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的學術價值和影響

章學誠的思想觀點基本上都是針對當時學界的弊端而發，因此與當時學界主流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生前和身后長期未能得到學界認可。胡適作《章實齋年譜》，指出他一生不屑于考訂之學，與當時學界主流派崇尚訓詁考據的學術風格相異，并對籠罩當時整個學術界的煩瑣考據學風做了多方面的批判，所以生前幾乎遭到整個學術界的冷落，被視作“怪物”。人們認為章學誠在當時學術界贏得一席之位的是他的“方志學”理論，而這實際上只是他整個史學理論在方志編修方面的體現，還不能說代表了他全部學術成就。

今天看來，最值得表彰的是他在被視為“異端”的情況下，能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學術精神，貴創新、獨見，把學術與現實相聯系。他在《浙東學術》中總結的浙東學術的淵源、特點，提出的“六經皆史”“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觀點，為宋代和清代浙東學派學術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基礎，也成為中國史學理論的重要內容。近代，隨著儒家經學體系的解體和史學的日益興盛，他在學術史、史學理論等方面的創見得到龔自珍、章太炎、胡適等人的繼承和發展，為近代學術的發展演變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言：“其說不必盡合于今；然精深透辟，足以矯前此之失，而為后人導其先路者甚多。讀其書既可知前此思想之轉變；又可知新說未輸入前，吾國史學家之思想如何，實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留意也?！保ā妒穼W駛籍·文史通義別序》）

雖然章學誠一直生活在貧窮困厄之中，寫作也是在“車塵馬足之間”完成，生前未能形成定本，《文史通義》全書結構也不嚴謹，議題龐雜散亂，但卻處處體現著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學術追求，洋溢著我國古代學術理論綜合創新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