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失樓臺·黃秋耘》全文與讀后感賞析

早在十年動亂的前兩年，我由于受到“中間人物”事件的株連，已經無法從事正常的工作而處于“靠邊站”的狀態了。我記得很清楚，我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間發表的。從此以后，我就再沒有回編輯部上班，在家里過著“員外郎”的生活。“員外郎”的生活，可能是恬靜閑適、自得其樂的，也可能是百無聊賴、坐困愁城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所能過的生活只能是后一種。

我閑中也讀點書，再沒有情緒去讀長篇小說了，只好以吟誦舊詩詞和校點古籍自遣，偶而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中讀到他的一首《浣溪沙》：

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

偶聽啼鴂怨春殘。　坐覺無何消白日，

更緣隨例弄丹鉛。閑愁無份況清歡。

盡管時代不同，憂患的內容也不相同，但這首充滿著感傷情調的詞，倒是十分貼切地描繪出了我當時的情懷和生活的。

我的住處是一個很幽靜的四合院，平日上午八點鐘以后，大人上班去了，孩子上學去了，獨個兒坐在書齋中，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聽得到。但是這個四合院的隔壁卻有一座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恰巧俯瞰著我的書齋。樓上不時傳出小提琴的琴音，總是那么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牽動著我的憂思愁緒。我雖然對音樂并不內行，但一些熟悉而深情的樂曲，比如說，《驪歌》(AuldLangSyne)、《肯塔基老家》、《老黑人》、《伏爾加船夫曲》、《松花江上》、《漁光曲》……等等，都能把我引進一種感情微醺的境界，有時甚至潸然淚下。我自問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前半生，我大部分時間都過著戎馬生涯，什么悲慘的事情我沒有經歷過呢？什么殘酷的場面我沒有看到過呢？也許人到中年，就更容易傷于哀樂吧！那把小提琴拉出來的哀傷的樂曲，特別是莫扎特的那支《安魂曲》，總是像夢魘一樣的折磨著我的心靈，使得我悲從中來，淚濕青衫。

我聽得出來，小提琴的琴音是出自兩個人之手的。有一個是很熟練的甚至相當高明的小提琴手，另一個是初出茅廬的但天分很高的小提琴手。我對音樂的欣賞雖然遠達不到周瑜的水平，“聞弦歌而知雅意”，但隱約地也感覺到，那位老練的小提琴手心情有些憂郁，他的琴音中往往夾雜著無限悵惘與哀愁。另一位小提琴手的感情是隨著樂曲的情調而轉移的，他大概是個“為藝術而藝術”派吧，他把《西班牙斗牛士》演奏得那么倜儻歡快，把《搖籃曲》演奏得那么親切深情，把《圣母頌》演奏得那么肅穆莊嚴，又把《小夜曲》演奏得那么纏綿悱惻。

奇怪的是，我雖然幾乎日日夜夜都跟這兩位小提琴手“神交”，但是從來沒有機會見過他們的面，他們是男性還是女性，是老年人還是青年人，我都一無所知。我也不打算去結識他們。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我冒昧地去登門拜訪兩位素昧生平的鄰居，恐怕是不大合適的吧。患傳染病的病人應當回避別人，何況我患的是“政治性傳染病”呢！

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了解到這兩位拉小提琴的芳鄰的一些情況。一位女民警到我家里來核對戶口。按職務來說，我當時還算是個起碼的“高干”，政歷上又并無任何可疑之處。至于文藝界的風風雨雨，誰受批判，誰犯錯誤，只要不轉化為敵我矛盾，公安人員向來是不過問的。在那位女民警的心目中，我儼然還是個“首長”，讓“首長”了解一下鄰居的一般情況，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在閑談中，女民警告訴我，住在隔壁小樓上的那家人只有父女倆。父親名叫江韻，已經四十六歲了，原來是一間音樂學院的小提琴教師，一九五七年“犯了錯誤”，下放勞動了兩年，六○年摘掉了帽子，又回到音樂學院工作，當然再不適合“為人師表”了，讓他當了個教務員。他的愛人在他下放勞動期間就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離開了人世，留下一個女兒，叫江薇，只有十七歲，還在高中三年級上學，她的性格本來是很活潑開朗的，但由于父親的不幸遭遇和母親的悲慘死亡，難免給她的青春抹上一層淡淡的哀愁的色彩。

