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西夏文化·宋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西夏王朝是公元10世紀至13世紀崛起于西北地區的，以黨項羌為主而又聯合漢、吐蕃、回紇等民族共同建立的民族政權。從元昊改元稱帝(1038)至帝��出降成吉思汗(1227)，傳位10世：景宗元昊、毅宗諒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順、仁宗仁孝、桓宗純佑、襄宗安全、神宗遵頊、獻宗德旺、末帝��，歷祚190年。若依西夏人自己的算法，則在元昊前還有太祖繼遷、太宗德明，共歷祚12世，246年(982—1227)。其地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余里”^①。都城興慶府，地處賀蘭山東麓黃河之濱，即今寧夏首府銀川市。

西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文化發展的基本過程為：逐漸摒棄西蕃游牧文化，靠攏漢族農耕文化，形成“外番內漢”特色，最終走向融合。夏詩《頌師典》云：“蕃漢彌人同一母，語言不同地乃分?！秉h項乃羌族一支，自稱“彌人”、“彌藥”。唐貞觀初，其首領拓跋赤辭率部歸唐，賜姓李，遂將其族部由松州(今四川松潘)一帶遷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討黃巢有功，復賜李姓”^②，封夏國公。自唐代“受封賜姓”以來，一直接受中原文化的熏染。黨項本是“衣皮毛，事畜牧”的游牧民族。但是，隨著民族力量的不斷壯大，黨項人迫切感到落后的游牧文化限制了自身發展。于是，積極地吸收漢文化，希望用先進的漢文化改變游牧民族的落后狀態，提升民族素質，進而實現進兵關中、抗衡中原的宏愿。因此，在經唐入宋、歷時四百年的文化滲透過程中，中原文化的根基已深植于西夏文化的沃土之中。史載，德明曾告誡元昊說：“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笨稍粎s斷然回答：“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③這一方面說明元昊野心勃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對中原文化的向往與認同。西夏的獨立，只是地方政權的割據性質，元昊可以強行“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立王朝規模，卻不能割斷其與漢文化的淵源?！叭霛h人之數”，是黨項羌人的共同心愿。西夏學者骨勒茂才在其所編撰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序言中說：“兼番漢文字者，論末則殊，論本則同……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俱備，不學番語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能也?！?sup>④這些情況至少說明：一、宋夏文化交流是歷史的延續，是時代的必然，是兄弟民族間和睦相處的表現; 二、宋夏文化交流不是對等的雙向交流，而是黨項羌人依照漢文化的模式改造自己民族文化的運動過程，是黨項民族不斷丟棄原有文化的落后成分，主動吸收漢文化的先進養料，并逐漸融入中華民族文化有機體的運動過程。這可從西夏大量留存的漢文書籍以及西夏文文獻得到證明。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開始將《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陸續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是20世紀初(1908—1909)俄國科茲洛夫探險隊在中國西夏王朝黑水城遺址所獲宋夏金元時期的珍貴刻本與寫本，其所收錄的367件漢文遺書中西夏刻本、寫本計186件，宋代刻本、寫本54件，其余為唐、五代、金、偽齊、元諸代刻本、寫本。這些漢文遺書內容包括：1.佛教作品，2.儒家和道家作品，3.醫書、歷書、占卜書，4.歷史著作，5.字書，6.文學作品，7.木版畫和印章，8.文書，9.關于書籍和印刷史的資料，10.黑水城出土漢文遺書中發現的歷史資料，11.書籍業技術方面的資料。盡管這367件遺書并不完全是從宋朝獲取的，但漢文書籍在西夏的廣泛流布，足以說明漢文化已完全融入西夏人的思想行為和道德規范之中。

