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峣。

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已還其家。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挽歌是送葬時唱的歌。這首歌辭是陶淵明活著的時候自己給自己寫的挽歌，共有三首，此是第三首，寫的是死后被埋葬的情景。此詩寫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作者時年六十三歲。詩是九月所作，十一月作者就死去了。

一個人總是要死的。但是一般情況下，一個活得正在興頭上的人是無須也無暇多想此事的。在詩人生活的晉宋時代，雖然時人名士多好在活著時就給自己寫挽詩，但一當認真給自己寫一首挽歌時，想必一定是別有滋味在心的。在挽歌中，詩人對死是想得很曠達的，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人生的運動過程中來客觀地對待，意識到個人的生命歷程是有限的，死帶有不可避免的永遠性，故而在“將辭逆旅之館”時，用活著的我，對擬想中但卻又必然會變致的死去的我，進行一番理性的審視，卻也不無意義。

詩人想象，在一個地上是嚴霜荒草，路畔有白楊蕭蕭的九月高秋，他已經(jīng)死了的形體，被送往四面不近生人的遠郊。他還看到，自身正被人送進高大的墳封，他感到這是人生最后得見光明的時候，送葬的馬為他仰天長嘯，西風也為他倍感蕭條。他愿在這“死后”還有“知”的最后一刻，想到生時更多的事，但這已經(jīng)來不及了，最近目前的恨事是墳墓一閉，自己就永墮黑夜，長隔三光，這真是賢士達人也無可奈何的無情規(guī)律。對死都想開了，因而詩人對于親戚的余悲有多少，他人事后忘懷得多么干凈，都視為自然，無復計較。如果對照他同時寫《自祭文》里的思想安慰死后的肉體的話， “匪貴前譽，孰重后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則更可看出詩人對生死的曠達而現(xiàn)實的態(tài)度。陶淵明早在《形影神》詩中就說，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他對于這“與我而相違”的屈處亂世的生命，是不想“以心為形役”，而是“委心任去留”。他生時遇有屈心違志，便敢于高唱“歸去來”，死后也要在幽室被封閉的最后一刻，唱出達觀的挽歌。

死是什么?本來自有其自身的實質意義，但不同的人對它想的卻完全不同。古希臘的懷疑派皮羅說： “死與生之間并無區(qū)別。”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伊壁鳩魯說： “死對于我們無干，因為凡是消散了的都沒有感覺，而凡無感覺的就是與我們無干的。”古羅馬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盧克萊修說： “死對我們是不存在的，我們在死后將沒有知覺，正象生前沒有知覺一樣。”生死不分是不現(xiàn)實的。死對于活著的個人還是相關的事情，至少作為個人生命之終結，還是發(fā)生心理作用的。馬克思說： “死亡顯現(xiàn)為物種對具體個人的嚴酷的勝利。”這里寓有個人死去但人類社會卻是生生不息地在發(fā)展前進的意思。正因為這樣，歷史上的仁人志士，不僅不怕死，而且在必要時竟可以舍生忘死，求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當然這不是避俗養(yǎng)素的陶淵明所可能做到的。但他把死看得那么開通，與慧遠和尚當時宣傳“形盡神不滅”的唯心主義，還是針鋒相對的，從哲學上也不無一點戰(zhàn)斗批判意義。

這首詩里的幻想是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是幻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