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論·詩論· 麓堂詩話》新詩鑒賞

詩論，亦名《懷麓堂詩話》，一卷，明李東陽撰。東陽見《李東陽集》。

李氏為“茶陵派”創始人，在創作上他立意矯正統治文壇的萎弱無力的臺閣體的文風詩風，其詩論與創作是一致的，這也體現在此書之中。書中強調詩歌的音樂性質，用節奏鮮明的音樂的感人性以克服臺閣體之平庸俗易：“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于詩，終于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志意，動蕩血脈，流動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后世詩與樂判而為二，雖有格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為排偶之文而已。”

后世詩歌與音樂分離，但其聲調、體制皆是其遺意。所以李氏以為：“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要耳目并用，聲調、體制都要合乎法度。他說：“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為杜學也。”作者認為聲調節奏布置妥當，富于變化，能夠產生可駭可愕的效果。他還認為根據聲調、體制可以區分歷代之詩，聲調、體制最容易體現風格：“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為體。譬之方言，秦、晉、吳越、閩、楚之類，分疆畫地，音調殊別，彼此不相入也。”

他提倡學唐，又說“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可見作者雖宗唐但斥絕模擬，雖貶宋亦有恕詞，這是他比“前七子”中李夢陽、何大復高明之處。

在音調法度之外，也注重詩之意境：“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對于宋人詩話中多講瑣碎詩法也不滿意：“唐人不言詩法(此句有誤，唐人言詩法著作也不少，只是沒有宋人談得好)，詩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

對嚴羽《滄浪詩話》則多贊美之詞。書中評論了許多元末明初的詩人及其作品。

有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歷代詩話續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