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編輯室的風波》原文閱讀|主旨理解|賞析|讀后感

李劼人

《日日報》的編輯室在中國內地一個省會的某條街中。這省會有五十多萬人口，每日吃的米麥菜蔬，雞鴨魚肉，是很多的，獨于《日日報》的銷數在本城中經過了七八年，依然還只千余份。

有人說，這城里的人因為吃得太多太好，一個個都有腸肥腦滿的樣子，所以無須再拿眼睛來當口，再拿《日日報》來當糧食，再拿頭腦來當肚腹了；又有人說，并不是人家的頭腦不想容納《日日報》，只怪《日日報》太缺少滋養料，差不多同蕪菁一樣，惟有肚腹餓到十二萬分的饑人才不得已而歡迎它。這話倒也有理由，我們只消走進《日日報》的編輯室，就知道一切了。

表現《日日報》資格的所在，除了印字的模糊，和報眉上幾千幾百幾十號的數字外，最確切的還是要算編輯室里的蛛網塵埃，與夫到處堆積的上海北京等處被剪裁以后的廢報。總經理兼總編輯趙先生每每于對客的言談中慨然說道：“怎么能得一得機會把這編輯室好好的整理得像個樣子！”然而一直到《日日報》被封之前，這機會竟不曾來。

《日日報》被封的前兩三月，已經惡耗迭傳。總編輯趙先生一天又向編輯本省新聞的周先生囑咐說：“周先生，我們以后恐怕更要謹慎些才好！許多人向我說，我們近來的報上對于那有作用的教育聯合會的態度不大對，聽說其間幾個壞人正在鼓動他們的靠山，要向我們生事哩。”周先生抱著水煙袋，撐起兩只水泡眼道：“我并沒有自家拿過主意，他們送來的稿件，我總一字不易的交給排字房，反對他們的東西，一篇也未發表……”他便把近一周的報紙統統翻出來，把這一類的新聞指給趙先生看。

趙先生大概看了一遍，指著條短評說：“赫，赫，赫！或者這上面生了問題了。”

那短評是周先生做的，標題是《吾人對于新組織之希望》，不過是些普通的說法，中間有這么幾句話：

“……國人通病，往往因個人之私利，遂不惜舉團體之公益而破壞之，竊負之，一而再，再而三，馴致四萬萬人咸為散沙……惟小人能以利合，事之可悲，孰過于是！……今幸而有教育聯合會之組織，誠不啻天雞之一鳴……聞主其事者，咸教育界之名宿，吾人既祝其成功，且欲觀其后效……”

趙先生道：“你這文章原是恭維他們的，不過他們看法不同，一定說我們又在弄什么鬼了……這樣好了，周先生，我們以后對于這些事情簡直給他們個不聞不問，短評的材料寧可向省外的事情上去取用。比如談談胡憨在河南的戰爭不免是和平的障礙，張馮的暗斗影響必大，望執政有以調解之，一類毫不會生關系的東西。再不然，就把本城的瑣碎事拿來說說也行，比如昨天那條虐媳致死的新聞，就可以大作文章，或是提醒警察，叫他注意街上的瘋狗。不過說到官廳，我們的口吻總得放和緩一點，最好是在文后加一句‘請勿河漢斯言’或‘言之者無罪’的話，那就更活動了。”

趙先生周先生從此更加小心，不但短評做得幾乎等于一幅白紙，而且本省新聞也逐字逐句的加以研究。他們用心之深淺，只須看報上用的某字或一個大□的多寡便足以測驗之；例如說：“某師長于某日派某代表往某處議某事”，“或某偉人曾向某人有某種表示”；最使他們感困難的，就是各大人物的通電，或是歷數他人的罪狀，而文中涉及本省要人，或是自己表白，雖然分明是本省要人的對頭，但電上偏要說彼此早有聯合，這等公電既可以拿來填空白，又可以省儉許許多多的裁剪工夫，當然要盡量的發表；因之，他們才發明用大□字的妙法，就是把一些扼要的字句或本省要人的姓名，一律刪去，而以大□字來代替。

