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學概念·詩以達意

古代詩學概念。“詩”原指《詩》，即《詩經》。語出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司馬遷“《詩》以達意”之語，繼承先秦儒家的“詩言志”說，又直接受到董仲舒的影響。董氏《春秋繁露·玉杯》分析儒家六藝的不同特點，有“《詩》道志，故長于質;《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著功，故長于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是非，故長于治”。他們一樣認識到儒家六藝，包括詩樂在內，各有自己的特點。但明顯不同的是，司馬遷改“道志”為“達意”，從而突出了詩歌文學訴諸感情的藝術特征。司馬遷之所謂“意”，也即其“發憤著書”的意思，所以《太史公自序》又說：“《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人的情感受到壓抑，“意有所郁結”，終于通過“詩以達意”的渠道，源源傾瀉發泄，既獲得內在的心理平衡，又引起社會的共鳴。因此，“詩以達意”之說，既是古代儒家“詩言志”說的重要補充和發展，又是通向魏晉六朝文學自覺時代以后的“詩緣情”說過渡的一座橋梁，從而產生巨大的影響。西漢末，劉向明顯受其影響。如劉向《列女傳》卷四《召南申女》載：召南申女，被人無禮逼婚，申女不從，于是強暴的男家羅織罪名，“致之于獄”，迫她屈服。但申女“貞壹修容”，決不順從，并且作詩達意，表明了訣絕之心，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汝)從。”(按：詩見今《詩·召南·行露》。)劉向據此而加以總結和稱頌：“作詩明意，后世稱通。”詩是一種特殊之“言”，劉向據“詩以達意”之說而加以發揮：“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說苑·尊賢》)其辭賦《九嘆》又有“冤結未舒”而“舒情陳詩”之言。魏晉以后，司馬遷的“詩以達意”說影響逐漸增大，如劉勰的“為情而造文”(《文心雕龍·情采》)、韓愈的“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送孟東野序》)、杜牧的“文以意為主”(《答莊充書》)諸說，促進了詩歌創作理論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