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密爾頓·弗里德曼

貨幣政策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促進充分就業上面，而防止通貨膨脹則是貨幣政策的一項持久的、然而卻是第二位的目標。

【演講詞】

人們對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問題的看法是廣為一致的：即高就業率，穩定的價格，及迅速的經濟增長。然而，在這些目標是否彼此協調的問題上人們的看法卻不是那么一致，或者，在那些認為這些目標彼此并不協調的人當中，人們對這些目標可以且應該以何種代價相互替換的問題的看法也不是那么一致。人們在對下述問題的看法上意見是最不一致的：即在取得這幾個目標的過程中，各種政策工具可以且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今晚我的中心議題是這類工具中的一種——貨幣政策的作用問題。貨幣政策能有哪些貢獻呢？而且為了使貨幣政策發揮最大作用我們應如何指導它呢？關于這些問題眾說紛紜。在新創造的聯邦儲備系統第一次激發起人們的熱忱時，許多觀察家將20世紀20年代的相對穩定歸功于(用一句適當的時髦話說就是)該系統良好的協調能力。人們普遍地相信：一個嶄新的時代到來了，在這一時代里，商業周期已因貨幣技術方面的進步而變得過時了。盡管毫無疑問還存在著某些異議，但這種看法卻為經濟學家及外行人所共同持有。大蕭條摧毀了這種天真的想法。于是，人們的看法又轉向了另一極端，貨幣政策是繩索一根。你可以拉它以中止通貨膨脹，但是你卻不可以推它以防止衰退。你可以將馬引到水邊，但你卻無法使它喝水。這種格言式的理論很快地便為凱恩斯的更有活力的、更加深奧的分析所代替。

凱恩斯同時還提出了一種解釋，以說明貨幣政策在抑制衰退方面所謂的無能為力，這是關于衰退問題的一種非貨幣解釋，是貨幣政策的替代物，用以對付衰退。凱恩斯的建議得到了熱烈的歡迎。如果流動偏好是絕對的或近似于絕對的——正如凱恩斯在嚴重失業時期所認為的那樣——那么利率將不可能通過貨幣措施而降低。如果投資與消費受利率的影響極小——正如漢森及凱恩斯的許多美國支持者所認為的那樣——那么較低的利率(即使可以實現的話)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很小。貨幣政策受到了雙重限制。據認為，由投資崩潰或投資機會短缺，或頑固的節儉等因素帶來的經濟緊縮，是不可能為貨幣措施所中止的。然而還有另外一種辦法，那就是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可以彌補不充分的私人投資。稅收減免可以破壞頑固的節儉習慣。

經濟學界對這些觀點的廣泛接受，意味著：在大約二十幾年的時間里，除少數具有叛逆精神的人以外，大多數人都認為新的經濟知識已使得貨幣政策變得陳腐過時。貨幣根本不重要。它的唯一作用是這樣一種微不足道的東西：使利率保持較低，以便在政府預算中減少利息支付，促進“食利者的消亡”，也許還將極大地刺激投資，從而在維持高水平的總需求方面對政府支出起輔助作用。

這些觀點致使廉價的貨幣政策在戰后得到了廣泛的采用。然而，當這些政策先后在一國又一國中遭到失敗時，當一個又一個中央銀行先后被迫放棄它們可以不確定地將利率保持在一較低水平上這一夸口時，這些觀點受到了猛烈的沖擊。在美國，盡管直到1953年才正式取消盯住政府債券價格的政策，但根據聯邦儲備系統——財政部記錄，公開停止這種做法是在1951年。為廉價的貨幣政策(而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戰后衰退)所刺激的通貨膨脹，結果卻成了當代的“正常”現象。這一結果使得人們對貨幣政策之能力的信心開始復蘇。

在經濟學家當中，這一復蘇強烈地為下述理論發展所推動，這些理論發展為海伯勒所首創，然而是以庇古的名字來命名的。這一理論發展指出了一條途徑，即財富的變動，通過這條途徑，即使不改變利率，實際貨幣數量方面的變動也會對總需求產生影響。這些理論發展未能對凱恩斯的下述論點提出有力的反駁：即在流動偏好為絕對的情況下，傳統的貨幣措施將無能為力。這是因為，在絕對流動偏好的情況下，通常的貨幣活動只涉及貨幣對其他資產的替代問題，而不涉及總財富的變動。但是，這些理論發展確實指出了以其他方式產生的貨幣數量變動，如何得以對總支出產生影響(即使在絕對流動偏好的情況下)。同時，更為根本的，這些理論發展確實駁斥了凱恩斯的下述主要論斷：即使在一價格靈活可變的世界里，充分就業下的均衡位置也不可能存在。所以，失業同樣地必須由剛性或不完善來解釋，而不能作為充分運行的市場過程的必然結果。

對1929—1933年期間貨幣作用的重新評價，也促進了人們對貨幣政策效能之信心的恢復。凱恩斯及那一時代的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盡管貨幣當局實行了攻擊性的擴張政策，但美國還是發生了大蕭條——也就是說，貨幣當局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無能為力。近期的一些研究已證明：事實與他們的看法完全相反，美國貨幣當局當時奉行的是高度通貨緊縮的政策。在經濟緊縮的過程中，美國的貨幣數量下降了1/3。而且，貨幣數量下降的原因并不是人們不愿意借款——并不是因為馬不愿意飲水。貨幣數量下降的原因是聯邦儲備系統迫使或允許貨幣基礎的急劇下降，是聯邦儲備系統未能行使聯邦儲備法案賦予它的職責，即為銀行系統提供流動資產。大蕭條是對貨幣政策之力量的悲劇性證明，而不是像凱恩斯及如此之多的凱恩斯支持者所認為的那樣，是貨幣政策之無能的證據。

在美國，對財政政策之幻想的日益破滅(人們對財政政策影響總需求之能力的幻想的破滅程度，輕于人們對如此使用財政政策的實際可行性與政治可行性的幻想的破滅程度)，也促進了人們對貨幣政策之效能的信心的恢復。支出對于按照經濟活動的進程而對其所作的種種調整反應遲鈍，且時滯很長，所以，人們將側重點轉移到稅收上面。這里，許多政治因素摻雜其中，妨礙了人們對實際需要作出迅速的調整。從我開始撰寫此篇文章到現在這幾個月中所發生的事情，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在這個電子時代，“協調一致”是一個極有感召力的詞句，但它與可能存在的實際情況相去甚遠——也許我應該補充一句，那就是：可能存在的實際情況并不總是意味著災禍。

經濟學界在貨幣的作用問題上的看法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要認識到這一變化的程度是非常困難的。今天的經濟學家很難接受二十幾年前的一些觀點，而這些觀點在當時是得到公認的。

盡管如此，我要強調的仍然是20年代后期占主導地位的那些觀點與現在流行的那些觀點之間的同一性。這是因為：我擔心現在又會像過去那樣，經濟學觀點之重心可能會偏移得太遠；我擔心現在又會像過去那樣，我們將處于這樣一種危險之中，即賦予貨幣政策以過大的作用，以致超出了它力所能及的范圍，即要求貨幣政策完成它所不能完成的任務。這樣一來，我們又將處于這樣一種危險之中，即妨礙了貨幣政策作出實際上它有能力作出的貢獻。

因為我絕少詆毀貨幣之重要性，所以，作為第一項任務，下面我將著重談談貨幣政策力所難及的一些方面。然后我將就我們目前的知識水平——或無知水平，對貨幣政策力所能及的方面加以概括，并指出貨幣政策如何才能發揮出最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