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理學·宋詩與理學

過去在人們的印象中，仿佛理學家都是反對作詩的。程頤不是把大詩人杜甫的句子都批評為“閑言語”嗎?但隨著對理學家詩歌理論和作品的深入探討，人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從創作上來說，理學家在探究“窮理盡性至命”的義理之學以外，或多或少都留下了詩歌作品。如周敦頤存詩29首(《周濂溪集》卷八)，邵雍存1583首(《伊川擊壤集》二○卷)，張載存16首(《張載集·文集佚存》)，程顥存67首(《河南程氏文集》卷三)，程頤存3首(《河南程氏文集》卷八)，楊時存239首(《龜山先生文集》卷三八至四二)，朱熹存1100余首(《朱文公文集》卷一至卷一○)。雖然這其中存詩最少的程頤認為作詩有礙學道而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但大多數理學家還是有更辯證的看法。例如朱熹便說：“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sup>①這一見解很是耐人尋味。短短幾句話中數次轉折，頗可見出朱熹對于詩歌的復雜心理。第一句說可以偶爾作詩以適懷，卻又立刻強調不能沉溺于詩歌，否則會玩物喪志、妨礙明道;接下來說修身養性勝如思量詩句，卻又表示如果是“真味發溢”，也不必不作詩，因為這種詩歌不同于尋常之吟詠，而是自有意味在其中。

那么，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的“真味”到底指的是什么?一般來說，理學家詩可分為言理與吟詠性情兩大類^①。其言理詩中，有些是接續慶歷以來宋詩的議論化和理性精神，表達對社會人生的看法或哲理。例如邵雍的《題黃河》：“誰言為利多于害?我謂長渾未始清。西至昆侖東至海，其間多少不平聲?！痹姼璧膶ο笫亲鳛樽匀簧剿狞S河，但作者所關注的卻是它與人類的關系，將之作為一種表達自己對于社會政治的思索和人文關懷的載體?！堕e行吟》則表達了某種人生哲理：“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夢中說夢重重妄，床上安床疊疊非。列子御風徒有待，夸夫逐日豈無疲?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閑路歧?！痹姼桦m然有強烈的議論化和說理性，但作者以多個典故貫串成詩，來表達自己順應自然、閑適安命的思想，較之理學家詩中大量存在的闡發義理的作品還是有味得多。后者如邵雍的《心耳吟》：“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能天地外，別有好乾坤?！敝祆涞摹洱S居感興二十首》和100首《訓蒙詩》，全是以闡明理學義理為內容;另外，理學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兩派各自以詩歌表明觀點，將之作為辯論理學的手段。這些作品，大多抽象枯燥，缺少詩味，是理學家詩中最沒有文學價值的部分。而在理學家的吟詠性情之作中，又可分為兩類。其一是抒發內心情感的詩歌。如楊時的《除夜感懷》：“歲律已云盡，思家日日深。二年為客恨，千里倚門心。節物羅尊俎，兒童學語音。眩然如在目，恍惚夢難尋。”詩歌表達除夜思親之情，真摯感人，全無理學家強調的克己復禮、正心誠意一類的道學氣與頭巾氣，而回復為一個“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普通人。類似的還有朱熹《夜雨》：“擁衾獨宿聽寒雨，聲在荒庭竹樹間。萬里故園今夜永，遙知風雪滿前山?！币园酌韬拖胂笏茉煲饩?，表達永夜思念故園之情，充滿濃濃的詩味。又如魏了翁的《次韻李參政(壁)湖上雜詠》：“百年狐兔窟，污我黃河流。槃槃帝王州，僅與甌脫侔。秋風壯士淚，禾黍莽平疇?！弊髡咭岳韺W名家，但在這首詩中主要體現一個為山河故地不能收復而痛心疾首的愛國志士形象，可見理學家詩在談論心性義理之外，還有著關注現實的豐富內涵。不過，這類作品在理學詩派中畢竟只是極少數，更多的則是吟詠性情的第二類作品，即觀物詩。而這也正是朱熹所說“真味發溢”之作。