你們必以為某字和大□字的妙用一定會使看報的人感受種種不明了的痛苦了。其實不然不然，因為這千把饑渴的讀者，若干久來早能和趙先生等的心情息息相通，若干久來早練習成一副特別眼光，專能從無字處看出痕跡，凡是某字和大□字，在他們眼中仍足以顯出它們代表的字意。而且每逢周先生一時的忽略，把某種新聞編得略為明顯，比如說：某縣知事因縣民反對勒種鴉片，遂變本加厲，橫征暴斂之類。于是乎親愛的讀者們必費紙費墨費郵票，寄來信說：“貴報主持正誼，誠可佩服，惟處今之世，記事言論總宜少加隱晦，勿多樹敵為是。鄙人為貴報之老友，既深愛之，敢貢愚直……”

趙先生周先生既常常被支配在這種懦怯的暗示之下，所以新聞的編輯越發弄來只剩了一點枯燥的影子。然而還是有風波，這卻從他們不甚注意的外省新聞上發生出來的。

《日日報》上本省新聞的材料大概只有四種：“銜略鈞鑒”的快郵代電，“開奉等因”的例行公文，“委任謁見”的轅門抄等算一種，這是它的骨干，也就是親愛的讀者們所最愿看的東西。其次，各人送去替自己登廣告的東西，比如說近聞某人作七言絕句一首，竟將某公姓名官銜概行嵌入，頗為某公擊賞，稱為巧不可階之作云云；或是說某名公途經某地，為某將軍招宴一次，喝紹酒一杯，大歡而散，這也算一種。其次，是專門把小事化大，不是報告某排長近由火神廟移扎龍王廟，便是報告汪二麻某日大醉回家，當街踩死老鼠一只，人盡稱奇的地方通信，這也算得一種。末了，還有一般以條子計錢，寫“恭呈主筆先生鈞鑒”的濫訪事們，他們既要吃這一項飯，卻又沒力量去采訪有價值的新聞，只好關著門捏造一些產婦生蛇，城隍托夢的話，也算得一種。末后這一種太滑稽一點，但位置在枯燥無聞的新聞中，倒也很別致，既是親愛讀者們欣賞之件，所以周先生也盡量發表，濫訪事也盡量制造，居然成了《日日報》的一種特色。

至于它的外省新聞(自然更沒有外國新聞，因為太與讀者們的頭腦不生關系的原故)，比較還更要簡單些；既沒有無頭無腦，殘篇斷簡式的專電，又沒有不負責任，捕風捉影式的通信，我們可以說它這一張紙的材料，完全是由北京上海報上剪下，叫排字匠去照樣翻印一次的。誰料得定已經這樣簡單了，還有風波。

但是這也要怪編輯外省新聞的錢先生。因為錢先生很想用力把這一張紙編好一點，所以分明都是從剪刀上得來的新聞，他偏喜歡改頭換面硬做來像是《日日報》自己生產的新聞；又因外省事件牽涉本省的地方不多，歷來招災惹禍，使得趙先生周先生受坐牢之苦的，都在本省新聞，因而趙先生對于這一張紙才視為不足輕重，一任錢先生掉花頭。

他們絕對不料在恭維教育聯合會多天之后，編輯室忽然接到一封口氣極為嚴厲的信，查究“該報某日所載浙江孫傳芳占領無錫，張宗昌逃赴徐州的消息從何而來”，并且說“跡近造謠，居心可惡”。原來這是軍部副官處稱“奉諭查考，立等答復”的公函。

趙先生把信看后，立刻就蹙起眉頭，像是很不舒服的說道：“他媽的，又在外省新聞上來搜尋我們的不是了！錢先生，你看，……我們這條新聞是從那里轉載來的？”

錢先生站在當面道：“這可太怪了！這一條原是他那機關報上漢口專電，我轉載時還加了幾句按語，就怕弄出事來，像《天顧報》那次載吳佩孚敗退，弄來自己停版一樣。你先生請看，我原說恐是傳聞之誤，姑志之以待證實的。”