從女民警的簡略介紹中，我對這兩位芳鄰的身世稍微有些了解了。經過反復考慮，加上由于難堪的孤獨感所驅使，我下了決心去拜訪他們。我想，對于他們這樣的人家來說，我這么一點小小的“政治性傳染病”已經算不了什么可怕的危險。何況，我上他們家里，無非是想聽聽音樂，決不會談到政治或者其他“干預生活”的話題的。盡管程度不同，我們都是命運的“棄兒”，“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呢？

第二天碰巧是星期六，這是一個深秋的晚上，北風從老槐樹上刮下最后的殘葉，沙沙地滾過庭院，路燈把黯淡的光芒投射在我們兩家的門前。我終于鼓起勇氣，從側門走上隔壁的閣樓，輕輕地敲了敲這道油漆早已剝落的房門。

“誰啊？”門里響起一個沙啞的男中音，它遠不如小提琴琴音那么美妙悅耳，主人帶著詫異的神色給我開了門，他是個年紀跟我差不多的中年人。

“江老師，我是住在隔壁的，姓黃，您叫我老黃就得了。好幾個月來，我一直欣賞著你們演奏的小提琴，有時令我歡樂，有時又令我傷心和痛苦。今晚我特地登門拜訪，一來是表示感謝，二來也想就近聽聽你們的演奏，我是十分喜歡音樂的，可惜是個外行。”

江韻瞪大著眼睛，從上到下打量了我一會兒：“唔，黃同志，原來我們是鄰居，怪不得那么面善。歡迎！歡迎！我們在這里練琴，不會打擾您吧？不瞞您說，您真是個稀客，五年來，您是第一個登門來看我們的客人，一個素昧生平的‘知音’。您不會見怪我這樣冒昧，管您叫作‘知音’吧？”

江薇一邊收拾著飯桌，一邊稚氣而天真地瞟著我說：“黃叔叔，您不認識我，我倒認識您呢！前幾年，我就經常在報紙刊物上讀到您的作品，您不是寫過一篇《杜子美還家》的小說，還寫過一篇《中秋節的晚餐》的散文么？我還為那個叫做小蘭的女孩子掉過淚呢！可是近來很少讀到您的作品了，您大概是生病了，您的臉色不大好。您喝口熱茶提提神吧！”她給我沏了一杯滾燙的濃茶。

“謝謝！我沒有什么病。哈哈，你的爸爸管我叫‘知音’，那么，你也可以算是我的‘知音’了！其實，你大可不必為那個女孩子傷心，她死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上，倒是死得其所，比我們許多人都死得有價值得多。”

“黃叔叔，我們的老師和同學有時候也議論您，他們說，您的作品都是挺憂郁的，不健康的，這樣不好，一點也不好，缺乏‘時代精神’。不過我和幾個要好的女同學倒挺喜歡讀您的作品，讀了直叫人掉淚！”

我不想把這樣的談話繼續下去，這很容易會牽扯到政治問題上去的。我呷了一口熱茶，為了轉個話題，就很有禮貌地建議說：“江老師，還是讓我們的音樂會開始吧，我來您這里，是為了聽音樂，我請求您為您的‘知音’演奏點什么，然后，我也希望我的‘知音’給我演奏點什么！”

江薇的臉唰地紅了：“我什么都不會，還是讓爸爸給您演奏吧。”