我們知道，由于理學作為“究天人之際”的學問，使理學家對自然有著超乎常人的興趣和獨特的觀照方式，而這正是理學家詩中存在大量取材于自然萬物、表現觀物樂趣的作品的原因^①。事實上，雖然程頤有認為杜詩是“閑言語”的看法，但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個人的性情有關，并不能完全代表理學家對待自然以及描寫自然的詩歌的態度。更深遠地影響了理學家寫作觀物詩的其實是程顥、朱熹等人的一些言論。北宋詩人石延年《金鄉張氏園亭》詩有“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表現自然界的欣欣向榮、生機流轉，與杜甫的蛺蝶穿花、蜻蜓點水其實意趣相近，但石詩得到了程顥的高度評價，認為“形容得浩然之氣”(《河南程氏外書》卷一一)。朱熹也認為石延年詩“極有好處”，尤其“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并進而認為石延年“胸次極高”^②。從程、朱二人的評價可以看出，所謂“浩然之氣”、“胸次極高”，都是他們所理解的詩人在對自然的觀照中體現出來的自身的胸襟懷抱和人格修養，而這正是朱熹所說“與尋常好吟者不同”之所在。也就是說，學道者是要通過觀自然之造化去體貼天理、領悟天道。南宋羅大經有一段話很有意味：“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蛑^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于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 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如‘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盡有可玩索處。大抵看時，要胸次玲瓏活絡。”^①羅氏之語指出了無論是對杜甫“閑言語”的批評，還是對石延年“形容得浩然之氣”的褒揚，其實都是作為接受者的理學家從其獨特觀物方式而來的理解，但這種“誤讀”卻對理學家自己的創作產生了影響，使其往往在景物描繪中蘊涵獨特理趣。

例如邵雍，作為理學家中的前輩，曾作詩千余首名之曰《伊川擊壤集》，對理學詩派的產生具有重要影響，文學史上所謂“邵康節體”或“擊壤派”都是由此而來^②。魏了翁曾為其集作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立乎吾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云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發凝滯倚著之意?！?sup>③可以看出，邵氏之詩，除了關注民生疾苦、談論心性義理，還有大量的是關于四季代謝、風云月露、山川草木的流連光景之作。邵氏自序稱“《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此“樂”并非普通之樂，而與理學家非常關注的一個命題“孔顏之樂”不無關系。如其詩中所說：“雖則借言通要妙，又須從物見幾微?！?《首尾吟》)“物理窺開后，人情照破時。”(《箋年老逢春八首》其一)那些流連光景之作正是邵雍涵泳悟道的方式之一。如《春去吟》：“春去休驚晚，夏來還喜初。殘芳雖有在，得似綠陰無。”表現四季更替是詩中常見的題材，詠春之作更是俯拾皆是，但理學家對于春天的關注角度與普通人并不一樣。一般的詩人往往在作品中表現盼春、戀春、惜春、傷春之情，是因為春天代表了一種盎然生機，而人們對于它的離去的潛在心理則是勾起光陰易逝、老之將至等對于自身生命與死亡的感慨。理學家卻對于四季更替、天道運行有更宏觀的視角和更理性的態度。春芳雖殘，綠陰已濃，四時運化，生生不息。張栻的《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其十六云：“花柳方妍十日晴，五更風雨送余春。莫嫌紅紫都吹盡，新綠滿園還可人?！迸c邵雍詩表達了同樣的觀物之“理”。程顥的《春日偶成》亦是以“春”為觀照對象：“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同樣是看云淡風輕、花舞柳飛，詩人之“樂”，卻不同于偷閑少年之樂。所樂者何事?其《秋日偶成》詩曰：“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朱熹評此詩云：“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言窮理精深，雖風云變態之理無不到?！?sup>①可見其所樂者，乃是與邵雍一樣，于自然風物中看天道運化之理。又如張栻的《晚晴》詩：“昨日陰云滿太空，眼前不見祝融峰。晚來風卷都無跡，突兀還為紫翠重。”詩歌表現自然界的陰晴不定、風云變幻，很是生動傳神。詩人對自然萬物活動變化的描寫與表現，雖然抱著探求“萬化根源天地心”的明確的治學目的^②，但這類作品所體現的觀物之趣，不僅全無理障，反而具有一種靈動跳脫的美感。

