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盛唐之音” 自有它高昂的時代旋律，在這個大合唱中，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呈現著一種奮發精神和豪邁風度，決不是宋以后那種文弱書生和謙謙君子。在這里，“即使是享樂、頹喪、憂郁、悲傷，也自然閃灼著青春、自由和歡樂。”(李澤厚 《美的歷程》)一向被人們視作悲苦的離別，也一反“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九歌·少司命》)的老調，而變得詩情畫意，風流瀟灑起來。不是么？請看盛唐兩位著名詩人李白和孟浩然在黃鶴樓旁所留下的一幕。

時間正是陽春三月，和風麗日，煙花迷濛，江夏黃鶴樓下，詩人孟浩然正握別好友李白，準備到廣陵(今揚州)去，江水悠悠，別情依依，兩人難舍難分，最終還是互道珍重，孟浩然登船而去。順水行舟，船漸行漸遠，李白隨著船的遠去，也一步步登上高處，目送著遠去的風帆，直到帆影逐漸模糊，消失在碧空的盡頭。然而他仍然翹首凝望，帆影消失了，極目之處只有一江春水，浩浩蕩蕩地流向遠遠的、蒼茫的水天交接之處……

這里只有友情，沒有悲傷；只有信心，沒有擔憂。分別的雙方理智而瀟灑，篤厚而輕松，仿佛這不是一次故人難舍的離別，而是一次充滿詩情畫意的體驗。太平盛世，環境與心境決定了詩的意境。李白與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出川后酒隱安陸，漫游襄陽的時候。此時的李白，尚且充滿著浪漫主義的幻想，在政治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范傳正《唐左拾遺韓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立志“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展現在他眼前的世界幾乎到處旋轉著玫瑰色的光環。他發奮著，追求著，大千世界幾乎任他馳騁。而此時大李白十多歲的孟浩然，已經詩名滿天下了。他善寫山水田園詩，和另一位著名詩人王維是這一詩派的代表者。李白對孟浩然非常敬慕，其《贈孟浩然》一詩便表達了這種崇敬的心情：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

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描繪了孟浩然風流儒雅、瀟灑清遠的風度人品和超然不凡的文學才華，表達了詩人由衷的贊佩之情。李白如此仰幕孟浩然，并不是因為孟浩然的名氣之大，而是因為他們兩人在思想上有著許多相通之處。孟浩然雖然以一個隱逸詩人出名，但和李白一樣，也有著熱切的用事之心，只不過是在抱負無法實現的時候，才歸隱山林，從詩酒中尋求某種安慰和樂趣。另外，孟浩然平生重義好施、蔑視權貴的性格，也同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的豪舉相仿佛。因此，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之上的。二人江夏相見及相別，是在陽春三月，一年風光最宜人的時候。江水如蘭，繁花似錦，長江兩岸盛開的百花，在陽光的照射下，絨瓣盈盈，嫩蕊顫顫，粉霧騰騰，每朵花，每片花周圍都象是彌漫著一層淡淡的煙霧。這種花開含煙的景色，慧心的詩人是最有體會的：“秦城樓閣煙花里，漢主山河錦繡中。”(杜甫《清明》)“艷蕊鮮房次第開，含煙洗露照蒼苔。”(權德輿《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歌》)“艷多煙重欲開難，紅蕊當心一抹檀。”(羅隱 《牡丹》)李白自己也是深有體會的：“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日色欲盡花含煙，月明如素愁不眠。”(《長相思》)這種花之煙景恰好伴孟浩然一路之行，如詩如畫，豈不愜意，無形中沖淡了離別之愁，為此次送行平添了愉悅而美好的色彩。且此日離別，雖是“西辭”江夏名勝黃鶴樓，但要去的地方也不是什么荒涼之所，而是東南地區最繁華的都會——揚州。從仙人乘鶴而飛的地方起程，去到“暖日凝花柳，春風散管弦”(姚合 《揚州春詞》)的地方，自然會令人產生一種聯想和向往之情。如此時代，如此友誼，如此環境的離別，還有什么悲苦和憂傷呢？只有愉快和憧憬以及絲毫沒有感傷的別情。

讀這首詩，總會自然浮現出一幅畫面，一個形象，尤其是結句所造成的效果更加強烈。孟浩然登舟東下了，李白卻一直在江邊佇立著，目送“孤帆遠影碧空盡”，人的輪廓看不清了，帆也模糊了，那縮成的一個小點也消失在水天交界線上。只是在這個時候，詩人的高度注意力才開始分散，才注意到“唯見長江天際流”。李白對朋友的一片深情通過這一佇立凝目的形象，就完全表現了出來，似乎只有這樣描寫，才能表達此時之情。這大概就是“不見帆影，惟見長江，悵別之情，盡在言外”(黃生 《唐詩摘抄》)的緣故吧。詩的結尾使人聯想起岑參的“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冷朝陽的 “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長空流”(《送紅線》)；又想起李白自己的 “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江夏行》)；“云帆遠望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送行》)。看來這位飄逸的詩人送別朋友，都是遠望帆影沒入碧空之中，最后心思盡付于一江流水。在詩人來說，深情厚意，恐怕只有那隨人遠去的江水是最能領會和最能傳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