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笑記·金克木》全文與讀后感賞析

人生下來就大哭，過些天又會開口笑。嬰兒自己不知道，這是哭，這是笑，是從大人的反應中知道效果的。于是哭笑不僅是發自內心，而且是有求于外，是含有預期得到效應的有意識的生理行為了。

開懷大笑，不知道為什么，兩人同時開口，無因無由無求無欲，這才難得。我有過這樣的笑，值得慶幸。

那是1966年夏秋之交，大學里如同開水鍋，熱鬧非凡。不知怎么也有冷清的時候，有的地方會忽然平靜無事，人都不知集中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天，我正在和一些“牛鬼蛇神”搬運石頭，從屋邊揀起大小石塊放在筐內抬過一片開闊地，卸在當年洋人修的燕京大學圍墻下面。和我同抬一筐的是化學系的傅鷹教授。兩人不發一言，全心全意勞動。來回抬了幾趟，不知怎么，突然寂無人聲。在墻下卸完石頭，抬頭一看，只剩我們兩個人。其他人不知哪里去了。竟沒人給我們打招呼。我們也沒有抬頭看過周圍的人，只低頭勞動，入于人我兩忘的高級禪境。這時猛然發現如在荒原，只有兩個老頭，對著一堆石頭，一只筐，一根扁擔，一堵墻，一片空地。

不約而同，兩人迸發出一陣哈哈大笑。笑得極其開心，不知為什么，也想不到會笑出什么來。笑過了，誰也沒說話，拾起扁擔，抬起筐，照舊去搬運石頭。不過，這一陣笑后，輕松多了。不慌不忙，不緊不慢，石頭也不大不小，抬起來也不輕不重，緩步當車，自覺勞動，自然自在，自得其樂，什么化學公式佛教哲理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這真是一生難得的一笑。開口大笑，不必說話，不用思想，超出了一切。是不是彼此別有會心？不一定。

傅鷹教授是從美國回來的，在“大躍進”中，科學研究也上馬大干。要他發表對千軍萬馬協同作戰研究科學的體會時，他背誦兩句唐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因此挨了一頓批判?？墒呛孟衽c被批雙方都不知批的是什么，為什么批。有人問我。我說，古詩和大事同樣難懂。以不懂為妙。何必不懂裝懂？他的夫人也是化學教授。兩人都已故去了。既已安息，就不必多說話打擾他們了。

又一次大笑是在這以后不到一年。我一直堅持勞動，但是同勞動的人卻常常更換。有一天，留在空空一座大樓里勞動的只有三個人。我，教日文的劉振瀛和一位嫁給中國丈夫的日本女人，她取的中國姓是李。我們的任務是擦窗戶。我初見李時，她好像是二十歲上下的美麗活潑的小姑娘，此時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不知何時起她當了職員，也不知為什么陪我們一起勞動。這個女的，據說當學生時在戰后日本做過各種勞動，繼承戰時的“奉仕”(服務)，不過是為自己生活不是為“圣戰”了。她會操持家務，所以比兩位老教授都“懂行”。她教我們怎么先用舊報紙，再用干布，然后用濕布，又重復用干布，從點到面擦玻璃。兩個老學生隨著她的示范倒也學得不慢。后來要站上窗臺去清除上層積垢，兩個老頭都面有難色。雖是二樓，摔下去也不是玩的。還是她，自告奮勇，一跳便站上去。我給她遞工具。窗子是開著的。她站得很堅定。我還是擔心不穩。不一會，任務完成，她一回身便往下跳。我出于本能，不自量力，伸手去保護。哪知她心里也不踏實，跳下時怕往外倒，竟向內側著，一見我伸手，轉身一躲，反而維持不住平衡，一下子靠到我的手臂上。我本是無心中舉臂，并未用力，也跟著一歪。幸而她不到三十歲，我也不過五十多，腳跟還站得穩，都沒跌倒。旁邊的劉出于意外嚇了一跳。三人定過神來，不由自主同聲哈哈一笑。我笑得最響。她也失去少女風度，張開大嘴。劉反而笑得莊嚴，不失留學日本時受的“喜怒不形于色”的磨練。這一陣笑聲在空蕩蕩的大樓里和著回聲仿佛突如其來的音樂，像有的交響樂的“曲終奏雅”，轟然巨響，真是難得。當然，這事除我們自己以外，誰也不知道。他們兩位大約隨后便忘了。只有我記到現在，因為這是我的第二次老來開心大笑。