他們正在商量著要回信時，一個雜役進來，手上持著一張名片說：“有客來會趙先生。”

名片上印著兩個大字：易平。官銜是軍部副官。趙先生還未說請，那副官早已挺著胸脯走了進來，身上穿著呢外套，照例是不脫的，大刺刺的給趙先生點了一點頭，便向一張大藤椅上坐下道：“你先生，貴姓就是趙？《日日報》的總編輯就是你嗎？”

趙先生道：“不錯的。你先生惠臨，想來一定是因為浙江那條新聞來查詢敝報的了？我們正要回信哩。”接著，趙先生就委婉曲折把這條新聞的來源說明，并說：“敝報登載新聞，素來就很謹慎。凡是稍有可疑的地方，總是擱下的居多，就不得已而發表，也必加以按語；我們豈不知道在目前和平運動的時候，是不應該轉載不實在的新聞？就因為這條既是軍部機關報的專電，我們相信必有來歷，而且披露在前一日，所以我們才敢大膽轉載，卻不料果然生了誤會。”

易副官的態度，方比較和平一點道：“哦！原來是我們報紙上的專電！可也難怪，雖是我們的機關報，我們倒不常看它，上峰事多，那里有看報的時候，所以才生了誤會。起初上峰很生氣，說你們有意搗亂，叫務必徹底查辦，我們的副官長因才發了公函，又叫我親身來問問。我雖是隨著上峰東奔西馳的，但我生在本城，早知道你們貴報是不搗亂的；至于別的那些報館可就難了。說起來原也叫人生氣，比如去年《天顧報》，明曉得我們接近直系，它偏要天天登出一些吳佩孚大敗，奉天飛機已到天津的惡消息，難道這些消息不是真的？不過叫別人看見，我們既是接近直系的人，偏偏我們屬下的報紙這樣不爭氣，好像我們有心希望吳佩孚打敗的一樣。這幾天《中國新報》又在放肆了，天天鼓吹著說，蕭耀南怎樣的和孫傳芳聯合，奉天內部怎樣的不協，明曉得我們正在和張作霖段合肥攜手，卻故意造出這些謠言，趙先生，你說像這樣不懂事體的報館該不該封呢？我們的機關報不料也這樣胡鬧起來，等我回去報告，管他那編輯是秘書也好，參事也好，拉到軍法處，先捶他幾百軍棍再說，……趙先生，把你們打攪了，我即刻回去報告，這回沒有你們的事。不過以后你們仍得謹慎些好！”

趙先生一面答應著，一面又把他們的上峰和他們恭維了一番，并說改日還要請他上館子，把易副官的倒毛拍順了，方低聲請問這回的事是怎么突然發生的。易副官到底是年輕人，便直爽的說道：“我們軍部的人同你們并無絲毫惡感，老實說，我們只曉得槍炮，什么報紙不報紙，干我們屁事，恭維我們也好，罵我們也好，誰來管你們的閑事。只是幾個在教育界的紅秘書，連馬弁都不如的人，不知同你們有什么怨恨，常常在上峰跟前毀你們；就如這一回，也是他們把你們的報紙指給上峰看，說你們是敵黨，那會兒，若不是參謀長在旁邊罵他們是小老婆的嘴時，你們真不免要吃大虧。總之，你們留心著，以后別再惹他們，倒是同我們常常打著交道，于你們有益多了！”

趙先生送客回來，不禁嘆道：“我看除非在外國旗子之下，只好閉著口當啞巴的了！”

周先生頭腦簡單一點，因就恍然若以為可的說：“老實話，我們也學各商輪，租一面外國旗子來掛起，就可以吐氣揚眉了。”

錢先生道：“不行吧？我們這里是省會，不是商埠，不能掛外國旗的。依我說，倒是關閉不干的好。”