理趣詩在兩宋理學家中詩才最高的朱熹那里更是俯拾皆是。最有名的如《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從詩題“觀書”二字可看出，作者觀物以明理的目的較張栻《晚晴》詩更為明確，但這樣的“理”又確實是從自然現象中生發而來，并無道理先行的生硬感。又如《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蓖瑸槔韺W家的金履祥認為此詩的主題在于“喻學問博采極廣，而一心會悟之后，共這是一個道理，所謂一以貫也”^①，這并非穿鑿之見。因為“泗水”在山東中部，此時已陷于金人之手，身居南宋的朱熹是不可能到泗水之濱去“尋芳”的。詩歌乃是以“泗水”暗喻孔門學說，“尋芳”暗喻治學窮理、探求圣人之道。所以此詩并非純粹描寫春日風光的寫景之作，而是一首講治學心得的作品。然而這一層意思又深藏在景物描寫之中，毫不影響讀者對于詩歌所表現的盎然春意的愉悅感受。應當說，這類理學詩為宋詩增添了不少的風光意趣。

宋詩的“理趣”特點，是詩人在對事物的冷靜觀照與哲理思考中形成，“理趣”之“理”，并非單指理學思想，甚至也不僅僅指的是儒學思想，而是與當時儒、釋、道并行于世的大氛圍有關。但就儒學思想而言，無論是王安石的新學，還是蘇東坡的蜀學，在本質上都屬于推闡自然天道的性命義理之學，故其詩中所體現的理趣，與理學家的觀物方式和哲理思索，常常并無二致。例如王安石的《江上》詩：“江北秋陰一半開，晚云含雨卻低徊。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卑頃r分秋雨欲來，陰云密布的江上，青山繚繞，不見前路，卻忽有千帆隱映而來。短短一首七絕所表現的就是這樣一種江上常見的自然場景，然而詩歌在帶給讀者從郁塞低落到豁然開朗的心情變化的過程中，一種令人回味的哲理意蘊也逐漸地清晰起來。類似的還有《登飛來峰》：“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弊髡叩歉吲R遠，因“身在最高層”而有“不畏浮云遮望眼”之嘆，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實感受，卻又帶有超越某種具體經歷的普遍的哲理意義，這類作品正是意蘊生動的理趣詩。蘇軾詩中更多此類作品，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弊髡咭院谠品?、白雨跳珠、風吹雨住、水天一色的幾個鏡頭，生動活潑地勾勒出六月倏然而至、戛然而止的一場暴雨，將大自然的變幻萬千、動靜有致現于眼前?？梢钥闯觯瑥垨虻摹锻砬纭吩娕c此頗為相似。蘇軾并非像理學家那樣抱著觀萬物化育的治學目的，而詩中所含理趣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又如秦觀的《首夏》詩：“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芳菲過盡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迸c理學家詩所體現的對于季節更替無往而不樂的心態何其相似。

過去，人們總是過于強調新學、洛學、蜀學等不同學派之間的分歧，事實上，同以儒學為圭臬的根本特點使不同派別中人的思想畛域并非那么涇渭分明，有時甚至會吸收一些對方的觀念。例如身為蜀學領袖蘇軾高弟的黃庭堅就非常推崇理學宗師周敦頤，贊其“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濂溪詩序》)。這一評價殊有意味。以自然現象比喻道德人品，說明黃庭堅深諳理學家從對自然萬物的體貼涵泳中追求人格修養的悟道方式，正如朱熹贊他“非煞有學問不能見此四字，非煞有功夫亦不能說出此四字”^①。所謂的“學問”、“功夫”，自不當與理學毫無關系，后來《宋史》為程顥立傳時還援引此四字來稱揚其胸襟懷抱。正因為不同學派在思想學術上其實有相通之處，這就為理學家的一些審美觀念與整個詩壇有融合會同之勢提供了可能。例如宋詩的重要美學特點之一“平淡”，便是在理學家的推波助瀾之下形成的。應當說，“平淡”是兩宋詩人普遍的審美追求。它的發展，僅在北宋便經歷了從白體到王禹偁，到梅堯臣，再到蘇軾等好幾個階段，而蘇軾將人生歷練與具有宋詩新特征的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所確立的“平淡”內涵更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使詩人所追求的平淡不僅是一種藝術的境界，同時也是一種人生的境界。對于宋代的大多數詩人來說，各有其不同于“平淡”的主要風格，但或多或少會表現出對“平淡”的追求。例如元祐詩壇上著名的“蘇門六君子”，其主要風格或瘦硬，或平易，或清麗，或奇卓，或簡古，或遒勁，但在后期都明顯體現出詩風“平淡”的特點，而這一特點所體現的在歷經坎坷后對超然平和心態的向往，既是詩人在文學中孜孜以求的審美理想，同時也正蘊涵著理學家所提倡的一種人格理想。

