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秦觀

踏沙行·霧失樓臺

霧失樓臺，月迷津度，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這首詞是淮海詞的代表作，備受歷代文人墨客的激賞。秦觀于紹圣元年(1094)因“影附蘇軾，增損《神宗實錄》”的罪名被貶處州。紹圣三年，又以“謁告、寫佛書”再貶郴州，此詞即寫于謫居郴州期間，表現出屢遭貶謫后的哀苦凄厲之情。

開篇兩句互文見義，“霧失樓臺，月迷津渡”，茫茫濃霧和朦朧月色遮住了人的視線，樓臺與渡口都隱沒消失了，一派迷迷朦朦的江邊夜景，使人茫然若有所失。緊接一句“桃源望斷無尋處”，更加深了這種失落與惆悵之感。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是一個寧靜祥和的理想境地，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到哪里去找尋這一方樂土呢？現實對秦觀來說，是險惡的新舊黨爭，是屢遭打擊的厄遠，因而理想中的“桃源”只能是“望斷”而“無尋處”。高樓、津渡、桃源三者皆可視為美好事物的象征，詞人分別用“失”“迷”“無”三字對它們的存在加以否定。這三句寫得優美而朦朧，透露出詞人屢遭貶謫的愁苦與對前途的迷惘。有人依據下二句提到“孤館閉”、“斜陽落”，認為詞人既然閉居孤館就不可能見到津渡，時間上亦不可能由月夜反轉去寫日暮，因而斷定開篇三句不是寫眼前實景，而是幻景的象喻，后二句才是寫眼前實景。這樣的分析不免將詩詞解得太落實，詩詞不一定在時間上非得記流水帳不可。應該允許時間上作不規則的跳宕，場景上作大幅度的切換。寫眼前實景而寓情于中，與將心中之情以一種視覺形象(景)表現出來，兩者很難截然區別開來，因為寫實景而寓情，所寫之景也就不可能是客觀寫實，而是情的外化。

要說前三句與后二句的區別，前三句是用景來表現被讒后的總體復雜心情，意象的內涵比較朦朧；而后二句則重在表現謫居生活之苦，意象的內涵比較確定。因為后二句寫到孤館、杜鵑聲、斜陽這些具體表現謫居、歸思的意象。“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館而孤，春而寒，已令人不堪，更何況夕陽西下，天色將暗，耳邊傳來凄厲的“不如歸去”的杜鵑哀鳴。“孤館閉春寒”不能理解為詞人在春寒中閉居孤館，而是類似李煜《相見歡》“深院鎖清秋”的句型，也就是李璟《山花子》“春恨鎖高樓”的倒置。“孤館閉春寒”實即春寒緊緊籠罩著孤館，館中之人自然也就為此種氛圍所逼，愁苦之情畢現。王國維最欣賞“可堪”二句，認為這二句最能體現秦少游凄厲的詞境，是一種“有我之境”。

過片連用兩則典故來表現羈旅之愁。“驛寄梅花”用《荊州記》典，相傳陸凱與路曄為友，陸凱在江南寄一枝梅花給在長安的路曄，并贈詩云：“折花逢秦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魚傳尺素”用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詩意，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之句。秦觀在貶謫后獨自一人遠遷異鄉，并無家人相伴，“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自作挽詞》)。“砌成此恨無重數”，恨親人不得相聚，恨故土難返，恨命運多舛，用一“砌”字，遂使抽象之情思，變為具象之形容，使人感到他內心“恨”的深重與難以消除。

結拍又轉為寫景：“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似乎是要從層層疊疊的恨中解脫出來，放眼山川。其實，這是“恨”的深化。郴江發源于湖南省郴縣之黃岑山，出山后北流而入耒水，再北流至衡陽，東入瀟湘之水。這本是山川地理形勢，有何可問，詞人卻偏偏要問，問得無理，問得神秘。“幸自”、“為誰”二詞更使無情之山川變得有情有感，詞人借山川形勝寓托自己的情感，是以無盡的郴江水象征離恨別情，抑或是以流下瀟湘象征自己生活的飄零不自主？不必一一落實。重要的是這一象征性的描寫，使人對不息的宇宙，對無常的命運，產生一種思索，這種思索雖深隱幽微，難以作確定的解說，但其傳導出的深悲極怨卻又是確定的。無怪乎，與秦觀有同樣貶謫經歷的蘇軾要“絕愛”這兩句，“自書于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苕溪漁隱叢話》引《冷齋夜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