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

李白 《古風五十九首》 非一時作品，匯編為組詩，而冠以“古風”之名，約在天寶初年，即蕭穎士、李華等倡導復古的時候。各篇所詠，或以寓言、詠史形式對當時社會政治現象進行抨擊；或刺窮兵黷武的拓邊戰爭；或諷當時貴幸之徒恬侈驕縱；而“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韻語陽秋》)。孟棨 《本事詩·高逸第三》 云： “(李) 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后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李白以“復古道”為己任，他倡導遠挹《風》、《騷》，近錄漢魏，掃除六朝的綺靡的詩風。此篇列為 《古風》 中第一，是表現李白復古道革新文藝思想的一首重要作品。

這實際是一首詩論。開篇即明確表達出他“宗風騷，薄聲律”的意向。“大雅”，《詩經》 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對周代祖先和周初建國事跡的歌頌；也有表現對西周末期統治者怨刺的詩。“王風”，《詩經·國風》 的一部分，是周室東遷后都洛邑(今河南洛陽市)一帶包括民歌在內的詩歌。實為“周風”。周王朝的雅詩演為地方性的風詩，正是周室陵夷的結果。稱“大雅”、“王風”乃泛指我國詩歌的傳統，統“風”、“雅”而言。《詩·周南·關雎·序》： “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詩經》 中的 《國風》 和 《大雅》、《小雅》，封建社會進步的文人常奉為詩歌創作的標準，杜甫亦有句云： “別裁偽體親 《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戲為六絕句》 其六)。這里首句意謂：《詩經》“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的現實主義精神久已不見了！ 詩人以感嘆起，劈空而來，發人猛省，接以次句“吾衰竟誰陳”？又是振聾發聵之語。《論語 ·述而篇》 載孔子語：“甚矣吾衰也”。“陳”者，陳述也。據記載，周代有“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禮記·王制篇》)的制度。“吾衰”，年老體衰，力不從心，本已可哀；“竟誰陳”，無處可以去陳述，豈不益增其哀！“吾”，從語意和全詩看是李白自稱，但它也表示自孔子以來的有志之士，多以風、雅為宗。陳子昂的“風雅不作”、“興寄都絕”，以至清人洪亮吉的“筆底居然絕點塵，卅年大雅藉扶輪”(《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 其三)，他們的主張都很一致。但三句又與四句緊相聯系。“蔓草”、“荊榛”都是荒蕪的意思。《王風》 委于“蔓草”，是因為平王東遷，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迨至戰國時，各國都國無寧日，于是文苑更荊榛遍地了。

接著再作詳盡的敘述。“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 哀怨起騷人”。“龍虎”，向來喻英雄豪杰。《后漢書·耿純傳》： “因說(舞陰王李)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云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李白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亦云：“沙塵何茫茫！ 龍虎斗朝暮”。此處專指戰國時七雄，即秦、楚、齊、燕、韓、趙、魏。班固 《答賓戲》： “于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詩經》 以前的神話傳說，《易經》 中的爻辭，《書經》 中的文告，大都佶屈聱牙，不易讀懂。而從西周開始止于春秋中葉的 《詩經》，用比較豐富統一的語言記錄寫作，展開中國文學光輝燦爛的第一頁。梁啟超云：“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王、字字可信者，《詩經》 其首也”(《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但是由于七雄之間你死我活的爭奪，從春秋中葉至秦，詩壇的荒蕪衰敗正是互相吞并帶來的惡果 (啖食，同義復詞： 吃。這里指吞并)。如此這般，以繼承、恢復和發揚“大雅”、“王風”為己任的詩人發出深情的浩嘆：“正聲何微茫”！ “正聲”，原指純正的樂聲。《荀子·樂論》：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也指合于音律的樂聲。嵇康《琴賦》： “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后用以喻和平中正的詩篇，即上面所說“風”、“雅”一類的詩。這一向被認為是《詩經》 中的優秀篇章，可惜長久不為世人重視，人們對它已經模糊了。本詩由始至終用“敷陳其事”的賦體，沿著文學發展的軌跡，條分縷析，闡釋分明。雖為詩論，但因“情韻以行”(沈德潛語)，故又是以情感人的詩歌創作。在肯定“大雅”、“王風”為正聲的同時，李白認為以《離騷》 為代表的 《楚辭》 為 《詩經》 之繼起，故說：“哀怨起騷人”。屈原作 《離騷》，因稱屈原或 《楚辭》 作者為騷人。“哀怨”出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中：“屈平之作 《離騷》，蓋自怨生也”。《離騷》 是屈原生平思想最深刻的寫照。他“哀眾芳之蕪穢”，“哀民生之多艱”；他“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離騷》是以芳菲悱惻之辭，“如蜩如螳，如沸如羹”，表示出對國事紛擾不寧的憂思。早于李白的初唐詩人王勃說：“屈、宋導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風于后，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為雄，敘名流者以沈酗驕奢為達” (《上吏部裴侍郎啟》)。把屈、宋和枚、馬一并加以否定了。盧藏用則說：“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于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兩人都說靡麗詩風源于屈宋。《楚辭》 比 《詩經》華美、藻飾，但它未談人主的“宮室苑囿”，也少有名流的“沈酗驕奢”。李白不僅對騷人無貶義，還把他們視為“正聲”之繼！ 司馬遷贊《離騷》 兼有“《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李白則曰：“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名榭空山丘” (《江上吟》)。這與杜甫說“竊攀屈宋宜方駕”(《戲為六絕句》 其五)，“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詠懷古跡五首》 其二) 的看法相類，他們對騷人的卓識，與王勃、盧藏用是不可作同日語的。前面雖云“戰國多荊榛”指陳戰國時期文苑的荒蕪，而又將屈原等騷人之作特出于時，足見論詩之嚴正不阿，涇渭分明。