西夏輸入漢文化的途徑主要有三。一是求取經書典冊，通過官方求賜和民間私購的方式大量獲得，然后將其翻譯成夏文傳播。如 《孝經》《論語》《孟子》《列子》《左傳》《周書》《孫子兵法三注》《孫子兵法》《六韜》《黃石公三略》《貞觀政要》《類林》《十二國》等，都有夏文譯本。二是模仿中原禮儀制度。歷代拓跋首領多受唐、宋冊封為官，對唐、宋典章制度、朝拜禮儀、管理體制等國體政體心領神會，了如指掌，如元昊本人即為中國通，“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鑒訣》”^①。三是重用或引進漢人，《宋史·夏國傳上》載，元昊創業之初：“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鐘鼎臣典文書……”顯而易見，在他的智囊團中，漢人為多 他重用的主要謀臣張元、吳昊也是收容的關中士人，西夏與宋交聘的使臣張浦、楊守素等人也都是漢人。這些人精通漢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們給西夏文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嘉靖寧夏新志》卷二載：“斡道沖，字圣宗，靈武人。其先從偽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道沖通五經，為蕃漢教授，譯《論語》注，別作《解義》二十卷，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于國中。后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沒。夏人常尊孔子為‘至圣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像)列諸從祀?！蔽拥罌_給西夏傳播漢文化做出巨大貢獻，深得夏人敬重，甚至享有從祀孔子的崇高地位。

西夏王朝在廣泛吸收漢文化的基礎上，尤其注重對禮儀文化和佛教信仰的受容和吸納。

西夏的歷代君主都非常重視吸收漢禮儀文化。李繼遷攻取靈州后，于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將靈州改為西平府并定為都城，將拓跋氏宗族悉數遷往西平府，邁出了向漢文化靠近的一大步。他表白此舉目的說：“西平北控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且其人習華風，尚禮好學。我將藉此為進取之資，成霸王之業，豈平夏偏隅可限哉! ”^①李繼遷已經明確認識到習尚華風禮儀對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其子德明與宋重修和好，化干戈為玉帛，貢獻之使，歲時不絕，“其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制”^②，還受封為夏王。元昊建國稱帝，為求獨立而有意排斥漢文化，另立年號，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裁禮之九拜，主觀上想通過建立自己一套文化禮儀以擺脫漢文化的影響，但他稱帝號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又改年號為“天授禮法延祚”，全都充滿著漢文化的意味。所設官屬皆仿唐宋舊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曰御史臺，曰開封府，曰翊衛司，曰官計司，曰受納司，曰農田司，曰群牧司，曰飛龍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學，曰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sup>①后來因其中書不能統領庶務，又仿宋制設尚書令。元昊精通蕃漢文字，熟悉中朝典故，其“正朔朝賀雜用唐宋典式，而見官屬以六日為常參，九日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謁，舞蹈，行三拜禮。有執笏不端、行立不正、趨拜失儀者并罰”^②。這些朝參禮儀顯然是仿效漢人略加改造而成的。至于蕃書，因是短期創制的急就文字，缺少長期歷史文化的自然積淀，就只能模仿漢字的形體結構而創制，屬于“漢字式的文字”，而且蕃書的主要功能除紀事之外，主要是翻譯佛經和儒家典籍，不過是傳播漢文化的工具。如夏文《德行集》，就是桓宗純佑指示番大學院教授曹道樂等人從儒學典籍中“擇其德行可觀者，備成一本”^③，作為修身治國之要覽，目的是讓新繼位的桓宗閱讀學習，懂得為帝之道。元昊強行推行用于抗衡中國的“胡禮蕃書”，開始尚能遵循，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難以維持。其子諒祚亦“去蕃禮，從漢儀”，并“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此迎漢使者”^④。秉常時，雖“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⑤，但其子乾順又將漢學作為“國學”，并“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⑥。其子仁孝又將“國學”弟子“增至三千，尊孔子為帝，設科取士，又置宮學，自為訓導”^⑦。自此，漢學日興，蕃學日衰。至于上表乞賜九經、樂書、唐史及至《冊府元龜》等事，以及私下購買漢文書冊典籍之事則屢有史載。對此，仁宗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中說：“其后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生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于中國?！?sup>①富弼所言，正好說明漢文化對西夏文化的深遠影響。