那天晚上，江韻給我演奏了好幾支古典音樂的名曲，有肖邦的，有貝多芬的，有莫扎特的，有柴可夫斯基的，有舒伯特的……他的指法真是沒說的，從琴弦上拉出來的旋律，真好像行云流水一樣，有時是輕輕地拂過，有時是沉重地觸動著聽眾的心弦，雖然只有我孤零零一個聽眾，他仍然一絲不茍地在演奏。我想，這樣的音樂就是在中山公園的音樂堂里給幾千名聽眾演奏，也會博得經久不息的掌聲的。在我的懇求下，江薇最后也演奏了一支薩拉薩蒂的《茨岡人之歌》，也許，她是想沖淡一下這沉重的氣氛吧！

從此以后，不管是雨雪霏霏的寒夜也好，還是黃埃散漫的刮風天也好，幾乎每一個星期六晚上，或者是星期天下午，我們都舉行一次這樣三個人的音樂會(包括兩個演奏者和一個聽眾)。有時在江家的閣樓上，有時在我家的客廳里，無論是演奏者也好，聽眾也好，都是全神貫注，如醉如癡。

這種現象很難解釋，人們的心靈有時是那么不容易相通，共事十多年也沒有說上一句推心置腹的話；但有時又很容易相通，通過音樂作為媒介，我跟江家父女不久就成為真正的“知音”了。我們談音樂，談文學，甚至彼此都敞開了心扉，談到人生的意義和命運的奧秘，談到少年時代某些悲慘的往事和甜蜜的往事，使人永志難忘的往事和使人不堪回首的往事。當然，我們還是小心謹慎地回避開政治性的話題。

我有兩個朋友了，兩個“知音”了……這意味著多么甘美的幸福啊，特別是正當我的心境十分荒涼孤寂的時候。我們之間的友誼雖然還未達到傾心相許、剖腹相示，生死患難與共的程度，但幾乎可以無話不談了。我真是得天獨厚，倘若真有所謂上帝的話，上帝賜給我的幸福也許已經遠遠超過了我那坎坷的命運。由于我有了可以傾訴、可以慰藉的朋友，這么一點點精神上的委屈毋寧是值得欣慰而無可抱怨的事情了。

好景不長。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終于打斷了我們這個小小的音樂會，同時割斷了我們剛剛建立起來的友情的紐帶。一九六六年的冬天特別寒冷，三月里，街道上還是積雪沒脛，好不容易盼望到丁香花盛開的五月上旬，天氣變得暖和和舒適起來，香椿樹也吐出嫩芽來了。可是政治氣候卻越來越冷酷，呈現著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祥征兆。在這種氣氛底下，誰還有心情去欣賞音樂呢？我悶坐在書齋里，從窗口仰望著那座小樓房，房子似乎被一層濃霧籠罩住了，只露出一個灰色的若隱若現的輪廓。它曾經對于我是那么親切，那么可愛，那么值得留戀，那么深情地撫慰過我那受盡了創傷的心靈。但，如今我已經沒有勇氣再踏上這座小樓的樓梯了，仿佛有一個隱形的魔王在那兒君臨著一切，監視著我和我的鄰居的一舉一動。

五月底的一個黃昏，夕陽把忽明忽暗的余暉投射在那座小樓房上，窗戶雖然緊閉著，那里面還偶然傳出幾聲小提琴的琴音，琴音是那么輕，那么低，仿佛是悄悄的絮語，生怕叫別人聽到。但即便是那樣，我已經感到無限安慰了，我知道那座小樓里還有人居住，我的朋友還好好地生活著，沒有受到迫害。我那個琴弦上的好夢啊，至少還沒有完全破滅，完全消逝。

天已入黑，滿天星斗，空氣里彌漫著一陣陣槐花的芬芳，這是一個多么美好、多么柔和的初夏之夜啊。平時在這樣的夏夜里，該有多少對戀人在公園里，在東長安街上，攜手同行，偎依并坐，享受著青春的幸福。可是，在這個不平凡的夏天里，青年男女們全都打著“造反有理”的大旗，穿上草綠色的套上紅袖章的“紅衛兵服”，拎著標語和漿糊桶出入于大街小巷，去“破四舊”，去“抄家”，去“揪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去“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哪里還顧得上去談情說愛呢？雖然在戰爭時期也會有人談情說愛的，但，這是一個比戰爭時期還要嚴酷得多的年代啊！