然而對待漢賦的態度，李白便截然不同了。“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揚馬分指西漢辭賦家揚雄和司馬相如。揚雄因向漢成帝獻《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而聞名。司馬相如的名篇是《子虛》、《上林》二賦。這些作品“鋪采摛文”“理不勝辭”，也大多鋪排宮廷的豪華壯麗，苑囿的美景奇觀，帝王的巡游田獵等等；甚切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所以揚雄到了晚年，也覺得這類賦“麗以淫”、“非法度所存、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謂為“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轉而研究哲學去了。“激頹波”，意為振起末流，為形式主義詩風開了先河。即如上述揚、馬之作。李白對漢賦也沒有采取一筆抹殺的態度，他說：“余小時大人會誦《子虛賦》，私心慕之” (《秋于敬亭送從侄耑游廬山序》)。他繼承了其中有益的東西。從總體看，漢賦雖也反映了漢帝國的強大聲威和物質文化的盛況，但因不少作品是“上有所感，輒使賦之” (《漢書·枚皋傳》)，為帝王娛悅耳目的廟堂文學，而由他們掀起來的頹波，最后還是使鋪張揚厲、內容空泛的辭賦泛濫無垠了。“廢興”二句再多一層意思。事實也正是： 時代物換星移，陵谷變遷，漢賦后來也有所變化，如東漢末年的小賦，已由“體物”變為“言志”；由歌功頌德轉為揭露社會黑暗；不過詩歌“風”“雅” 的法度已經沉淪，終不能得到恢復了。舊稱守其法制曰“憲章”。《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熹注：“憲章者，近守其法”。這里指詩歌—— 《詩經》，更具體地說“大雅” “王風”(或稱“風”“雅”)的法度。也就是詩的“興、觀、群、怨”，“美”、“刺” 作用。換言之，即它的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泄導人情”，“為時而著”，“為事而作” 的現實主義精神，“亦已淪”！回應開篇的 “大雅久不作”。

上面為第一段，敘述從先秦至東漢末的詩歌發展，結以“憲章亦已淪”，以見“大雅”、“王風”、“正聲”精神之衰微。第二段仍沿著詩歌發展的路子繼續作評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從字面上看，“自從建安來”是應包括建安時期在內。故今人有謂：“李白是將建安文學與六朝文學一概目為 ‘綺麗’、一概斥為 ‘不足珍’ 的。這顯然不很正確”。沈德潛云：“不足珍’，謂建安以后也” (《唐詩別裁》)。故今人亦有沿此說稱是指建安以后的詩歌。實際“不足珍”，并非一筆抹煞，而是不足以去珍視也。這對于建安時期的部分作品說，并無大錯。建安是漢獻帝劉協的年號(196—220)，當時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馳騁文壇。他們正視現實，真實地反映出那個動亂時代的實況，而又富于憂國之思和“拯世濟物” 的宏愿。鐘嶸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肘矣”(《詩品·序》)。建安詩歌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音調慷慨，感情激揚，語言清新，形成一種風格剛健質樸、內容與形式完美統一的詩風。劉勰對建安詩歌特色及其產生的原因作過深刻的論述：“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時序》)。但同時也應看到，建安詩歌中也有一些“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 (《文心雕龍·明詩》)的“公宴”、“游覽”、“贈答”一類作品，這些詩篇雖也反映出詩人們身處社會動亂中，希求建功立業的慷慨情懷，但更多地反映了詩人們吟風弄月、宴集唱酬的閑適生活，有的作品還表現出消極求仙思想。總之，李白對建安文學的主流是肯定的，而從“蓬萊文章建安骨” 中，可知他是贊美建安風骨的。