關門不干是報館的總收場，在旁人看來，像這樣受氣辦報，豈不深表同情于錢先生的見解？其實他們總是敝帚自珍，誰也不愿當真弄到關門，萬不得已而關門的，不是因本身的經濟，就是因外界的壓力；內部的人雖在憤慨之際常常發出此種言語，但也不過用來從反面鼓勵自己的勇氣而已。所以《日日報》依然毫無生氣的發行著，直到末了這一天，因為一句極不相干的笑話又將一位馬弁不如的人觸怒了，硬說這笑話是對他而發的，影響于他的前程甚大。他于是遂拿著這張報紙到他上峰跟前哭說《日日報》的不是，求他的上峰替他作主。他的上峰果然大怒，就叫身邊一位秘書開條子給城防司令項必達叫把《日日報》給我封了。

封報館原本不算一回什么事，不過按照往例，總得加個罪名，以見賞罰之公，可是這位秘書出身于高小畢業，憑著渾身本領，博得他上峰的歡心，賜了他一個專門學校校長，對于公事，歷來就主張革命的；因才提筆寫道：“著城防司令項必達即將《日日報》館封閉，編輯人等逮部重笞，以儆效尤，而重公安。”

于是當天午后三點鐘，某街中《日日報》館的大門上便交叉著貼了兩張城防司令部只用朱筆填過日月而無所謂朱語的封條。總編輯室待整理的機會，雖不意的到來，但趙先生卻拘到城防司令部里靜等重笞去了，蛛網塵埃，被剪裁后的廢報依然堆積在其間。

《日日報》封了，同城五六家報館好像簡直不曉得有這么一回事，自始至終，沒有一字披露。腸肥腦滿的人們只忙著吃，親愛的讀者們雖接到了《日日報》發行部的通知：“本報于某月某日無故被封……”也不過頭擺上兩擺，橫豎是蕪菁之類，不吃也沒有大關系。

一九二五年四月脫稿

李劫人，這位文壇老將，是寫四川近代史的能手。他從一九一二年發表小說《游園會》到一九六二年逝世，整整寫了半個世紀，創作、翻譯了五百萬字左右的作品。他的長篇歷史小說引起了國內外文壇的廣泛注意，他的短篇小說也頗具特色。

李劫人的短篇小說，絕大部分取材于四川成都地區的生活，反映辛亥革命以來二十年間，四川軍閥統治下的動蕩不定、畸形怪狀的社會現實。它的主要特色是暴露為主，幽默、諷刺、詼諧多趣，富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尤其善于不露聲色，不動感情地通過人物自己的行動、音容笑貌，細膩入微地創造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

《編輯室的風波》寫于一九二五年四月，發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的《文學周報》。它和作家許多優秀的作品一樣，明快、勇敢、幽默、周密、細膩，為歷史留下了一幅極富時代和地方色彩的素描。

小說以成都為背景，曲折地展開故事情節，一開始意味深長地描寫了《日日報》所處的是一個富庶而閉塞，愚昧又因襲，馬虎又麻木的環境。《日日報》的地位極不重要，已經過七八年了，在有五十萬人口的城市口，還只能銷售“千余份”，接著作家用跌宕多姿的筆觸，描寫了《日日報》編輯受氣辦報的始末。《日日報》為了避免軍閥統治當局及爪牙走卒的滋擾，唯恐惹事遭查封，經理兼總編輯趙先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小心謹慎“恭維他們”，或者干脆不登本省新聞。凡涉及本省新聞者，只用“某”字或“□”字代替，而且只刊登“銜略鈞鑒”的快郵代電，“開奉等因”的例行公文，“委任謁見”的轅門抄等一類廣告東西。要不就登“虐媳致死”、“產婦生蛇”、“醉鬼踩死老鼠”等一類捏造、荒誕的新聞。外省的新聞，也只“翻印”北京、上海報上的東西。盡管如此小心翼翼，一再退讓，但結果報館還是被封，趙先生被關押，靜等重笞。作品揭示的不僅僅是一個小小報館編輯室的風波，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黑暗、丑惡，和反動軍閥對人民大眾聲音的畏懼以及他們的虛弱。