從宗教信仰看，佛教是西夏的國教，但其經文幾乎全部取自宋朝。西夏主要佛事活動有三種，即求經、譯經、修建佛寺浮屠。史載，西夏曾先后六次從宋朝贖取大藏經。其中仁宗朝五次，神宗朝一次。求經活動主要集中在西夏建國之初的時段里，不只說明夏人尊崇佛教的迫切需要，更說明佛教對夏人立邦建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義。西夏求取這些佛經后，即組織通曉蕃漢文字的高僧將其翻譯成蕃文加以傳誦。據史金波分析^②，西夏翻譯佛經的大型活動分作三個時期。一為初譯時期，元昊于1047年在興慶府建高臺寺，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廣延回鶻僧居之，讓他們“演譯經文，易為蕃字”^③。但史先生認為，回鶻僧人把漢文經典譯為西夏文要同時精通難懂的漢語文和西夏語文。要把數量極大的大藏經譯成西夏文僅用回鶻僧人會受到相當的限制。如果真是這樣，那也只是翻譯水平的高低問題，不會影響立邦建國的需要。二為完成時期，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順，組織了大規模的譯經活動，西夏文大藏經主要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他考證《西夏譯經圖》所反映的正是這一時期大規模的譯經場面。三是校對與散發時期，仁宗仁孝在西夏文佛經中多以校者出現，說明至此西夏譯經的工程已經基本完成，主要工作則是大量散發傳播佛經。黑城出土的漢文《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后有仁宗仁孝用漢文所作之發愿文記述：乾祐二十年(1171)九月十五日恭請國師法師僧眾，“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燒結壇作廣大供養，奉廣大施食，并念佛誦咒，讀西番、番、漢藏經及大乘經典，說法作大乘懺悔，散施番、漢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一十萬卷，漢金剛普賢行愿經，觀音經等各五萬卷……”^①。僅這一次散發各種佛經就達十五萬卷，可見其法會規模之大，散發數量之多。修建佛寺始于元昊，他在興慶府建高臺寺，之后諒祚在興慶府又建承天寺，秉常和乾順都修過涼州感應塔，乾順還修建了有名的甘州大佛寺。至于小規模的佛寺更是到處修建，正如《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漢文所記：“□□釋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磎谷，村落坊聚，佛宇遺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無不必葺。況名跡顯敞，古今不泯者乎?”^②西夏歷代君主皆崇尚佛教，一脈承傳，熱情不減。其真實用心恰如承天寺塔碑文所言，無非祈求佛祖“保圣壽以無疆，俾宗祧而延永”^③。

除了禮儀文化和宗教文化之外，還有對中原軍事文化的引進。我們雖然沒有證實元昊讀過《孫子兵法》的材料，但夏文譯本中有《孫子兵法》，元昊深諳韜略，身邊又確實聚集了一大批深通兵法的中原謀士。從他指揮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巖三戰三捷的過程看，其靈活戰術之運用，固然有長期對宋作戰的經驗積累，但亦與孫子兵法大要暗合，幾達出神入化之境地。

總之，西夏政權模仿宋朝官制以成國體，吸收儒家禮樂以成教化，吸收中原佛學以崇信仰，吸收《孫子兵法》以圖軍事擴張。宋夏文化的密切交流，起到了凝聚羌漢民族友誼的橋梁紐帶作用，同時也迅速改變著黨項羌人的文化結構，從而形成“外蕃內漢”的西夏文化模式。

注釋

① 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段飨臅滦ＷC》卷一二,第145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②③ 分別見《宋史》卷四八五第13—982頁、第13—993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④ 夏骨勒茂才《番漢合時掌中珠》第5—6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① 《宋史》卷四八五第13993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①② 分別見戴錫章編撰、羅矛昆校點《西夏紀》卷六第88頁、卷四第159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① 《宋史》卷四八五第13 992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② 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段飨臅滦ＷC》卷一三第152頁,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③ 聶鴻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第132頁,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④ 《宋史》卷四八四,第14 001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⑤⑥⑦ 分別見《宋史》卷四八六第14 008頁、第14 019頁、第14 030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① 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五第150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② 參見《西夏史論文集》第344—345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③ 《西夏書事校證》卷一八第212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 轉引自《西夏史論文集》第346頁,史金波《〈西夏譯經圖〉解》,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② 韓蔭晟《黨項與西夏資料匯編》上卷第一冊第140頁,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③ 胡汝礪《嘉靖寧夏新志》卷二第153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