忽然，從小巷深處傳來一陣異樣的聲響，有跑走聲，有喊口號聲，有唱語錄歌聲……越來越近，我有點緊張起來，以為這股“革命洪流”準是沖向我家里來的，但是我猜錯了，他們經過我家門口，沖上了隔壁的小樓。

接著，小樓的樓梯給踩得咯吱咯吱直響，至少有二十個紅衛兵上了樓，接著就是一陣震天價響的口號聲：“堅決打倒老右派江韻！”“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口號聲像一顆顆重炮彈，集中轟擊著這座小樓，這座本來早就搖搖欲墜的破舊樓房好像快要被震塌了。摻雜在口號聲中的是砸東西的聲音，從各種不同的聲響中，我大致分辨得出砸的是什么東西，首先是那個紫紅色的大花瓶，接著是那個雕花的竹筆筒……這些毫無疑問都是屬于“四舊”，最后大概是有人發現了那個小提琴，要拿來砸，江韻邊喘著氣邊懇求：“這個……這個請你們不要砸，這不是‘四舊’，是樂器，你們大家也都拉過的。它是我的命根子，砸了，我就活不下去了！”江薇傷心地號啕大哭起來了，可是她沒有哀求，她知道哀求也是無濟于事的，況且她是個有骨氣的、倔強的孩子呢！

小提琴不是被砸在地上，而是用大力拍打在江韻的頭上，琴盒一下子就四分五裂了。江韻啪的一聲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立刻涌上來一些人，推的推，搡的搡，把他架起來擁下樓梯。有一個年青小伙子還大聲吆喝著：“別躺下來裝死！把他揪回學院去批斗，不能讓他舒舒服服地呆在家里。聽說前兩天這個老右派還在偷偷地拉他的小提琴呢！階級敵人都是一個樣兒，像大蔥似的，皮爛肉焦心不死！”

這場可悲的鬧劇不到半個小時就收了場，街坊鄰里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看熱鬧，其實也沒有什么熱鬧可看的。在那個年頭，這樣可悲的鬧劇在整個北京城里不間斷地演出，每條胡同，每個小時都在演。“少見多怪”嘛，見多了，自然就不足為奇了。

當天晚上十點多鐘，已經是更深人靜了。我冒著很大的風險(誰知道那些紅衛兵會不會卷土重來呢！)，悄悄地爬上隔壁那座很熟悉的小樓，房門已經被砸爛了，房子里好像經過一場大地震似的，一切都給翻得亂七八糟。小江薇抱著那個破碎的小提琴俯伏在床上，捂著臉啜泣著。琴弦全斷，她就是想拉一曲悲歌來排遣排遣自己的哀愁和痛苦也不可能了。

我輕輕撫摸著她的肩膀：“小薇，這兒住不得了，到我家里去住一宿吧。你跟小梨睡一張床。(小梨是我的女兒，那一年只有十二歲，比小薇還小五歲。)至少今天晚上，我家里還是安全的。再說，你大概還沒有吃過晚飯吧，好孩子，快去，我叫蔡阿姨給你煮碗雞蛋掛面吃。”

江薇雙手絞著那條濕透了眼淚的小手絹說：“謝謝您，黃叔叔。可是以后的日子怎樣過呢？明天大清早，我還是到溫泉公社白家疃我大姨家里去住吧。她家是莊稼人，不會有事的。我明白，在您家里住下去，會連累您的。再說，您家很快也會給抄家的，您的命運不見得會比我爹好多少。”

