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看書瑣記》原文與賞析

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札克小說里寫對話的巧妙，以為并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學(xué)》內(nèi)《我的文學(xué)修養(yǎng)》)

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其實，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間小房子住著的人，就時時可以體驗到。他和周圍的住戶，是不一定見過面的，但只隔一層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屬和客人的談話，尤其是高聲的談話，都大略可以聽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覺得那些人是怎樣的人了。

如果刪除了不必要之點，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來，我想，就可以使別人從談話里推見每個說話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說，這就成了中國的巴爾札克。

作者用對話表現(xiàn)人物的時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著這人物的模樣的，于是傳給讀者，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卻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設(shè)想的相同，巴爾札克的小胡須的清瘦老人，到了高爾基的頭里，也許變了粗蠻壯大的絡(luò)腮胡子。不過那性格、言動，一定有些類似，大致不差，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要不然，文學(xué)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

文學(xué)雖然有普遍性，但因讀者的體驗的不同而有變化，讀者倘沒有類似的體驗，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們看《紅樓夢》，從文字上推見了林黛玉這一個人，但須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見，另外想一個，那么，恐怕會想到剪頭發(fā)，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么模樣，我不能斷定。但試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之類里面的畫像比一比罷，一定是截然兩樣的，那上面所畫的，是那時的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學(xué)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較為永久的，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北極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黃巢殺人更其隔膜。一有變化，即非永久，說文學(xué)獨有仙骨，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

八月六日。

【析】 1930年前后，以梁實秋等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文化團體“新月派”，提倡文學(xué)要寫 “普遍和永久的人性”，他們認為： “普遍的人性是一切偉大作品之基礎(chǔ)”，“人性是測量文學(xué)的唯一標準”，以此來反對當時的革命文學(xué)。魯迅針對梁實秋等人的資產(chǎn)階級人性論的觀點，接連寫了 《文學(xué)和出汗》、《“硬譯”與“文學(xué)的階級性”》以及三篇《看書瑣記》等雜文。我們這里論及的《看書瑣記》，是這三篇“瑣記”中的第一篇。魯迅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文學(xué)的普遍性是相對的，而且是隨著不同的時代環(huán)境和不同的人而發(fā)生變化的，永久不變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

全文可分為兩大段。在第一大段 (1—4自然段)里，主要講述了這樣一種現(xiàn)象：從文學(xué)和生活中的人物對話，便知道人的模樣，由此說明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文章既名為“瑣記”，當然也就信筆寫來，從高爾基驚服巴爾扎克小說里寫對話的巧妙，能做到“并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象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魯迅接著又舉了我國的《水滸傳》、《紅樓夢》也達到了這樣高的藝術(shù)成就，由此說明：聞其聲，便知其人這一現(xiàn)象是帶有普遍性的。魯迅認為：“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生活中就存在這樣的現(xiàn)象，在上海弄堂里“隔一層薄板壁”，從他們談話的聲音，便知道那些未曾見過面的“周圍的住戶”是怎樣的人。為什么我們能從人物的對話中便知道“人物的模樣”呢?這是因為每個人的談話都是有自己“特色”的。社會生活中人們的談話，都是根據(jù)各自的社會地位、生活經(jīng)歷、文化教養(yǎng)以及各自的性格特點而具有各自的腔調(diào)和口吻。所以，我們盡管未見其人，便能從他的談話中知道是 “怎樣的人了”。

第二大段(4—5自然段)，用文學(xué)和生活中無可辯駁的事實，論證了普遍性是相對的、變化的，永遠不變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

魯迅在這里所指的“普遍性”是什么?用我們今天通常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的共性，或者說人性。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社會屬性。這種社會屬性，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社會關(guān)系的作用和影響下形成的。人性是具體的，發(fā)展的，所以魯迅說：“文學(xué)雖然有普遍性，但因讀者的體驗的不同而有變化。”這“體驗”二字，甚為重要。不同時代和經(jīng)歷的人，自然會得出不同的體驗。為了論證這一點，他舉了大家熟知的《紅樓夢》中的林黛玉為例，作品中的林黛玉，不同于梅蘭芳扮演的林黛玉，也不同于清末的《紅樓夢圖詠》中的林黛玉。到了20世紀的30年代，也可能將林黛玉想象成為“剪短發(fā)，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么模樣”。為什么每個時代的人們心目中的林黛玉不完全一樣呢? 這就是由于時代特征不同，生活環(huán)境和文化教養(yǎng)不同，讀者的審美情趣和體驗的不同。如果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xué)術(shù)語來表述，這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在藝術(shù)上，這篇雜文的一個特點是：夾敘夾議，娓娓道來，縱談古今。從文學(xué)現(xiàn)象談到生活現(xiàn)象，從中國不同時代的人對文學(xué)的不同體驗談到北極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對文學(xué)的體驗，引證廠泛，揭示深刻。

論證縝密，說服力強，是這篇雜文的又一特點。魯迅為了反復(fù)論證永久不變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在第四自然段一開始就用了“文學(xué)雖然有普遍性，但因讀者的體驗的不同而有變化”，這樣一個轉(zhuǎn)折句;在第五自然段，又用了類似的轉(zhuǎn)折句，這樣接連幾個轉(zhuǎn)折句的運用，既避免了片面性，又增強說服力。在經(jīng)過充分論證之后，文章以“說文學(xué)獨有仙骨，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作結(jié)，氣勢有如斬釘截鐵，無可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