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篇

明道必須精研文字

【原文】

聞此間有工為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于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古圣觀天地之文、獸迮鳥跡而作書契，于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為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于萬事萬物者，亦略盡于文字中矣。

所貴乎圣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賴以學圣賢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相續、字與字相續者，古圣之精神語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切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

三代盛時，圣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于骨髓，而問學之意，達于閭巷，是以其時雖罝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莘、周、召，凡百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于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利，心至苦，事至盛也！

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后聰明魁杰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于柱史，論樂于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于用。后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圣之誼者，孟氏而下，唯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于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于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仆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為文復臻于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愿，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于《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說，是猶睹《盤》《誥》之聱牙而謂《尚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仆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于聲律繪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圣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茍有所見而欲為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茍于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后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于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茍隨。極知枉謬，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

《給劉蓉》道光二十三年

【譯文】

聽說京師有致力于古文與詩的人，就此事而仔細察訪，原來說的是桐城姚鼐郎中的著作。他的言論確實有值得稱贊之處，于是將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拿來用心研讀，其他六朝以來善于寫詩的，以及李白、蘇軾、黃庭堅等人的作品，也都取來精心研讀并探求他們的宗旨，然后悟出了古代懂得道理的人，沒有對文字不明了的。會寫文章而不懂得道理的，或許有，可是怎么會有懂道理而不會寫文章的人呢？

古代的圣賢觀天地的紋理以及鳥獸飛走的痕跡，而制作書契，于是便有了筆畫。筆畫與筆畫相交錯而成為文字，文字與文字相連續而成為句子，句子與句子相連綴而成為篇章。口頭上所不能表達的，文字能夠婉轉傳達，因此文字能夠代替口頭而留傳千百代。伏羲心里深知處理天地人之間的法則，而又畫出八卦來表述。文王、周公擔心后人不能明白，于是用文字來彰明它，孔子又作《十翼》、編《六經》來闡述它，于是散列于萬事萬物中的大道理，也便盡可能地顯現在文字中了。

圣人之所以可貴，在于他立身行事都與萬事萬物相聯系而又與大道相符合，他的文字可以教導后世。我們讀書人之所以能夠學習圣賢，也是靠著文字來考查古代圣賢的作為，來研究他的用心之所在。既然這樣，那么這些句與句、字與字相連續的篇章，古代圣人的精神、言語、笑貌，就都寄寓在此了。倘若差之毫厘，便會謬以千里。詞氣的緩急，韻味的厚薄，做文章的人稍一不慎，那么面貌就會立即變化，讀書的人稍一不慎，那么對于文中之意就會魯莽無知。故而我懇切地說，今日想要明了先王之道，不能不以精研文字為首要任務。

三代昌盛之時，圣君賢相融洽相承，道德中的精華深深地浸于骨髓，而尋求學問的風氣則直達小巷里弄，所以當時即使是捕捉兔子的山野之人，行走漢水北岸的女子，都能飽含性情而嫻熟吟詠，至于伊伊、有莘、周公、召公以及諸如仲山甫這些人，他們的道德充沛，文章精妙，就更是不用說了。到了春秋時期，先王恩澤日漸衰竭，道德固然即將廢止，文章也就隨著危殆了，故而孔子看見麒麟被捕說我的學問將要走到窮途了，被匡人拘禁說文化將要喪失了。于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經》，使百代千世有不刊之道德戒律，用心極其艱苦，而事業則是極其盛大啊！

孔子死后，他的門徒四散分布，轉而將各自學問傳授下去，此后聰明杰出的人中有學識能著書立說的，大都是孔子學說的后人，他們文章的醇厚與駁雜，完全可以從他們對道的明了程度上來區別。對道明了尤其多的，文章也尤其醇厚，孟軻就是這樣的人。次一點的，醇厚也差一點。對道明了少的，文章則駁雜，尤其少的，尤其駁雜。從荀子、揚雄、莊子、列子、屈原、賈誼往下，他們的等次差別，大致可以數得出來。

那么明了道的多少是如何來區分的呢？回答是：深與博。從前，孔子注釋《易經》來闡明天道，著述《春秋》來探求做人的道理，這就叫做深刻了！孔門學問有四科。子路懂得軍事，冉求通曉富國方法，向柱史問禮，與魯伶討論樂，多種學說都知道他的源頭，這就叫做廣博了！深刻，則能鉆研萬事的細微端倪，廣博，則能探究萬物的原委而致用。后來那些對道的明了不如孔子的，在深刻上有差別，在廣博上有差別。能夠做到深刻而且廣博，在文章寫作上又不失古代圣賢情懷的，孟氏往下，只有周敦頤的《通書》，張載的《正蒙》，醇厚正大，在很長時間里少有人相匹敵。許慎、鄭玄也能深刻廣博，但他們的解釋字義字音的文章或許有些缺失而顯得零碎；程頤、程顥、朱熹，也是深刻廣博并能給人以啟示，但他們的語言或許有些缺失而顯得狹隘。其他比如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一類人，能夠廣博但不能深刻，這樣他們的文章就流于支蔓，游酢、楊時、金履祥、許謙、薛季宣、胡宏一類人，能夠深刻但不能廣博，這樣他們的文章就缺乏變化，比較單調。于是便有了漢學與宋學的區分，互相爭辯，不是一朝一代的事情了。

