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的主要思想內容

《文史通義》的主旨是針對當時流行的考據學進行反思，批評漢宋門戶之見，對經學、史學、文學等多個領域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許多觀點至今仍然閃爍著深刻、耀眼的思想光輝。

（一）學術當持世以糾偏

章學誠分析乾嘉時代的學風，指出“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清代儒學陷入瑣碎之考據和門戶之見的泥潭，音韻、訓詁、注疏本來是用來闡發經典的手段，但清代考據學者“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在與當時學者的交流中他反復闡述了自己的學術觀，《章代遺書》卷29《外集》二《上辛楣宮詹書》說：“夫著書大戒有二：是非謬于圣人，忌諱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茍粗明大義，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惟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雋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

漢學“循流忘源，不知大體”，“但知聚銅，不知鑄釜”，只知功力，不知學問，所患在“學而不思”。“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宗仰王氏（王應麟），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蓋逐于時趨，而誤以襞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博約中》）

批評漢學的同時，章學誠也認為宋儒舍棄了“學問文章”，專事性命空談，已經陷于學術末流。所以他要“逆于時趨”，挽救學術，反思漢宋之爭的本質，即分析考據與義理的關系，以會通文史大義，探索學術真諦。即《說林》所說，“學問所以經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風尚所趨，必有所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表達了章學誠以力挽風氣為己任的學術精神。

他指斥宋儒，“于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家書五》）

《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中批評“以道名學”：“學術無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區學術于道外，而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則是有道而無器矣。”正因為這種離器而言道，宋儒之學才流于空疏，遠離現實，無益于經濟事功。

章學誠認為漢宋學術在考據與義理上的矛盾，其實也是“道問學”與“尊德性”的矛盾，清學的誤區在于誤以方法為目的。章學誠認為乾嘉時代所謂漢學、桐城派號稱為古文辭，貌似古學，實際是學古而未成。“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說林》）他一生都在批判以戴震為代表的煩瑣考據之學，源于浙西，不得大道；以姚鼐、袁枚為代表的桐城派文學，明標理學，實際對人心風俗危害巨大。

章學誠提倡作古文辭來糾正學風上宋學空疏、漢學瑣碎的弊端，推廣古文辭的正確方法是大力發揚古代紀傳體史學之長，“而古文辭必由紀傳史學進步，方能有得”（《與汪龍莊書》）。認為近世文學由于不曉“經之流變必入于史”，導致歐陽修的《唐書》和《五代史》不脫學究《春秋》與《文選》史論習氣，未能得見“《春秋》馬、班諸家，相傳所謂比事屬辭宗旨”，“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辟，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與汪龍莊書》）。

在《與陳鑒亭論學》中，他明確說明了著《文史通義》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上述問題，“《文史通義》專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謂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則分考訂、義理、文辭為三家，而謂各有其所長；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紛紛，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蓋為三家之分畛域設也”。

他追求的古學實為三代典章政教所存的史學和以史書紀傳為代表的古文辭，也就是他所說的“文史之學”。《文史通義》的撰寫實是從校讎《漢書·藝文志》入手，意在厘別古今學術淵源，探討古今著述之得失利病，亦即其《校讎通義》序言中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上曉徵學士書》說：“自幼讀書無他長，惟于古今著術淵源，文章流別，殫心者蓋有日矣。……而班史《藝文》獨存。《藝文》又非班固之舊，特其敘例猶可推尋。故今之學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禮，綱維古今大學術者，獨漢《藝文志》一篇而已。……然賴其書，而官師學術之源流，猶可得其仿佛。故比者校讎其書，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載籍，自六藝以降，訖于近代作者之林，為之商榷利病，討論得失，擬為《文史通義》一書。分內、外、雜篇，成一家言。”

