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隋唐五代文學與交通·唐代館驛制度與文學創作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也置驛設館，但還沒有形成系統的館驛制度，唐朝則制定了一整套嚴密的館驛制度。唐文人應舉、赴選、出使、赴任、遷貶，漫長的行旅途中，常打交道的，就是道路沿線的館驛、客亭、旅店，以及相當于旅店客館的寺廟道觀。總而言之，他們或多或少都得受館驛的制度約束。館驛制度、交通設施與唐文人行旅生活有很緊密的聯系，并由此而對唐人文學創作發生了深刻影響。

館驛制度促進了唐人文學創作方式的變化，在行旅中出現了大量館驛題壁、題名、紀行、送別、留別、異地寄和之作。適應行旅生活流動不定的特點，唐人靈活運用各種各樣的創作方式和文學形式敘事抒懷。

題壁 唐文人出行機會多，館驛客亭、佛寺、道觀遍布全國，題詩的機會多，處所多，興會更多，這就帶來了題壁詩的繁榮。這不僅反映在題壁數量之巨大上，而且表現為作者隊伍的高度社會化。題壁方式多樣，有時即興直題，有時先寫好詩稿，再謄抄上去，此外還有繼題、轉題、寄題等。題壁不僅有審美功能，而且有多方面的社會文化功能。

題名、聯句 題名、聯句都是文人在旅行中經常運用的文學創作方式。有的僅記錄了姓名年月及旅途往來，沒有多少文學意味，有的卻寫得“流連感愴”，頗有文學意義。與此相關的有聯句，其特點，一是同題共詠，二是聯珠疊唱，三是審韻諧律。眾作匯集，成為一篇，其佳妙之處是個人創作所不可替代的。行邁途中只要遇到工詩能文之士就有可能舉題連綴，在競賽活動中完成創作，其中的審美愉悅也不同于獨自行吟。

送別詩 唐人送別，多在交通沿線館驛中進行。送別餞行，既是一種社交活動，也常常是一種文學活動，因為只要有文士參與，必然即興賦詩，展開酬贈等唱和活動，甚至結集流布。兩京、荊揚等中心城市郊外館驛，常因文士頻頻舉宴聚會而顯得特別熱鬧，故送別是與行旅密切相關的一類題材。唐人送別詩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類著重對離別這一事件本身作形象化描寫，常運用比興、象征等手法對別情、別意以及行旅漂泊情景進行比況，營造離別意境。由于詩中出現大多是讀者熟悉的意象與場景，能幫助讀者體會離別之情，故容易引起共鳴，所寫的離別有概括性。另一種寫法只針對一時一人一事，扣住具體的離別事件作細致敘寫，常詳寫送別對象、過程，想象對方沿路征行的情景，有的還交代送別原因。這么寫，二人的友誼是突出了，但由于所寫內容都只有個別性，沒有普遍性，讀者對行旅背景缺乏了解，對詩中所說感到陌生，所以難以引發同感。在唐代，運用第一種寫法創作出的佳制甚多，王勃、王維、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代表了唐人送別詩的藝術成就，但數量少;運用第二種寫法創作的詩值得一提的少，量卻極大，代表著唐人送別的主流。

異地寄和 異地寄和是天各一方的唐文人維持唱酬的主要方式，是唐代社會流行的文人唱和方式之一。它通過驛遞以及順路捎帶等方式實現。原唱者從甲地寄詩到乙地，對方收到詩后，往往寫成酬答之作，回寄過來。甲方收到乙方和作，有時又寄詩過去，引起新的一輪和答，如此往復，往往形成文集。酬寄作為雙向交流的文學活動，選擇性很強，不是自己的多年故友或敬重的前輩，詩才若不能和自己相匹敵，就不會隨便與之有文字交往。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與令狐楚，都是這樣的至交。這種關系體現了中晚唐文人之間復雜的社群關系，卻與大臣結黨營私有著本質的不同。唐人創作這類詩歌時很崇尚藝術創新，在制題、措辭、語氣方面都頗多講究，這使得寄和之作成為“智慧的技巧的文學”^①。