現在劉已成為古人，李也回日本去了。三人余一，忽然想起這次三人大笑，接著又想起那次二人大笑，不由得又想笑，可是笑不出來。強迫哭比強迫笑容易。我老而不死也有好處，比別人多些時間回憶。記得笑比記得哭好。我的記憶中幾乎都是一些可笑的事，都是我自己做下的。記不得生下來的哭。大約十歲以后就不哭了。二十歲時，哥哥突然去世。我艱難困苦回到家，見到老母忍不住伏在她膝上哭了一場。此外再也想不起什么時候哭過。那次哭后不久，我又離家外出，舉目無親，飄零各地，無論遇見什么事都不會哭，要哭也沒有眼淚。我的女朋友告訴我，她好像不會臉紅。我告訴她，我不會流淚。于是兩人相對開心笑起來，覺得真夠做朋友。

還有第三次的笑，那一定是我登上八寶山“火遁”“尸解”的時候。但不會有人看見，自己也不知道了，所以預先在這里記下一筆。是為“三笑記”。記于1993年4月，癸酉閏三月前夕。

這篇文章名為《三笑》，實際上只寫了兩笑，最后一笑還要留待生命結束之時，虛晃一槍，這且不談?，F在可以探究的是這兩次“笑”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次，兩個老教授，在浩劫之中都被“打翻在地”，在學校里被強迫勞動，偶然之間發現身邊空無一人，于是同時迸發出一場大笑。——這又有什么可笑的？又有什么可記的？第二次，三個人勞動，兩個還是老教授，再加上一個“嫁給中國丈夫的日本女人”，也是在無人看守的情況下，迸發出一場大笑。——也沒有什么可笑，也沒有什么可記。這些是不是作者在故弄玄虛呢？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整個“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場鬧劇、一場丑劇。人們迫于形勢，不得不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或是“紅衛兵”、“造反派”、“革命者”；或是“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特務分子”。只是鬧得時間久了，似乎真是那么一回事了。“革命者”“革”得習以為常了。“勞改犯”“改”得認命了。大家都隨著“劇情”的發展，亦步亦趨地順流而下。突然，有了一個間隙，似乎兩個演員回到后臺休息的片刻，猛然發現自己不過是在演戲，不過是在其中扮演某一個角色，實際上你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正如石頭、扁擔、籮筐一樣自然，這才從心底里迸發出笑聲，說明這沒完沒了的串演鬧劇，太可笑了，太無聊了，太荒謬了。在這笑聲中，大家都回到了“人”本身。于是：“輕松多了。不慌不忙，不緊不慢，石頭也不大不小，抬起來也不輕不重，緩步當車，自覺勞動，自然自在，自得其樂，……”。——又恢復到正常人的心態。但是，“開口大笑，不必說話，不用思想，超出了一切，是不是彼此別有會心？不一定。”這“不一定”三個字極妙。相當于陶淵明所說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是“忘言”的境界，能夠體會，并不玄妙。

作者寫完“兩笑”之后，為什么還要預先寫上“第三笑”，即“登上八寶山，‘火遁’、‘尸解’的時候”那一笑呢？我想，他大約也是把整個人生看成一場戲，在生命結束時自己對自己發出會心之一笑。——這要比哭的境界高得多了。

其實，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文章中還有一笑也屬于這一類的，即“我的女朋友告訴我，她好像不會臉紅。我告訴她，我不會流淚。于是兩人相對開心笑起來，覺得真夠做朋友”。由此可見，真正的夫妻情人，或是知心朋友，就是能夠忘懷大笑的人，能夠彼此把心打開的人。

什么是幸福？就是經常能這樣忘懷得失，開心大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