我私下不自量力，想兼取二者的長處，既要做到對道的明了深刻廣博，又在作文上達到毫無牽絆的地步，小小心愿，不曾想卻成了一種奢求好比以蚊子的力量卻想背起大山，又像盲人卻想行進萬里，也真是可笑啊！這是因為我往上看，仰慕《通書》、《正蒙》，其次則確實喜歡司馬遷、韓愈的書，認為這二位先賢的確也是深刻廣博而又很能看出古人作文的法則。現在的評論者不去探究二人的見識學問，動輒就說司馬遷的書充滿憤懣不平之氣，韓愈的書傲岸且自以為是，而您或許沒有深入考察，也贊同世人的這個說法，這好比看到《盤庚》《湯誥》的艱澀難懂而說《尚書》不值得閱讀，讀鄭衛兩國那些描寫淫亂的詩歌而說整個《詩經》都應刪去，這豈不是沒有細細推究就以偏概全了嗎？孟子說：“君子所擁有的天性，即使大為榮耀也不增加，即使窮困獨居也不減損。”我則說君子所擁有的天性，即使讀書破萬卷也不增加，即使一字不識也不減損。從這個角度來看，君子離開書籍而談論大道，反而使他身上兼備仁、義、忠、信。就天性來說，堯舜孔孟等人并非有余，愚夫愚婦也并非不夠，本來就與文字無關。就書籍而談論大道，則道好比人心所負載的理，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氣。血氣固然可以承受理，然而舍棄血氣，那么性情又將以什么為依托呢？當今世上喜好雕蟲小技的讀書人，沉溺于聲律繪藻的末節，而那些稍稍明了道的，又說讀圣賢書應當在于明了其中的道理，不宜探究他的文字。這好比討論看人應當看他的心所負載的道理，而不應當看他的言行舉止及血氣的末節，這話豈不很是荒謬嗎？倘若知道舍棄血氣則不可能見心中所求之理，就知道舍棄文字則不可能見圣人的大道了。

周濂溪說文以載道，而用虛車來譏諷世俗的讀書人。虛車固然不行，而沒有車還能行遠嗎？孔子孟子已經去世，而他們的學問流傳至今，靠的是這種能遠行的車。我們今天倘若有所見解而又想遠行的計劃，又怎能不早早準備堅固的車輛呢？因此我的淺陋心愿是，倘若對于大道有所見解的話，不僅僅只是見解，還要必須親身去實踐它；不僅僅要親身實踐它，還要務必求得用文字來留傳后代。雖說也可能達不到，但志向就應該是這樣的。對于諸子百家的著述，都依據他的文字來校驗他的道理的多少，剖析他的細微而序列位置。對于漢學、宋學兩家的爭論，都不能偏袒一方來附和起哄，對于眾多學者推崇道理而貶斥文字的言論，尤其不敢茍同追隨。深知這種行為不合時宜，被有道君子所大為摒棄，但保持沉默而不言語，這種態度則是文過飾非，錯上加錯。

《給劉蓉》道光二十三年

小志大志均須堅守

【原文】

凡仆之所志，莫大者蓋欲行仁義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

《給劉蓉》道光二十五年

【譯文】

我的志向，大的方面是希望能夠在天下施行仁義，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小的方面就是希望自身少犯錯誤，在妻與子的面前都能施行正道，立下行得通的言論來給宗族鄉黨以教導。這些希望如果能夠實現，我將會以此來終我一生；這些希望如果不能實現，我也將會以此來終我一生。

《給劉蓉》道光二十五年

吳南屏真豪杰之士

【原文】

南屏不愿在桐城諸君子灶下討生活，真吾鄉豪杰之士也。而直以姚氏為呂居仁之比，則貶之已甚。姚氏要為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發之耳。其《古文辭類纂》一書，雖闌入劉海峰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是有倫。其序跋類，淵源于《易·系辭》，賦類仿劉歆《七略》，則不刊之典也。國藩之為是敘，不過于伯宜處略聞功甫生平之言論風指而縱筆及之，非謂時流諸君子者，果足以名于世而垂于后，不特不和之，且私獨薄之。南兄識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謂搔著癢處，固當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也。

《給歐陽兆雄》咸豐六年

【譯文】

南屏不愿意在桐城派各位君子的爐灶下討生活，真是我鄉的豪杰之士，但直接將姚鼐比為呂本中，就將他貶斥得太過分了。姚鼐的確是個善為言論的君子，知識才力薄弱，不足以抒發他的識見。他編撰的《古文辭類纂》一書，雖然選劉海峰稍微存有私好，但從整體來說，還是很有條理的。他的序跋類文章承繼于《易·系辭》，他的賦類文章模仿劉歆的《七略》，則是不刊之典。我為之寫這篇敘，不過是在伯宜處略微聽說功甫生前的言論志向而隨筆談到，并非是說當下的各位君子，果真就能聞名于世且傳于后世，不只不附和他們，而且私下還格外鄙薄這些人。南屏兄知道我的鄙薄之意，說曾侍郎的心里是很不以為然。這話正所謂搔著癢處，正合心意，痛快之至啊！的確應當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給歐陽兆雄》咸豐六年

