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隱詩

杖策招隱士，荒涂橫古今。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石泉漱瓊瑤，纖鱗亦浮沉。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

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峭茜青蔥間^①，竹柏得其真。

弱葉棲霜雪，飛榮流余津。

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

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



讀這兩首詩，先遇到“招隱”這題目。不錯，漢代淮南小山有一篇辭賦，篇名就叫《招隱士》。左思這篇詩的題目當來源于此。不過前者的主旨，正如篇末二句說的： “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是要把山里的隱士招回來，而后者卻是“杖策招隱士”，招呼山林里的隱士朋友，打算和他們一道隱居。

左思為什么萌生隱居之念?這和當時的背景有密切關系。我們知道，左思出身寒素，他和那些高門權貴在感情上格格不入。而當時西晉統治集團極端腐朽，彼此爭權奪利，矛盾錯綜復雜，他一定會預感到大亂在所難免。再加上他視利祿富貴如同浮云，所以有退隱的想法。那么，左思這篇詩寫在什么時侯?《文選》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曰： “左思徒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晉書·文苑傳》說：“秘書監賈謐請(左思)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有人根據《招隱詩》第二首“經始東山廬”一句，認為東山廬就指宜春里，在洛陽郊外。這當然是一種合理的推測。因為賈謐被誅在晉惠帝永康元年(300年)，當時在他周圍的文學集團，即所謂“二十四友”如石崇、潘岳、歐陽建等皆受牽連被殺，而左思，雖也是二十四友之一，但和他們保持距離，而且未雨綢繆，此前早已“經始東山廬”，做好了退隱的準備了。因此我想，這詩的寫作時間應該更早些。

《招隱詩》共二首，雖然都有描寫山中景色的句子，但并不重復。在內容上，兩首是互相銜接的。第一首寫對隱居生活的向往，所以極力鋪寫隱居環境的美。這隱居的所在，不在市井，而在“荒涂”。它自古迄今橫塞在那里，不通人煙。那么它美在哪里?詩里說：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山里沒有人工建筑，有的是天然的巖穴和悅耳的鳴琴。山北面，積雪未融;山南面，丹葩耀眼。山泉在石堆里流漱而過，發出淙淙的聲響，小魚在泉水里上下游動，怡然自得。讀到這里，我們才明白了“丘中有鳴琴”的含意，原來就是泉水的聲音!所以下面說：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古來詩句自有它的妙處。謝靈運有一句“山水含清暉”，那是從自然的色調上說的。這里卻是寫大自然的“天籟”。有了它，整個畫面都活動起來了，什么絲竹管弦，都沒有存在的價值了。甚至象阮籍、蘇門先生那樣的撮口長嘯(見《世說新語·棲逸》)也沒必要，因為灌木的悲吟比它還動聽。在這樣的環境里，隱士把秋菊當食糧，還用幽蘭做服飾，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和情趣!作者覺得在渾濁的官場里實在太痛苦太疲倦了，于是想棄官隱居， “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第二首寫經營山居，為隱居做準備。所以首句就說“經始東山廬”。 “經始”就是開始經營。以下寫的是他草廬周圍的具體環境，不同予第一首的泛說。 “果下自成榛”，是說榛栗等果實落地，便自然成林，暗含不假人力而自成的意思。孔子說：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都是強調自然的本性。這里還有“寒泉井”，汲取的也是天然的泉水。這樣的水是最純凈的，沒有世俗塵垢，飲用它，清心爽神，似乎心也變得光明洞徹，精神境界也變得崇高了。而最令人陶醉的，是保持著堅貞本性的竹柏。它們的花葉不怕霜雪，潤澤閃光，在一片青翠中那樣鮮明。作者筆下的這些事物，是極富性格的，恰和作者的精神面貌相映成趣，見出他的高標逸韻。古代不少文人常在仕隱之間徘徊，左思結廬東山，正反映了這種思想矛盾。前一首說想隱居，是因為“躊躇足力煩”，這一首的后半又補足這個意思，對仕隱問題申述自己的看法。 “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說爵服(指做官)是不好總留戀的，人的好惡不同，有的好伸(指做官)而惡屈(指隱居)，有的好屈而惡伸，言外之意是說自己好隱居。因為“結綬生纏牽”，做官會受制于人、被塵俗牽繞，所以才“彈冠去埃塵”，才要隱居。對于出仕問題，孔子說過一段話：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權，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孟子對這些話做過闡述，他說：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惡人之朝……柳下惠不羞污君(不以事壞君主為羞)、不卑小官(不以官小為卑)、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孟子·公孫丑上》)說孔子態度是“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萬章》下)看來孔子對伯夷叔齊、柳下惠少連兩種做法都不太同意，因為他們都太固執于—端了。左思曾做過秘書郎，很可能就在權貴賈謐掌秘書監的時候，他還做過司空張華的祭酒，最后還為賈謐講《漢書》，所以他對出仕的看法是“惠連(指柳下惠、少連)非吾屈，首陽(指伯夷、叔齊，他們不肯降志辱身，餓死在首陽山)非吾仁”，不認為惠連事君是受屈辱，也不認為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算是“仁”。聯系上文，就是說明自己所以隱居，并不是出于不肯降志辱身的緣故。這里我們不禁生疑，難道他想隱居，只是由于一種嗜好，或者說只是由于對官場的厭倦嗎?我們看他《詠史》第一首，知道他為了“騁良圖”并不厭惡做官，追求的是“功成身退”。但現在功未成即想退隱，可見是另有原因，而《詠史》第八首“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俯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幾句已經把他曾打算隱居的思想軌跡暗示給我們了。所以這詩結尾說： “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說是要和隱士們一起，觀看、比較人們不同的好尚，并將選擇良辰吉日，過逍遙物外的生活。

《世說新語·任誕》說：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 眠覺， 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②。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 “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這個故事已成為文學史上的佳話。然而它卻說明了《招隱》詩對東晉人的影響，見出《招隱》的藝術魅力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