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曲子詞
定風波·攻書學劍能幾何
攻書學劍能幾何,爭如沙塞騁僂?手執綠沉槍似鐵,明月,龍泉三尺斬新磨。堪羨昔時軍伍,謾夸儒士德能康。四塞忽聞狼煙起,問儒士,誰人敢去定風波?
定風波·征服僂未是功
征服僂未是功,儒士僂轉更加。三策張良非惡弱,謀略,漢興楚滅本由他。項羽翹據無路,酒后難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當本,便知儒士定風波!
這兩首詞的原抄件今藏巴黎。由于抄寫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故錯訛甚多,幾不可卒讀。以上所錄,是任半塘先生校理過的文字,見其《敦煌歌辭總編》卷三。
從文義推斷,它們應是兩個人的對唱。當我們司空見慣了文人詞中占百分之九十九的獨唱歌曲,再回過頭來讀一讀這兩首詞,不禁會產生耳目一新的感覺:原來,民間詞里還有這樣一種生動活潑的藝術表現形式!
揣想當年演出時的情景,很可能是由甲乙二人分別扮作文武二士,粉墨登場。“武士”斜眸白了“文士”一眼,露出鄙夷而不屑一顧的神態,挑釁地唱出了第一支曲子。他的唱辭可真夠尖刻的,一開頭就把文士們所致力從事的學業貶了個一錢不值——“你們儒生攻讀幾卷詩書,學兩下子劍術,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出息?”(攻書學劍:漢代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見《史記》本傳。后多以‘書劍”為士子的特征。)貶低他人,目的當然是抬高自己,故順勢帶出第二句——“你們哪比得上我們這些在邊塞沙場上大顯身手的武士啊?”(爭:怎。騁:逞。僂:聰明伶俐,機靈能干。)接下去三句,進一步炫耀自己的勇武:“瞧,咱武士手持鐵一般堅實的長槍,寶劍磨得簇嶄新,寒光閃閃象天上的明月,那才叫威風哩!”(綠沉槍:古代名槍。綠沉,深綠色。龍泉:寶劍的代名辭。)十六個字只寫兩件兵器,不著一話去描畫人的形象。但武器精良如此,人物的剽悍更不待言。這便是側筆的妙用,比正面寫人要來得精彩。上片得意洋洋,風頭出足,相形之下,文士已顯得寒酸、猥瑣、黯淡無光。但“武士”興猶未盡,下片又加倍跌宕。換頭處再次折回去用直筆貶抑儒生:“往昔立下戰功的軍人們才值得羨慕,別瞎吹什么儒士的德行和能耐如何之大了。”(康:大。當時西北方音讀作“科”,故可與“何”、“”、“磨”、“波”等葉韻。)末三句更變本加厲,改用詰問口吻:“聽說眼下四方邊塞都燃起了烽火,請問你們這班儒生,哪位有勇氣敢去平息戰亂?!(狼煙:古烽火或以狼糞為燃料,敢其煙直而聚。)這一“軍”“將”得極狠。蓋上文云云,還不過是說文學不如武藝,本領高低,前途大小,見仁見智,無關宏旨,“文士”盡可笑而不答,以示雅量;而一旦問題涉及也不敢挺身而出,為國家戡亂,則事關儒士的人格和榮譽,非同小可,容不得裝聾作啞了。然而,這問題又實在不好回答。倘若硬充好漢,投筆從戎,以書生文弱之軀去沖鋒陷陣,即無異于犬羊之入虎口;如果自認怯懦,作龜縮之狀,那么從此休想再抬頭見人:真是進有所不能,退有所不甘,進退兩難。在觀眾看來,“文士”已被逼到墻角,無路可遁了。演出至此已進入高潮,人們當饒有興致地等著看那“文士”如何下臺。這時,只見他不慌不忙,張口唱出第二支曲子來。
“你們武士那點能干算不了什么,咱儒士的能干更在你們之上呢!”(征服:原抄件作“征復”,竊以為當是“征夫”的音訛,不當改“征服”。功:當時西北方音讀作“鍋”。轉:反而。加:超過,在上。)——反唇相譏,“文士”一甩手,也拋出兩句大話。何以見得?自有歷史為證:君不見漢高祖劉邦手下的頭號謀士張良乎?那張良體弱多病,不曾率軍作戰,但他“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史記·留侯世家》),楚漢相爭,楚強漢弱,而終究漢興楚滅,可全虧了張良的謀略!(三策:原抄件作“三尺”,任校改“三策”,蓋謂張良多次向劉邦獻呈妙計良策。然據《禮記·玉藻》,古代士人束腰絲帶長三尺。唐王勃《滕王閣序》:“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三尺”正與張良的儒士身份相符,可通,不必改。說見蔣禮鴻先生《<;敦煌曲子詞集>;校議》。惡弱:“惡”疑是“愚”的形訛。)“文士”拉出這面大旗只輕輕一晃,便化解了“武士”來勢洶洶的進攻招數。腳跟既已站穩,下片就勢反擊:楚霸王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羽《垓下歌》),武功不可謂不高吧?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張良的謀略面前,他還不是四面楚歌,走投無路,落了個烏江自刎的下場?(翹據:原抄件即如此。不辭,待考。一曲歌:《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羽被漢軍圍困在垓下時,曾飲酒于帳中,對愛姬虞美人、駿馬烏雅慷慨悲歌。)——弦外之音是:你們武士誰還狠得過楚霸王?什么綠沉槍、龍泉劍、“沙塞騁僂”之類的話頭快快收起,休要再提了,匹夫之勇,何足道哉!一段為人們所熟知的歷史,正面的啟示,反面的教訓,都已說盡,最后便自然而然地遙應前篇,以直截回答“武士”的詰問作收:以古例今,從來就是儒士平息戰亂!(當本:原本。)我們書生最善于“定風波”,豈止“敢去”而已?那“文士”成竹在胸,辯口藉藉,眼見得這場“舌戰”是他贏了。如若曲子詞也援雜劇之例,須用小字注出演員臨場時規定的表情和動作的話,此處必定是以“‘武士’垂頭語塞科”而告結束。
從這兩首詞的創作傾向來看,作者當是下層社會的一位士子。創作動機也很明顯,大抵當時的社會風氣重武輕文,詞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和傷害,因而借優伶之口為書生們吐氣,到娛樂場上去謀取精神勝利。關于其創作年代,任半塘先生《敦煌曲初探》推斷為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間(713—755),雖沒有直接的證據,但看其中充滿著為國靖邊戡亂以建功立業的自信心,格調豪健爽朗,確乎是有些“盛唐氣象”的。
平心而論,安邦定國自必須文武并重,相輔相成,二士持論都不免失之偏頗;然而“武士”既自負沙場野戰之勞在先,“文士”又何妨轉而標榜一下帷幄運籌的重要,以“過正”來“矯枉”呢?詞中喜劇的爭執氣氛,活脫脫表現出“文”“武”二士好強斗勝的個性,質樸可愛,并從一個特定的側面反映了我們民族那種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
盡管這兩首詞的筆觸還顯得稚拙,但它們的藝術構思卻是很精巧的。玉蘊璞中,其連城之價并不因表面的粗糙而遂掩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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