“生活意志論”，認為人生充滿痛苦，理性只是神秘不可知的意志的外殼和工具。因此，他常常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去挖掘隱藏在世俗生活背后的邪惡，甚至進入夢幻的世界，以超驗的現實寄托靈魂的悲哀。他的詩作從而每每具有驚世駭俗之舉，名詩《我們是被囚的動物》就以令人震驚的比擬活畫出了現實的丑惡與可怕。

在俄國文學史上，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契訶夫曾將臭氣熏天的“監獄”似的“第六病室”暗示為沙皇俄國社會的縮影，讓善于思索、頭腦清醒、具有深刻批判能力的人橫遭被迫關進瘋人病室的厄運，令人驚愕、恐懼，產生了強烈的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索洛古勃更上層樓，竟將正常的人比作被關押的動物園內失去行動自由的動物，實在是更為可悲。詩中，詩人仿佛故意顯出一副冷漠的面孔，用平平淡淡的口吻敘說了失去自我、喪失人性的“動物園”人類的境遇：“我們”只會用各種腔調叫喚，并以吠叫進行自我安慰;為人進出的門緊閉著，“我們”不敢越雷池一步，沒有能力，也不敢打開;對于污臭齷齪的動物園，失去自由的“我們”早就習以為常，“久已不聞其臭味”了;作為牢籠中的困獸，“我們”年復一年， 日復一日地重復著同一種叫聲，沒有了個性，只有平凡中的無聊;天性崇尚自由的“我們”，安分守己地駐守牢獄，“早已不把自由思慕……”寥寥幾筆，詩人以單調的線條勾畫出一幕可怕的失去自由、個性的人身陷囹圄，淪為動物園動物的悲劇。

無獨有偶，當時沙皇政府出版檢查官員的居住地就是動物園巷，人們譏諷他們是“動物園檢查官”。知道了這一內情，就不難理解，詩人所謂的動物園，無疑是黑暗社會生活的寫照了，因而作品包含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的精神。然而，詩歌本身并未囿于俄國現實生活，它所表現出的人作為被囚動物的畸形心理，具有超越時代，超越國度的現代非理性主義哲學意味。因為讀過這首詩，不禁使我們聯想到幾十年之后的幾位現代派作家的作品，例如：美國表現主義戲劇家尤金·奧尼爾在《毛猿》 (1922)這個劇本中，讓主人公揚克在現實生活中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企圖倒退回過去，最后投奔動物園關在鐵籠中的大猩猩，去尋找人類的歸屬;荒誕派戲劇家阿爾比在獨幕劇《動物園的故事》 (1959)里，將劇中人杰利作為荒誕意識的代表，在長期孑然一身、孤獨寂寞的生活中，讓他經常光顧動物園，為的是“更深入地了解人和動物園共同生存的方式”;而在田納西·威廉斯的《玻璃動物園》 (1944)中，作家則讓脆弱的女主人公勞拉在不會說話的玻璃動物身上尋找慰藉，把“玻璃動物園”當成唯一屬于自己的世界……不論作品的主題如何，這些“動物園”情節難道僅僅是出于作家題材愛好的一種巧合嗎?不，其實，它們都富有共同的象征意義，那就是喻示西方現代人類一種被異化的生存狀態：荒誕的世界中，處境尷尬的人們失去了自由、個性和自我，人生充滿苦難，毫無意義，沒有任何出路，猶如籠中的鳥獸。為此，有人將此稱為“動物園心理”。這是恰如其份的，這正是現代西方廣泛流行的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 《我們是被囚的動物》不僅以荒誕的內容，冷峻、諷刺的韻調揭露批判了現實的黑暗、恐怖，而且揭示出漫延于20世紀的現代荒誕、變態的社會心理，這在現代派文學中可謂具有先導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