（二）六經皆史

章學誠針對學風時弊，持正漢、宋之學，對學術進行修正的理論基礎就是“六經皆史”。乾隆五十四年（1789），章學誠撰成《文史通義》中的《原道》篇，開篇即言：“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王之政典。”明確提出了“六經皆史”的命題。而與之前后的《經解》《史釋》《易教》等篇，乾隆五十六年（1791）《答客問》、五十七年（1792）《書教》篇的撰成，使“六經皆史”的理論體系得到完善。至他病逝前一年（嘉慶五年）撰寫的《浙東學術》篇，他的以“六經皆史”為核心的史學思想建設最終完成。

“六經皆史”并非是章學誠之獨創，其淵源可追溯至先秦《莊子》之《天道》《天運》諸篇，而如隋代王通，北宋蘇洵，明王陽明、胡應麟、李贄，清初錢謙益、顧炎武等人，皆闡發過相近的認識。是章學誠將它作為一個重要的命題提出，并且深入地加以研究和論證，第一次賦予這個命題以重要意義。

什么是經和六經？章學誠認為，“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六經》之名起于孔門弟子”，“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經解》上）。所以“六經”出現較晚，為儒家學者從歷史記錄中整理而來。實際上，“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于天地之間，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報孫淵如書》）。

六經既是對先王典章政教的記錄，也是對先王政教典章所包含的思想的記述。因此，既可以說六經就是史料，也可以說六經包含了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史意）。經史為道器關系，不可離器言道。他的所謂“器”是指古代典章制度，“道”指的是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圣人借六經以見道，六經也就是歷史。《經解》下：“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夫子之圣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

經史關系密不可分，“經史之不可判也，如道器之必不可分也”（《書坊刻詩話后》），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后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為說，以致離器言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為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原道中》）。“道”蘊涵在“典章制度”“掌故”和“人倫日用”等實際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首先要關心社會政治和日常生活，關注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

他認為古代學術經史不分，貼近現實，是經世之學。“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浙東學術》），“古之所為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經解上》）。在《浙東學術》中，他更明確說道：“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

（三）作史貴知其意

古人著書、說理，不曾離開歷史和現實。所以天理性命不能空談，要通過對歷史的研究和思考去體會。章學誠用史學修正宋學，針對宋學的“空言義理”，《浙東學術》提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命題。《浙東學術》為最后一篇文章，既是他晚年對浙東學術傳統的總結，也是對自己在清代學術史上的自我定位，把他“六經皆史”“究性命于史”的思想與浙東學術聯系起來，以示浙東經史之學所代表的學術精神和學術方法才是清代學術發展的正途。“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為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于大雅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后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于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將經史合一，以史學經世，既合于天人性命之大道，又切近于人事，這是對司馬遷史學思想中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精神的發揚，和顧炎武“經學即理學”說也殊途同歸。章學誠的這一思路平衡了漢宋之爭，使經史之學融匯了考據與義理，兼顧尊德性與道問學。

章學誠提出“作史貴知其意”，也是為了糾正前人重經輕史的偏失，力圖把天人性命之道通過史學呈現出來。“史”就是記載和掌管的有關政教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以傳承先王之道，也就是歷史的意義。講求史意，努力闡明史學的目的和作用，成為章學誠治史的核心。“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雖然“史之義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史德》）。“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所以“作史貴知其意，非同于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言公上》）。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必須表達史學家對歷史的認識，要能從歷史中體會史意，在著作中體現出史意。這樣的史學家不但要有史才，得史法，具史識，還必須有良好的史德。“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史德》）強調史德就是要求史學家必須具有良好的學術道德和學風，客觀公正地看待歷史，這樣所表達的歷史的含義才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六經皆史”說強調的是六經中所蘊含的“史意”，把“經學”還原為“感性”和“具體性”的“史學”，把人們從神圣的“經義”切換到具體的“史意”中。《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都是紀傳體的上乘之作，但以后諸史墨守舊有史書體裁體例的成規，不知靈活變通，反而被史例所束縛，史家的別識心裁得不到發揮，致使后代修史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弊端。章學誠自述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之所為作也。”（《和州志·志隅自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