從前引作品可以看出，理學家詩往往在語言和風格上都以“平淡”為特色。他們之所以青睞這種風格，原因之一在于其輕文觀念而來的不重藝術技巧，而“平淡”可以說是最接近于無技巧狀態的; 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平淡實際上是儒家人格理想的一種體現?！暗被颉暗　?、“清?！钡?，常常被理學家用作對人的品格性情的評價。如二程贊揚安貧樂道之人說：“遠遁空谷，處窮困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①又，《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其氣宇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侮之言?！?sup>②《先公大中家傳》：“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游于所信愛，久而益篤?！?sup>③所謂“議論清澹”、“與人接淡而有?！保w現出外表不張揚而內蘊深厚之意，而這正是理學家所欣賞的“平淡”的品格性情。這一意思在胡安國為楊時所作的墓志銘中體現得更加明白：“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閎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④此前程門弟子張繹祭奠程顥的文中說：“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⑤也是同樣的意思。二程甚至以“淡”與“甘”作為區別“君子”與“小人”的標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①可見“平淡”實與理學之道密切相關。朱熹曾有《論詩體平淡之義》，批評近世是今非古之失，認為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之詩無不以平淡為高，“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者，不如“古人高風遠韻”;“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于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于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②。朱熹將近體“悅人之觀聽”者貶為鄭衛之哇淫，自是理學觀念的體現;而將平淡視為雅正之體，則可知其在理學家心中的地位。朱熹又有一段關于陶淵明的著名評論：“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③這段話粗看頗有道理，實際上朱熹混淆了詩風與人的性情的區別。性情平淡的人不一定說不出豪放之語，就像唐代鐵面無情的宰相宋璟可以寫出柔腸百轉的梅花賦一樣，但在理學家來說，對陶淵明有那樣的認知又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平淡本就與人的品性密不可分。如朱熹說范仲淹“平淡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見”^④，此處的“平淡”是對人的品性的稱贊;又說王安石“然其言平淡簡遠，翛然有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毫發肖似”^⑤，則因文之平淡與他所認知的王安石的人品殊不相符而表示不解，其實仍是表達了將平淡作為一種道德品性的觀點。總而言之，在理學家看來，平淡是一種境界，一種為人處世、待人觀物時的心境，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一種道德修養和人格品性;而為文是做人之體現，所以理學家雖不重文，卻對“平淡”風格表示贊賞，正因為這類風格中蘊涵了“道”的境界。理學家的這一觀點有一個發展過程。在二程時代，平淡基本只是作為對人的評價，將做人與為文聯系起來則要到南宋朱熹時期。而朱熹在“平淡”問題上顯然受到了蘇軾及蘇門諸君子的影響。例如他的“高風遠韻”之說，當來自于蘇軾著名的《書黃子思詩集后》：“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sup>①

文學家與理學家對于陶淵明的共同標舉，更可見出二者的心氣相通之處。兩宋文學家對于陶淵明詩的發現與學習，論者已多，茲不贅述。無獨有偶，陶潛也是理學家最為推崇的詩人之一。如邵雍《讀陶淵明〈歸去來〉》詩云：“可憐六百余年外，復有閑人繼后塵”，即表達了要以繼承陶詩為己任的意思。朱熹更是從理論到創作都對陶詩深有體認。除了那段著名的關于陶淵明不是平淡而是豪放的言論，朱熹還曾評價說：“淵明所以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②并在創作上有意效仿陶詩，其《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結客載酒過伯休新居，風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踐約。坐間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韻，熹得中字賦呈諸同游者》正是這樣一首作品。詩題如一篇小序，敘述作者用陶淵明游斜川故事與三五好友游山，并用陶詩卒章二十字分韻賦詩之事。作者之詩不僅在整體風格上極類陶詩，而且其中所表達的對淵明固窮守節的敬仰之情，正說明作者對陶詩風格的學習，并不僅僅著眼于藝術特點上，而是與詩人的人格襟懷有關。后來真德秀編《文章正宗》，所選唐以前的詩歌亦以陶詩為主?？梢?，正是由于文學家與理學家在對陶淵明藝術風格和人品性情的共同標舉中，“平淡”才最終成為宋詩的典型特征之一。