江薇第二天早上就走了。我噙著眼淚給她收拾行裝，送她上車。她的話，果然不幸而言中，一個星期以后，發生在江家的那種可悲的鬧劇又在我家里重演了一遍。我自己，也被造反派宣布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右派”三合一的罪犯，隔離審查。

我的運氣還算好，到了一九六九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重點轉移到抓“叛徒”和“特務”，什么“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右派”等等，都已經構不成多大罪名了。因此，在被隔離審查整整三年之后，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晚秋，我就被“解放”、完全恢復自由了。

恢復自由后的第一天，我就回到自己的老窩去，還好，除了被抄走了一部分書籍、手稿和信件之外，人口平安。連那只小花貓也安然無恙，不過已經長了三歲，變成老貓了。我稍事安頓下來，就爬上隔壁那座小樓上去，想打聽一下江家父女的下落。住在小樓上層的是一個公共汽車司機的家，他們是一九六七年年初才搬進來的，根本不認識江家，也沒有人告訴過他們，這座小樓從前的主人搬到哪里去了。

我還不死心，又向住在樓下的那一家人打聽，起初他們什么話也不說。后來一位好心腸的老大娘把我拉到一個旮旯里，悄悄地湊近我的耳邊說：“老同志，您不是住在隔壁的那個老黃嗎？您剛回家來？我差一點都認不出您來了。您打聽的那位江老師，早兩年就去世了，聽說是死在學校里，怎樣死的，咱說不上來。他那個小閨女，叫什么小薇薇，怪可憐的，一直沒有再回來。有人說，她上山下鄉到北大荒插隊去了。像她這樣的人，這時哪里還能住在北京城里呢？小薇，多好的孩子，又聰明，又聽話，又懂事，又孝順她爹，她招了誰、惹了誰啊？唉！這世道！……”

我獨行踽踽地、心情黯淡地沿著那條柏油路面的小胡同來回走著，走了一段路，又癡癡地回過頭來望那座小樓房一眼。這是一個憂郁的晚秋的日子，眼前的一切景物都被淹沒在傍晚的蒼煙和夕照當中。當年我常常跟江家父女倆在這條胡同上散步，我們一邊走，一邊談音樂，小江薇跟在后面哼著她所喜愛的曲調，有時是氣勢雄壯的進行曲，有時是情調低沉的小調。而現在，只留下我一個人沉重的腳步聲了。

“霧失樓臺。”我所失去的不僅是這座小小的樓房，而是我在患難中結識的兩個摯友，一個大朋友和一個小朋友。愛和友誼，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永遠。雖然已經經過十五年了，這一件刻骨銘心的往事，我還能記得清清楚楚。

我忽然記起聶紺弩同志的兩句舊體詩：“今朝日出云開了，舊侶含悲酹一觴。”我想借用這兩句詩，獻給我的亡友江韻在天之靈。我甚至還在想，總有一天，我會打聽到那個可愛的小江薇的下落的，沒準她在哪里偶然讀到這篇文章，會突然給我寫一封信，通過出版社轉給我，告訴我她生活得很好，很幸福。現在她已經人到中年，可能是一個很出色的小提琴手了。

編者注：丹鉛：校勘文字用的朱砂和鉛粉。

一場慘絕人寰的人間浩劫，一個矢志不移的藝術之夢，一份相濡以沫的知音情愫……散文家黃秋耘的作品《霧失樓臺》，散發著淡淡憂傷的筆調，鋪染了一段令他至今魂牽夢縈的創傷記憶。

作為出現在撥亂反正時期的作品，《霧失樓臺》與同時期的其他作品一樣，呈現出“傷痕”與“反思”的鮮明特點，其立意是顯而易見的——通過“我”與音樂學院的教師江韻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抒發人性受到戕害的痛惜之情，同時也有力地控訴了文革的倒行逆施。這樣的主旨在那個時期的散文作品中，應該說是相當常見的。《霧失樓臺》好就好在，其布局行文并沒有被這樣司空見慣的主旨所束縛住，而是別出機杼，另辟蹊徑，將“傷痕”與“反思”引入了一個較為開闊的境界。