在這篇小說中，作家以《日日報》被查封這一異樣的“風波”為線索，選擇場面，安排人物，為我們刻畫了三種不同類型的人物形象。

一類，《日日報》的編輯。總編輯趙先生，編輯本省和外省新聞的周先生、錢先生，他們都膽小怕事，謹慎從事，但又不仰軍閥的鼻息，與走狗文人同流合污。他們富有一定的正義感，同時也有各自的個性，如趙先生干練，周先生簡單和軟弱，錢先生深謀和靈活多變等。這三個人物恰到好處地反映了《日日報》的全貌。他們的作為，他們的思想和性格很能反映、概括當時一大批不滿惡勢力的知識分子的特點。

再一類，軍部副官易平。他“生在本城”，入伍時間不長，“只曉得槍炮”，愛受“恭維”，性格粗獷，也帶著丘八氣。他一方面耍著軍人固有的威風，“挺著胸脯”，“大刺剌”地“隨著上峰東奔西馳”，干著“徹底查辦”之類的差事；一方面火氣又很容易平息，只要你把他的“倒毛拍順了”，又會很“直爽”地透露事實的原委，且為之出謀獻計。這種人在軍閥隊伍中，特別是年輕的下級軍官中決不是僅有其一，而無其二的。這個形象的出現和存在，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情趣和意義。他和“紅秘書”們恰好構成鮮明的對比，更顯出“紅秘書”們的行為丑惡，手段毒辣，靈魂卑劣！

第三類，是幾個所謂“教育聯合會”的“紅秘書”。他們雖未直接出場，但無處不令讀者感到他們丑惡的嘴臉。他們雖“連馬弁也不如”，卻仰仗主子，“憑著渾身的本事”，播弄是非，殘害異己。他們“練成了一副特別眼光，專能從無字處看出痕跡，以博得上峰的歡心”。這類“紅秘書”，如魯迅先生所揭露的正人君子之流一樣，是一群“比主子更嚴厲的狗”。這種狗，在當時的中國不少啊！北京有，上海有，內地的成都也有！

《編輯室的風波》是一篇“揭發伏藏，顯其弊端。而于時政，嚴加糾彈”的幽默、諷刺小說。它通過《日日報》三位編輯趙、周、錢先生聽了副官易平一番自供狀的談話后發表的憤慨之言，對時政極盡幽默諷刺之能事。一個說：“我看除非在外國旗子之下，只好閉著口當啞巴的了！”一個說：“我們也學各商輪，租一面外國旗子來掛起，就可以吐氣揚眉了。”一個說：“依我說，倒是關閉不干的好。”這些對話，既是對軍閥黑暗統治、文化專制的諷刺和抗議，也影射了軍閥害怕洋人的奴才嘴臉。而且一針見血地戳穿了楊森之流“喜歡恭維外國人”，甘心充當帝國主義走狗的真面目！這樣就使作品的主題思想不僅是反封建軍閥的，還具有反帝的特色。

在技巧上，作家總是抓住人物特點，不惜筆墨，細膩刻畫，并靈活多變，能依人物個性和故事的需要，有實有虛，有詳有略，有明有暗。小說沒有主人公，只寫了敵對兩個陣營的人物，一是被迫害的《日日報》的編輯們，一是迫害者軍閥及其“紅秘書”們。作品對受害的編輯，還有軍官易平采用正面敘述、實寫、詳寫的手法，對迫害《日日報》的策劃者、上峰和“紅秘書”們，始終沒有讓他們出場，完全采取暗喻、影射等虛寫手法。通篇不直接描寫“紅秘書”們，然而從頭至尾使人處處感到他們存在，叫人更清楚地看出他們的本質，認識他們的兇相，確是一群比主子更嚴厲的狗。

我們可以說，作品揭露和抨擊的四川地方軍閥及其走狗，但矛頭卻是對準了整個軍閥及“正人君子”的。作品寫成于“五卅”運動的前夕，發表于“五卅”運動的高潮中，是對當時反帝反封建反軍閥斗爭的有力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