以上多從理學家的角度來談其與詩歌的關系，而從詩人的角度來看，同樣與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尤其從北宋后期開始，隨著理學影響的逐步擴大，其學說與思想對于詩壇的滲透也越來越明顯。江西詩派在南宋初年的盛行正體現了此點。雖然理學家重道輕文的觀念與江西詩派的講究布局和遣詞造句等詩藝大相徑庭，但江西詩人對詩的性質和社會作用的看法卻與理學家相近^①。從詩人本身的思想學術觀念來說，黃庭堅與理學的關系前已略述，并且他是李常、范祖禹的學生，而李、范二人與理學極有淵源?！叭凇敝硪蛔陉悗煹酪苍谒枷牒蛶熡殃P系上接近理學家。他是曾鞏的門人，又與理學家呂希哲、鄒浩是朋友。另外，宗派圖中的徐俯是楊時的學生，謝逸、汪革、饒德操等均為呂希哲父子的門人，潘大臨、江端本、晁沖之等多與呂本中相友。

除了宗派圖中的人，江西詩派的鼓吹者呂本中和南宋的江西派詩人曾幾、楊萬里、趙蕃等都有著極深的理學背景，而這對于詩歌理論和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呂本中的“活法論”。一般人討論此點，都會提到這一理論的禪學淵源，而較少關注它與理學的關系。事實上，理學是“活法論”產生的另一重要來源^②。南宋羅大經曾說：“古人觀理，每于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蜃釉唬骸耪呷缢狗?，不舍晝夜?！衷唬骸搅捍骑簦瑫r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衷唬骸慈旎?，不舍晝夜?！鞯啦怀扒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于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衷唬骸畯推湟娞斓刂?。’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③羅大經自是從理學家的角度啟發學道者如何觀物明理，而他所總結的從“活處觀理”的悟道方法與呂本中“規矩具備，而能出于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于規矩”(《夏均父集序》)的作為詩歌技巧的“活法”實際上有著思維方式上的相通性。而最成功地實踐和發展了“活法”論的楊萬里恰恰是深具理學造詣、“以學人而入詩派”者，正從另一角度說明了“活法”與理學的關系。

作為南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楊萬里在詩歌創作中最典型地體現了當時詩壇深受發展興盛的理學影響的特點，其誠齋體的形成，除了時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學史原因之外，實與理學有著密切關系^①。楊萬里曾作《和李天麟二首》詩，提出了“學詩須透脫，信手自孤高”的觀點。所謂“透脫”，其實是宋代理學家普遍追求的一種悟道的境界，指經過對儒家經典的探索和日常生活的體驗，一旦豁然醒悟之后心胸的通達超逸，是一種不拘泥于世俗的見識、不沾滯于事物的行跡，活泛流轉，無入而不自得的境界。正是抱著這樣一種從理學修養而來的“透脫”心胸，楊萬里才擺脫了“資書以為詩”的江西流弊，不再從書本上尋章摘句，而是以機敏通脫的眼光去關注大千世界，并用平易活潑的語言和隨物宛轉的詩法表現出來;而“活法”正是適合于這樣一種創作狀態的表現手法。

