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的主要思想內容

《日知錄》包含的內容極為豐富?？滴醵辏?681），顧炎武在《與人書》中認為：“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保ā锻ち治募肪硭摹杜c人書二十五》）經術，主要指以新義解釋古經，涉及《易》《書》《詩》《春秋》《禮》《孟子》等經學著作。治道，主要是對歷史上治亂興替及其規律的總結，對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狀況也有分析。博聞，側重對一些知識與文化現象的考察評介，如語言、文學、掌故、信仰、職官、制度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日知錄》的內容做了細致的劃分，具體為：“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理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為雜考?！?/p>

《日知錄》是筆記體著作。它由顧炎武讀書、研究，“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者”（潘耒《序》）。潘耒還認為：“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于嘆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鼻宕螒c道光之際撰寫《〈日知錄〉集釋》的黃汝成（1799～1837）認為，《日知錄》是一部“資治之書”，“其言經史之微言大義，良法善政，務推禮樂德刑之本，以達質文否泰之遷嬗，錯綜其理，會通其旨。至于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錢、人材、軍旅，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日知錄集釋》，黃汝成《敘》）

《日知錄》雖是讀書札記類著作，但自成體系，具有深刻的學術思想，重視經世致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開放的人文史觀。顧炎武將“亡國”和“亡天下”做了區分，“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他強調“保天下”更加重要，“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這突破了易姓改號和朝代興亡的舊觀念，具有一定的創新性。顧炎武認為明王朝的覆亡是一種文化上的顛覆，而自己正處在禮制文化的最關鍵的時期。他進而探究歷代以來的文化危機和得失，進一步闡述了他開放的文化史觀。

顧炎武認為，禮制文化的經典在于《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周禮》《儀禮》《禮記》，以及《論語》《孟子》?！拔褰洝钡木駥嵸|在于使自然人成為文化人，揭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并告誡人們只有在切實的人倫日用的踐履以及對自然界的改造中才能實現生命的真正價值。他說：“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保ā度罩洝肪硎恕皟鹊洹睏l）他在詮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中又說：“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日知錄》卷七）強調了學術與實踐密不可分，在人倫日用之外沒有獨立的抽象的學問，顯示對明末空疏學術教訓的反思，也體現了實學的基本風格。

在顧炎武看來，自漢代以后，歷代官員、學者都很少能全面領會“五經”及孔孟等人所提倡的文化精神，出現了種種流弊，其中比較典型的是清談和流遁于佛老。明代中后期，士大夫們空疏浮虛，崇尚言辭，摒棄實學，這是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顧炎武認為明朝和宋朝之滅亡，與士大夫們流于佛老，丟掉了儒家的人文精神有很大關系。

這種人文史觀，在文化的文質關系上有新的論述。它強調人文道德是人類文化的根本，文化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具有歷史性和歷時性，但文化的內核有其恒常性，即都不能背離“人道”。另外，它強調文化與人的實踐要聯系。文化重視“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是事功與道德的統一，是修己治人與盡物極用的統一。顧炎武的人文史觀側重社會進步與人文道德的統一，為古代文化的生存和發展開拓了寬闊的學術天地。

顧炎武的人文史觀決定了他的研究重心和旨趣與以往學者不同。他一生的學術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文字和思想層面深入挖掘儒家經典的原義；一是探求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的結合。在這兩個方面的探索過程中，形成了顧炎武開一代學風的特色。

其次，鮮明的實學氣息。顧炎武從歷史和現實相結合的高度，思考民族文化的興衰，并謀求拯救的措施。他特別關注制度、風俗等問題。

關于政權組織和職能。顧炎武認為晚周以來的歷史證明了政權組織結構是可以變動的，由封建變為郡縣?？たh之制有漢魏與唐宋之別，又有唐宋與明之異。但這種變動大多數是一時權宜之計，因而出現了許多弊端。他曾寫過《郡縣論》，說：“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圣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于亂也?！保ā锻ち治募肪硪唬╊櫻孜渲赋隹たh制的最大弊端是高度集權：“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保ā锻ち治募肪硪唬氨M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于法，于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奸有所不能中跌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于法之外?！保ā度罩洝肪砭拧笆亓睢睏l）高度集權，但政治中樞又沒有可能對一切事情具體察理，因而不得不依托于法，造成法令滋彰、條目紛繁的局面，這不僅約束了地方官吏的根據具體情況便宜行政，而且使地方官搬弄是非，甚至操縱地方行政。皇帝集中了地方的“事權”“利權”“兵權”，難以真正做到富國裕民強兵，“言蒞事而事權不在于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于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于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日知錄》卷九“守令”條）因此，顧炎武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亭林文集》卷一《郡縣論》），不斷完善鄉里基層組織，改變由中央“多設之監司”“重立之牧伯”的做法（《日知錄》卷八“鄉亭之職”條）。他認為，如果能使鄉里基層組織發揮切實的作用，“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不能僅在上層增設機構，以免出現職位繁冗，人浮于事。不僅在機構組織上要加強地方組織，而且要使地方享有行政權，包括官吏的任免、財政管理以及軍隊建設等，使地方在分有權力的基礎上具有較大的自由，但又不能出現藩鎮割據、擁兵自重的弊端。

