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含秦)散文·諸子散文·莊周與《莊子》

莊子(前369—前286) 名周，戰國時宋國蒙(約今河南商丘市東北)人。他曾為蒙地漆園吏，家境貧困，住陋巷，織草鞋，形容枯槁，而學問淵博，與孟子同時。據《史記·本傳》載：楚威王曾經“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但他拒而不就，終身隱居不仕。

莊子，是繼老子之后道家學派又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他們雖然為后世并稱“老莊”，均以“道”作為宇宙萬物的本源，但莊子與老子，以及與其他哲人，在哲學上卻有若干不同。“老子是積極問世的政治哲學，莊子則是要求超脫的形而上學。”其實，“莊子很少真正講治國平天下的方略道理(按：往往混雜于人生觀的敘述中，若有若無)，他講的主要是齊物我，同生死，超利害，養身長生的另一套。”(用李澤厚說)它還不同于儒墨韓的社會政治哲學，也不同于秦漢的宇宙論哲學。他喜歡以此論去觀照世間人生。因此，可以說莊子哲學是一種美學。它以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為其哲學構成中的核心。在認識論上，以相對論為基礎，強調“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要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倡導一種逍遙自在的生活。他認為“道”，是絕對流變無常的，不承認事物發展的相對穩定性。因此，一切大小、高低、是非、壽夭、貧富和貴賤，以及寬大與狡詐、端莊與妖異等等，都無實質的區別。從而完全取消了事物的客觀性。這樣，他就使自己無意中從形而上學滑入不可知論和取消主義之中。在社會活動中，他追求的是一種“絕圣棄知、全性保真”的神人真人的虛幻境界，對現實社會和自然斗爭不免喪失了信心和興趣。

莊子思想體系包含有若干消極、后退的因素，是應加以剔除。但在客觀上所起的某些積極作用，也不應完全抹煞。比如：

他在本體論、認識論上提出若干帶根本性的重大命題，促進了人們的思辨能力，追求人生高遠境界，并使人們對人生價值進行深入探討，確是有意義的。

他在有關社會政治的若干激烈言辭中，對孔孟仁義學說的虛偽性和對墨家、名家學說的批判，對跟隨文明而來的若干罪惡和苦難現象的揭露，以及對文明帶來的巨大異化力量(對人之本性的異化)的抗議與反對等等，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特別值得注意的，他是在我國思想史上最早發出“反異化”呼聲的先行者。他強烈抗議“人為物役”，要求“不物于物”，回歸于人的本性。這個“反異化”之說，還受到了西方某些學者的重視與欣賞。因為它可以幫助人們擺脫為資本、為商品和為科技作奴隸的處境。

另外，還有人認為莊子之學是一朵“哲學史上不結果的花朵”。它的超然物外的審美方式，游離于政治，不與當權者合作的傲世態度，以及特別強調直覺、感受和體悟作用等等，能使藝術之花大放光彩，創造出氣勢磅薄和韻味雋永的千古不朽之作。其實，他就是先秦最優秀的散文大家，其風格大大有異于其他作家。莊文觸角敏銳，觀察深刻，想象豐富;駕馭語言能力超常，組織文辭瑰奇曲折;論辯方式多樣而雄奇、奔放，文風汪洋恣肆，機趣橫生，極富浪漫色彩，對后世影響甚大。

《莊子》，又稱《南華經》，是道家重要經典之一。據《漢書·藝文志》載，原有五十二篇，現存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篇，公認為莊子親撰;“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均為莊子門徒及其后學所記述的莊子言行的著作。因此，也可以說它是莊子學派的一部總集。晉人郭象為《莊子》首先作注，唐人成玄英又為郭注作疏。目前通行的舊注本有清王先謙的《莊子集解》和郭慶藩的《莊子集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