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論·詩論· 升庵詩話》新詩鑒賞

詩論，十四卷，明楊慎撰。慎見《升庵集》。

此書論詩尊崇六朝，于“前七子”尊崇盛唐的風氣之中，別樹一幟。“六朝之詩，多是樂府，絕句之體未純，然高妙奇麗，良不可及。”書中對陶潛、江淹、庾信都有很高的評價。

對宋代有成就的詩人亦有贊美之詞，如言蘇軾的《東坡詩》八首“敘田家自清明至成熟，曲盡其趣。”稱米元章“詩律之妙”。這和李夢陽等人所謂“宋無詩”的態度不同。

全書評論上自遠古，下迄明朝的歷代詩人，品藻各家名作，探討詩歌源流，剖析風格流派，時有獨得之見。如言：“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晚唐之詩分為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余、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按：姚應在賈島之前)、方干、喻鳧、周賀、‘九僧’(按：“九僧”應為宋人)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于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后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須?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肋骨亦何益哉!”這段話中除了個別史實有出入外，其中對姚賈詩派流弊的分析是很深刻的。

書中最引起爭議的是其詩史條：“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詩》以道性情……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骨皮干’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后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這段話后來王世貞在《藝苑卮言》(按：參見該書題解)對楊提出批評，清人也參與了這場辯論。

“詩史”之說不是宋人提出，而是唐人孟棨的《本事詩》就說杜詩把其生平“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到宋代人們對于“詩史”這個概念解釋日益豐富，已經接近我們今天對“詩史”的認識。文學作品應該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從反映生活這個角度來說，它和歷史是沒有區別的。杜詩正是用生動的畫面反映作者所處時代社會生活的。楊氏所批評的杜詩，正是杜甫作品精華中的一部分。楊所說的“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也是宋人的意見。洪炎曾說杜甫的“新安、石壕、潼關、花門之什”“則幾于罵矣，失詩之本旨也”。(《豫章黃先生聽退堂錄序》)可是作為反映現實生活和攄寫人們情感的詩歌是有責任描寫社會黑暗和表達詩人的怨怒之情的。

此書以考訂文字居多，但由于楊氏僻居云南，手頭書少，疏略之處，比比皆是。

書中每論一事，各有小題，其順序按標題首字各行其是多寡而定。

有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歷代詩話續編》本。另有今人王仲鏞所著《升庵詩話箋證》，對于該書之謬誤多有辨證。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