關于官吏的選拔和任免。顧炎武認為，與中央集權相結合，官吏選拔和任免權力高度集中，使國家無法得到真正德才兼備的杰出人才，也無法對各級官吏的政績和才干做出準確的判斷，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官吏任命的論資排輩現象。論資排輩的用人制度使庸頹者愈益庸頹，阻礙了英才的脫穎而出和仕進道路。顧炎武主張改革科舉制度，更新科舉考試的內容，科考內容豐富，突出國計民生，使國家選拔出真正有用之才。為了保證官吏的政治品格和理政才能，顧炎武主張可以借鑒古代鄉舉里選和唐代測試身言書判的方法。（《亭林文集》卷一《郡縣論九》）此外，顧炎武還力主下放官吏的任免權，并鼓勵地方官吏自行延納人才。

關于社會風俗。顧炎武認為：“風俗者，天下之大事?！保ā度罩洝肪硎傲異u”條）風俗關系國家命運，也是人文道德的關鍵?！罢撌蓝豢计滹L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保ā度罩洝肪硎爸苣╋L俗”條）《日知錄》第十三卷的“周末風俗”“秦紀會稽山刻石”“兩漢風俗”“正始”“宋世風俗”“清議”“名教”“儉約”“貴廉”“南北風化之失”等條，都是對晚周以至明末社會風俗的歷史考察，涉及社會輿論、士人道德、吏風民俗等各方面。顧炎武特別贊賞東漢社會風俗之美，東漢光武帝獎勵名節。顧炎武反感魏晉風俗，認為正始之音是典型的亡國之音。至于明末，則與魏晉有相似之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士大夫無廉恥，“萬歷以后，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日知錄》卷三“承筐是將”條），士人不但沒有起到化民導俗的正面作用，反而把腐敗的作風公開化。顧炎武結合自己在明末清初的切身經驗，感慨地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余。”（《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九》）社會必須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以便實現和增強人文道德的積極影響。針對明末社會風俗的腐敗，顧炎武提倡“清議”，存“清議”于鄉里，讓士大夫有權議論政治得失，形成合乎道義相對獨立的輿論監督環境。“政教風俗，茍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保ā度罩洝肪硎拧爸毖浴睏l）他認為通過“清議”，既可以限制官吏的貪贓枉法，又可激勵社會的普遍廉恥感。通過對儒家經籍的發揮和歷史人物的評價，顧炎武認為，一個良好的社會風尚特別需要為民表率的知識分子自覺自尊，培養自己的高尚品德，形成表率。良好的社會風俗與政治清明關系密切，如果皇帝“賞善罰惡”，不阿權貴，令行禁止，地方官吏也能自我約束，一心為民，則社會風俗自然可以好轉。

顧炎武強調治學應該“博學于文”與“行己有恥”相并重。博學于文，就要“學有本原”，由文字音韻通曉經學。但是，“文字音韻的鉤稽，旨在通經；廣博知識的探尋，旨在致用。所以，他所說的‘文’，就不是一般‘文字’‘文章’的‘文’，而是具有經世內容的‘文’”。具體來說，包括能夠“明道”“紀政事”“察民隱”“樂道人之善”的文字。“君子博學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保ā度罩洝肪砥摺恫W于文》）如果一個人真正做到了既“博學于文”，又“行己有恥”，才算得上“經明身修”，對砥礪士節、淳樸風俗，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才會有切實的促進作用。這本身也是顧炎武實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鑒于言心談性的理學末流日益脫離實際，空疏無物，顧炎武重新提倡儒家“六經”的治世功能，提出“理學，經學也”，他將后來淪為狂禪的理學與先秦至兩漢的經學（即理學）做了區分，強調“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做“實用之人”（《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

顧炎武的研究方法既有對前人的繼承，又有所突破，他把歷史和文化的研究與現實相結合，對以后的學術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