建安以后的六朝文學，主張為文必須“貫乎道”，“濟乎義”的隋末大儒王通，歷詆南朝不少名家及其作品，稱謝靈運、沈約、鮑照、江淹、徐陵、庾信等為“小人”，為“狂者”，為“鄙人”，為“貪人”、斥他們的作品為傲、冶、碎、誕、淫、繁等等。隋開皇年間的李諤，不僅謂“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就連“魏之三祖”，也斥為“雕蟲之小藝”。但李白并沒有全盤否定六朝文學，他對晉宋之際的陶淵明、阮籍、鮑照，尤其對二謝，更為敬重。“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秋登宣城謝脁北樓》)；“我來敬亭下，輒繼謝公作” (《酬殷明佐》)；“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我吟謝脁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 (《酬殷明佐見贈五云裘歌》)。清人王士禎稱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論詩絕句》)，可知并非妄言。

這時，李白才寫到他所處的盛唐時代。“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圣代”今所見注本多釋為“唐代”。這個釋義是不準確的。因為從高祖直至中宗時期的唐代文風，是屬于“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自建安至武后約為五百年)的“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陳子昂 《修竹篇序》)的那個時代。從唐玄宗即位(712)才開始了唐代文化的“圣代”。這個初時勵精圖治的皇帝，為革除浮靡文風、恢復古道，特下了 《禁策判不切事宜詔》。這樣，“開元十五年后，聲律風骨始備，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文人，翕然尊古，有周文雅，再闡今日”(殷璠 《河岳英靈集序》)。由于“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和陳子昂等人的革新，形式主義的詩風才得到根本扭轉。“元古”，指有文字以前的時代。一般指秦漢以前。或稱太古、上古。《易 ·系辭》： “上古穴居而野處”，“上古結繩而治”。“垂衣”，猶言“垂裳”、“垂拱”。《易·系辭》：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舊時用以諛頌帝王的所謂無為而治。李質《艮岳賦》： “仰黃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清真”，純潔質樸。李白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真”。這兩句詩是對盛唐政績和文治的總的稱贊，也是李白對詩歌藝術“天然去雕飾”的要求。

接四句描繪出一幅天寶開元年間盛唐文學(主要指詩歌)光華絢爛奇情壯采的畫圖。“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政治清明的時代，乘時而起的詩人們，有如龍騰魚躍，顯露出各自的才華。這些作品的形式與內容交相輝映；而那些文人們，也如秋空的星群，光輝燦爛。李白這段話并無溢美之辭。試想這時期的詩壇，以高岑為代表的邊塞詩派；以王孟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豪放飄逸的李白；沉郁頓挫的杜甫；以及其他燦如星群的諸家，形成的那種百花吐艷，云蒸霞蔚，氣象萬千的奇觀，千百年后，猶令人神往意馳。殷璠云：“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儔，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惑”(《河岳英靈集·集論》)。內容與形式兼美，《詩經》的質樸典雅，《楚辭》的辭采華茂，唐詩正集其大成。而且克服了六朝至唐初詩歌中忽視內容、偏重形式的風尚，尤其是齊梁宮體詩“但貴輕艷”的影響，同時吸取了其中有益的文學技巧，更吸取了自齊永明至唐初逐步發展起來的詩歌聲律經驗。就這樣，經唐初百余年間不懈的努力，推陳出新，開拓出了一個彪炳萬世的新局面。

最后四句一轉說到自己，以意見志，結束全篇。孔子編過、刪過《詩》、《書》。“獲麟”，典出《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注：“麟者仁獸，圣王之嘉瑞也。肘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 ‘獲麟’ 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這幾句回應詩的開頭，說希望象孔丘那樣從事一番重要的文化事業，并不是去寫《春秋》 一類的歷史著作。《詩經》 有“美”“刺”，《春秋》寓褒貶，歸根結蒂，詩歌應以“風”“雅”為“憲章”，而自己這樣的論政議詩的詩歌，如能于世有益，也就可以絕筆了。

古人以詩論詩之作雖多，大抵為“絕句”，而又往往一詩詠一事。象李白這樣密切結合政治和詩歌的發展，綜論從《詩經》 至盛唐詩苑利弊，態度鮮明，力陳興“風”“雅”的主旨，且所論中肯，切合實際，不失為一篇重要的詩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