同列并非就是同等

【原文】

仆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為之最多且善，然仆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后世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梁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于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后》，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謬，而遂其波而拾其沈。

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文集序》中，稱引并世文家，妄將大名臚于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為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于古之作者，尊兄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為明允。惜抱于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真偽，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并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字可謂乎？

《給吳敏樹》咸豐六年

【譯文】

我曾經說過古文這種文體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只是不適合講道理。贈送人的序文，韓愈寫得最多而且很好，但我認為，宇宙間是不應該有這一種文體的。后世生日有壽序，升官有賀序，建房上梁有序，取字號有序，都是這種文體的泛濫，以至于后人無法深究追問。先前我寫《書歸熙甫文集后》，在文中曾經持有這個觀點，批評世人不能糾正韓愈的錯誤，反而追隨他們的波流，反而撿拾他們的沉渣。

您的信認為我所作的《歐陽生文集序》中列舉當世的一些文學家，不妥當的將您的名字擺在這些人的行列中，沒有道理。李耳與韓非同在一個傳中記述，固然不當，但贊語末尾一句說：“然而老子的學說深遠啊。”司馬遷的心里，并非完全分不出清濁。今天在寫到文章風格分類上，也是有視為同類可能性的，至于姚鼐即使不能說可與古代著述者相當，但您將他比為呂本中，那也不能算作公允。姚鼐對待劉大櫆不免有點兒偏私，但他考辨文章的源流，識別古書的真偽，在這點上確實有超過歸有光、方苞的地方，您鄙棄姚鼐關于宗派的說法，而一并掩沒他篤實研究古籍的功勞，從道理上說，您這話算是公平嗎？

《給吳敏樹》咸豐六年

掃蕩舊習赤地新立

【原文】

自孔孟以后，唯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為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札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思辨錄》之屬）；欲學為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入古人之閫奧者，正為兩下兼顧，以致無可怡悅。輒妄施批點，極知無當高深之萬一，然各有本師，未敢自誣其家法以從人也。

《給劉蓉》咸豐八年正月

【譯文】

自從孔孟的書籍以后，只有周敦頤的《通書》、張載的《正蒙》，在道理和文章上可以說得上都達到頂點。其次如韓愈的《原道》、曾鞏的《學記》、朱熹的《大學序》，不過寥寥幾篇而已。除此之外，就是在道理和文章上不得不分為兩個方面。我的意思是，想要闡明義理，就應當效法《經說》《理窟》以及各種語錄、札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思辨錄》等等）；想要學寫文章，就應當將舊習徹底掃除干凈，在一片赤地上重新立定規矩，將從前所操練的一概清除，就像喪失所有的東西一樣，這樣才會有另一番文章境界。方苞之所以不能參透古人的精微深奧所在，正是因為他在義理和文章兩方面都要兼顧，以致沒有令人怡悅的地方。我這是妄加批評指摘，深知不及高人的萬分之一，只是各有自己所師從的人，不敢自己敗壞家法而順從他人。

《給劉蓉》咸豐八年正月

敬恒不足百無一成

【原文】

國藩生平，坐不敬、無恒二事，行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愧恨。故近于知交門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敬”字，唯“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三語，最為切當。仆待人處事，向來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至于“有恒”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書與讀書，須畫然分為兩事。看書宜多宜速，不速則不能看畢，是無恒也。讀書宜精宜熟，而不能完，是亦無恒也。足下現閱八家文選，即須將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歐陽公之文，即將歐文抄讀幾遍，切不可將看與讀混為一事，尤不可因看之無味，遂不看完，致蹈無恒之弊。

《給葛睪山》咸豐九年八月

【譯文】

我這一生，因為不敬和無恒兩件事，年紀將近五十，還是百無一成，自己深感慚愧悔恨。因此近年來對于知己朋友、門生徒弟以及親戚的子弟，必定以這兩點相告。“敬”字，唯有“無論是在人多人少的場合，還是在長輩或晚輩的面前，都不敢怠慢”，這三句話最為貼切。我待人處世，向來失之怠慢，如今老了，才開始改變以前的缺點，希望您趁早以此勉勵自己。至于“有恒”二字，尤其不容易說得全面。大致說來，看書與讀書，必須截然分為兩碼事。看書應多而快，不快就不能看完，這就是無恒。讀書應精而熟，如果不能讀完，這也是無恒。您現在閱讀唐宋八大家文選，就必須將它全部看完。比如在書中最喜歡歐陽修的文章，就將歐陽修的文章抄錄朗讀幾遍，切不可將看與讀混為一碼事，尤其不可以因為看著沒有滋味，就不看完，以至于沾染無恒的毛病。

《給葛睪山》咸豐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