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與政治·明初文學與明初政治

一般來說，一個朝代的開國氣象，它所制定的政策、制度，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后來的社會發展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人們談論明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理所當然地會首先關注明初的政治與文學。

對于明初社會政治特點，學術界的看法大體相同。朱元璋是在元末農民起義的基礎上奪取政權的，他吸取了“民急則亂”的歷史教訓，比較注意民生疾苦，采取了興修水利、鼓勵生產、實行軍屯、減輕賦役、解放工奴、簡約商稅、提倡節儉、懲治貪吏等一系列措施，促進了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發展。但他同時加強封建專制集權，廢除宰相和三省制度，使皇權惡性膨脹;采用高壓和籠絡兩手，加強思想文化控制，確立八股取士制度，又嚴重束縛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關于明開國以后之制度，孟森20世紀30年代在北京大學講授明史時做了認真清理，編寫過明清史講義，后人談論明初政治多不出此范圍^①。

對于明初文學，多數學者認為其成就不高，而所以不高的原因就在于政治。1918年出版的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第十九章《明初文學》開篇即云：“明太祖起自畋畝，開國之初，頗獎勵文雅，征用遺賢。及海內既定，屢興大獄。劉基、宋濂，夙荷帷幄之殊遇，至是并被疑忌。詩人高啟之倫，輒用細故，坐伏斧質。其刻薄寡恩，亦已甚矣。逮夫燕王篡立，尤陰鷙好殺，殲戮異己，文士尤嬰其禍。以至孝孺族誅，解縉瘐死，皆一時之顯學也。又自開國來，便用經義取士，成化以后，八股文體方盛，承學之士，惟伺主司之好尚，以干尺寸之祿，而文章滋敝焉。其間雖不無豪杰之士，能以造述自見，終不足比于前代。”^①應該說這一判斷是有事實依據的。如被作為明初文學代表的宋濂 (1310—1381)、劉基(1311—1375)、高啟(1336—1374)，其成就最高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創作于元末。而入明以后，受到政治壓迫或政治威懾，或死于非命，或不能自由表達思想情感，故都少有超越前期之作。

謝氏的這一判斷被后來絕大多數文學史家所接受，或用別種語言來表達。完成于20世紀30年代的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在談到元末及明初的詩詞時不無感慨地說：“朱元璋一手摧殘了明初的文壇，王冕、倪瓚、戴良、楊維楨大家，無不直接或間接死在他手里。少年詩人高啟的死，尤為殘酷。劉基為他迫逼出山，非其本愿;打平了天下之后，仍不免于一死。袁凱以病自苦，僅而得免。我們讀這段詩史，其不愉快實不下于元初蒙古族入主中原的一段。”^②可以看出，他對明初政治對文學的消極影響是痛心疾首的。

新中國成立后，人們嘗試用新觀念新方法來研究文學。盡管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成為學術思想的主流，但大家對明初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的認識似乎并無多大變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集體編著的 《中國文學史》第七編《明代文學》說：“明初到明代中葉，整個15世紀，文壇比較寂寞。這和封建統治階級壟斷文學，以政治力量限制進步文學的發展分不開。明代中央集權的統治穩固以后，統治者日趨保守和腐化，企圖壟斷文學，使之成為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工具。在詩歌方面，提倡‘昌明博大之音’，出現了以點綴升平和阿諛逢迎為內容的臺閣體文學;在戲劇方面，以朱有燉為首的貴族文人集團壟斷了雜劇的創作，在宮廷王府內搬演取樂，內容多為神仙樂道之類，形式上趨于典雅化，專門在音韻、曲譜、詞藻上兜圈子。”^①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的《明代文學》部分論明初文學時也說：“明初這種繁榮和安定的社會局面，并沒有給詩文等所謂正統文學也帶來新的發展和繁榮，而是適應著統治階級的需要，在當時的文壇上充滿著點綴升平和歌功頌德的空氣。這種情況的產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社會表面的繁榮和平靜，掩蓋了社會矛盾;另方面和明初統治階級在文化上的控制也是分不開的。”^②這些意見，都是在宏觀上強調明初政治對明初文學發展的消極影響。