誠齋體的“活法”特點，在表現自然萬象的詩歌中最為突出。事實上，自然萬物正是誠齋體最主要的描寫對象，而這同樣是受理學思想影響的結果。我們知道，理學家常常從自然現象中“觀造化之妙”，楊萬里亦具有同樣的看法和態度。他在《薌林五十詠·文杏塢》詩中說：“道白非真白，言紅不若紅。請君紅白外，別眼看天工?！敝笇ψ匀蝗f物要別具眼光，從表象之外探究化育萬物的造化天工，這正是楊萬里如此關注于自然的原因所在。如《道旁小憩觀物化》：“蝴蝶新生未解飛，須拳粉濕睡花枝。后來借得東風力，不記如癡似醉時。”從內容來看，詩人仿佛是以充滿新奇與童真的眼光，描寫了蝴蝶新生時的情景，但從詩題可以看出，作者其實是要從這些最普通不過的自然現象中觀萬物之化育。《阻風鐘家村觀岸傍物化二首》一類的詩都體現了相似的主旨。誠齋詩歌便往往這樣將生動有趣的描寫所體現的詩人之“眼”和描寫背后冷靜的觀照所體現的理學家之“思”成功地結合起來，活潑靈動而又引人回味。例如《過松源，晨炊漆公店》：“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攔。”詩歌具有某種哲理性，但作者這種理性的領悟是通過極富趣味的場景表現出來的，正是典型的理趣詩。而如《夜宿東渚放歌》《初曉明朗，忽然霧起，已而日出光景奇怪》一類的詩則突出地體現了“活法”“跳騰踔厲”、“飛動馳擲”、“筆端有口，句中有眼”等特點^①。如前者：“天公要飽詩人眼，生愁秋山太枯淡。旋裁蜀錦展吳霞，低低抹在秋山半。須臾紅錦作翠紗，機頭織出暮歸鴉。暮鴉翠紗忽不見，只見澄江凈如練?！碧搶嵔Y合地寫出晚霞變幻多姿的景象，“如攝影之快鏡，……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眼明手捷，蹤矢躡風。此誠齋之所獨也”^②。

綜觀之，理學作為兩宋時期最重要的學術思想流派，對于詩歌的影響存在著兩面性：一方面，理學家重道輕文的思想阻礙了詩歌的發展，而理學家的創作中大量表現抽象枯燥義理的語錄講義體詩歌，以文學形式的非文學化成為詩歌發展的逆流;另一方面，理學思想的盛行、理學家的觀物態度和方式大大促進了宋詩理性精神和哲理趣味的形成。另外，理學家對陶淵明的標舉和對“平淡”的推崇也順應了詩壇發展的潮流，豐富了文學審美風格的內涵。

注釋

① 《朱子全書》卷六五,清嘉慶刻本。① 參見謝桃坊《略論宋代理學詩派》,《文學遺產》1986年第3期。① 此節參見張鳴《即物即理,即境即心》,載《文學史》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② 《朱子語類》卷一四○,第3329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①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第149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② 參見祝尚書《論“擊壤派”》,《文學遺產》2001年第2期。③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邵氏擊壤集序》,四部叢刊本。① 金履祥《濂洛風雅》卷五引,叢書集成初編本。② 《南軒文集》卷五《廬陵李直卿以復名其齋求予詩》,清道光刻本。① 《濂洛風雅》卷五,叢書集成初編本。① 《宋元學案》卷一九引,中華書局1986年版。① 《程氏經說》卷四之“白駒”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②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四,中華書局1981年版。③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中華書局1981年版。④ 《伊洛淵源錄》卷一○《楊文靖公墓志銘》,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⑤ 《二程遺書》附錄張繹《祭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① 《二程遺書》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② 滕珙《經濟文衡》后集卷二三《朱熹文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③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④ 《晦庵先生文集》卷八四《跋呂范二公帖》,四部叢刊本。⑤ 朱熹《楚辭后語》卷六《寄蔡氏女第四十七》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① 《蘇軾文集》卷六七,中華書局1986年版。② 《朱文公文集》卷五八《答謝成之》,四部叢刊本。① 參見馬積高《江西詩派與理學》,《文學遺產》1987年第2期。② 參見張鳴《宋詩活法論與理學的關系初探》,見《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③ 《鶴林玉露》乙編卷三第163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① 參見張鳴《誠齋體與理學》,《文學遺產》1987年第3期。① 周必大《跋楊廷秀石人峰長篇》語,見《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稿》卷九,清光緒刻本。② 錢鍾書《談藝錄》第118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