《霧失樓臺》圍繞“樂”與“情”展開，“樂”是明線，它是音樂教師江韻的職業，是江氏父女在那個動亂的年代維系自己人格的精神家園，也是“我”與江氏父女相識相知直至成為知音的契機與紐帶。正是在悠揚而動人心魄的音樂聲中，江氏父女找到了與這亂世抗衡的東西——音樂，既是宣泄內心不平與憤懣的良藥，又是個人孤標獨格的人格力量的象征。在“我”這個旁觀者的視野中，洋溢著音樂的小樓以及小樓上演奏的江氏父女，共同營造了一種“高處不勝寒”的世外桃源的境界，將人們從不公正的社會現實中超脫出來，提升出來。音樂不僅僅給予了江氏父女力量和希望，同樣也提升了旁觀者，也正是在江氏父女營造的如怨如訴的音樂氛圍中，“我”被深深感染了。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知音感油然而生。音樂由此突破了單純盤踞在個人內心世界的局限，它仿佛又成為一通奇妙的黏合劑，將被文革這場浩劫沖決得支離破碎的人情與人際關系重新粘合在了一起。這種粘合超越了物質，超越了功利，所謂心病還要心藥醫，音樂就是起了這種醫治心靈創傷的功效。可以說，江氏父女的音樂在《霧失樓臺》中，處在一個結構中心的位置，它既折射出了江氏父女不屈的高尚心靈，同時又將所有人的悲歡離合整合在了一起。

與“樂”這條明線并趨而行的，是“情”這條暗線。在《霧失樓臺》中，“情”的傳達相當含蓄，如果說對江氏父女音樂的濃墨重彩的描繪恰如江上號子般醒目的話，那么“情”的鋪染只能說是條不引人注目的涓涓細流，然而卻同樣給人意味深長的感覺。掩藏在“樂”之下的“情”顯得波瀾起伏，頗多曲折。江氏父女以音樂為特殊語言，來抒發遭受橫禍的抑郁之情；“我”由欣賞音樂的旁觀者到融入音樂乃至成為音樂家人生的知音，可以說同樣是音樂為媒介，傳達了內心的微妙變化。在原先單純欣賞音樂的時候，“我”本來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內心之塊壘，“我”和江氏父女之間并不存在什么情感交流。一旦得知江韻是右派，比自己這個“靠邊站”的“員外郎”境況更為悲慘之后，“我”開始拜訪江家，“我”的情感不再停留在自怨自嗟上，而是更多的傾瀉到了江氏父女身上，作為“知音”的單純情感為敬佩、憐憫、擔憂等更為復雜的情愫所替代，雙方情感的交流重心也明顯地發生了傾斜，已經由音樂奏聽的雙方轉化為普通人之間一種相依為命、患難與共的情感，當江韻最終無法逃脫蒙冤被抓的厄運的時候。這種情感再一次得到升華，“我”冒著遭受政治迫害的牽連的危險，想接江薇回家住；而江薇為了不連累好心人，自愿躲禍他鄉，普通人之間甘于自我犧牲的善良情感躍然紙上，它突破了單純的“知音”范圍，更以一種同呼吸共命運的姿態出現。可以說，到了這兒，面對共同需要承受的歷史厄運，雙方的情感終于水乳交融地匯合在了一起。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踏莎行》)北宋詞人秦觀通過這些優美的詩句抒發了自己的獨處之苦，貶謫之恨，眼前這篇《霧失樓臺》則是譜寫了一曲音樂的頌歌，它通過描繪人類黑暗時代無法泯滅的藝術精神，謳歌了人類面對厄運時生生不滅的抗爭精神；《霧失樓臺》是一首人情的歌謠，它以平淡如水的筆調抒寫了普通人之間任何時代都不能蕩滌的人情美與人性美。濃霧終將過去，而這些卻永遠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