也有學者從具體作家入手探討明初政治對文學的影響。如郭預衡在《朱元璋之為君和宋濂之為文》(《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中指出：“朱元璋在文化專制方面的特點是，不僅特多文字之忌，也不僅大興黨獄;對于詞臣撰寫文章，干預也非常具體。他命題作文，都不稱旨，乃御制一篇，自鳴得意。他對古人之文，如韓愈、柳宗元的某些作品，也有批評。這對明代文章的發展變化是有影響的。宋濂在他的影響下，所為文章，多有臺閣氣息。宋濂本是由元入明的易代作者，其文曾有‘館閣’和‘山林’兩類。其‘館閣之文’，是最有明初文章的時代特色的。”宋濂的文風，實際上開啟了臺閣體的先河^③。郭預衡在《中國散文史》第六編明代部分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①。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學者指出明初政治對明初文學的影響也有積極的一面。例如，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二十四章《明代的社會環境與文學思想》中說：“朱元璋一方面鏟除外來的風俗習慣，一方面又積極獎勵舊文教事業。聘請前朝遺老，修明禮樂制度，設置收書監臣，搜集各方圖籍。立學校，行科舉，又命胡廣等撰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共二百余卷，用程、朱的儒家理論，統治當日的思想。永樂年間，以兩千余人的精力，編輯《永樂大典》二萬余卷，為歷代文獻的總匯。這樣一面固可籠絡鼓舞讀書人的心情，同時對于文化的恢復與建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明代的君主皇族，頗喜藝文，獎勵文學，優遇作者。在這種環境下，明代文人雖也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在古文、詩、詞一類的舊體文學方面，很少獨創的成績。”^②似乎明初政治對文學的影響也有積極成分，而明初傳統文學成就不高的主要責任在文人自己。還有學者指出：“明代的學校、科舉制度作為高度中央集權政治制度下的產物，以絕對統一的程式取士，禁錮思想，形式與內容趨于僵化貧乏，不利于學術研究和文學形式的發展。但同時學校、科舉制度的推行，讀書人數增多，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知識的普及與文化的傳播。”^③作者還對明代讀書人的數量和具有初步識字、作文能力的人數占社會總人口的比例進行了推算，指出明朝教育普及比以前朝代有很大進步，其結論應該說有一定的說服力。

對于明代通俗文學特別是白話小說繁榮的原因，除了通常所說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文化需求的刺激而外，也有人從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入手加以解說。如宋強剛在《朱元璋對文字、文體的改革與明代之文風》(《學術界》199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朱元璋在洪武初曾下詔改革文風，禁用四六文，命中書省臣錄柳宗元代柳公綽所作《謝表》和韓愈《賀雨表》，頒為箋表法式，這種改革主要是提倡古文，反對駢文，要求政府文書文字簡單、明白。同時，朱元璋還大力提倡用口語將法令寫成“直解”，用以教育人民;他自己還帶頭使用口語作文。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文章語言的口語化傾向成為社會的一種好尚，必然對知識分子在文藝創作中使用語言形式產生巨大影響”。明初的白話小說繁榮應該與此有關。文中關于朱元璋改革文風和提倡口語為文的論述，吳晗在《朱元璋傳》中已有頗為詳細的敘述^①，不是新的發現。朱元璋所作白話文，鄭振鐸也早有很高評價，他說：“明初的朱元璋，也是一位寫作白話文的大家。他是一位徹頭徹尾的流氓皇帝，什么話都會說得出口，所以他的白話詔令，常有許多好文章。”^②不過，宋文提出明代白話小說繁榮與朱元璋的文風改革及其文體實踐有關，還是值得關注的。盡管作者沒有提供朱元璋的文體改革對明初白話小說發生影響的直接證據，且明初是否存在白話小說的繁榮也是有爭議的話題，但作者的這種探討仍然是有意義的。

注釋

① 參見孟森《明清史講義·明開國以后之制度》第28—60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① 第26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據1918年中華書局版影印。② 第768頁,北京出版社1999年新版。① 第13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② 第8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③ 參見郭預衡《“有明文章正宗”質疑》,載《文學遺產》2000年第1期。① 參見(下)第1—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② 第88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3年版重印。③ 趙子富《明代學校、科舉制度與學術文化的發展》,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① 參見第四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據三聯書店1965年版重印。②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777頁,北京出版社1999年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