驛遞制度與唐人文書傳送 驛遞制度與唐詩的流播有很密切的關系。“驛遞”即通過驛傳遞送，傳遞的對象是各種公私物資和文書，唐詩就夾雜在其中進行傳遞。文書有因便使、遣差官、交郵驛三種寄達方式。“因便使”就是附驛遞進，不遣專使。“遣差官”即遣專使投送，送的往往是緊急文書。交郵驛即交由郵驛中的驛卒、遞夫擔負傳遞任務，通過這一渠道郵寄的比較多。隨著館驛、進奏制度的變化，唐人文書傳送途徑與方式也在不斷改進。唐詩傳播面因而更廣，方式也更多樣。

水陸交通是唐詩最主要的傳播方式。唐人詩文經常通過驛路寄送，不僅京師與諸州如此，地方官的文字往還也是這樣。吳楚、吳蜀、吳洛、荊潭、荊夔、并汴諸州的文士，每賦詩，常飛函相示，且命同作。即使出處乖遠，亦如鄰封。傳遞方式也多種多樣。

其一，利用奉使、應舉、朝集、賀正、上計等機會“便寄”。機會一來，人們總不失時機地向親故寄送詩文。由于機會難得，一次所寄不限于一種，通常是詩、文兼寄。往返于兩京的宮員、使客到達某地后，當地官員往往托他帶去寄贈給對方的詩篇，有時出使一次，帶回很多詩章。有時托本州使京者，白居易在忠州時，便通過本州使京者寄詩給京城僚友。

其二，委托路上遇到的使客捎帶，有的是軍使，有的是出使的郎官御史。刺史、節鎮有時則派遣專使傳送文書。有時為了快捷，雇請腳力或交由仆人投送。上述文書寄送方式都是在正常的郵遞之外另辟的，能否實現，得看機會的有無。盡管如此，但因其靈活多樣，適應面廣，故仍然是水陸交通中通行的唐詩傳播方式。

詩歌傳播路線與唐代交通路線基本重合，交通繁忙的驛道同時也是詩歌流播的主要路線。唐前期政局變動頻繁，宋之問、沈佺期、杜審言等因此而不斷南貶，詩歌也隨之南播。中唐時，元稹居京，白居易則在江西、巴蜀為官，前后酬寄不斷，于是出現了“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①的現象。令狐楚鎮汴州，與吳越文士以詩相寄和，于是出現了“新詩傳詠忽紛紛，楚老吳娃耳遍聞。盡解呼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將軍”^②的現象，可見水陸交通對文學作品的宣播，作家聲名的傳揚能產生廣泛影響。

唐代交通與唐人文集面貌的變化 唐人文集成集之前還有一個較長的流傳過程，其間常出現作品數量的增減，篇第的錯亂，文字的訛異。致誤的原因之一是詩歌的題壁與轉抄。題壁會引起別人轉抄，這好處固然頗多，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多。其一，題詩上壁后文字可能經好事者改動，作者也會不斷修改詩稿，造成一首詩存在兩種以上的版本，壁上詩播于人口，卷上詩傳于人手，除非作者手定，否則莫衷一是。有時候一首題壁有兩個文字不盡相同的題目，其實，一個是題壁時名，一個是卷上詩題名，并非訛誤，而是兩種情境下創制的題目。其二，與此類似，投寄送別詩也有兩個版本，一本在對方，一本作者自將，文字也會發生變異，兩個版本同時流傳。其三，唐人制題往往帶有敘事性質，多對成詩事由、經過、目的作出交代。其中佳制，道路上的行客讀后往往轉抄，有意無意間會將原題中的字漏省，如題壁詩中的“題”、“屋”、“壁”、“驛”等字就經常被省略或漏失，導致版本差異，《全唐詩》中有許多這方面的例子。其四，寄題(即委托別人將自己的詩篇題寫在指定處所)也容易造成版本歧異，錄文入集之際有可能漏寫原作詩句。

注釋

① 前川幸雄《智慧的技巧的文學》,《日本白居易研究論文選》第194頁,馬歌東譯,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①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全唐文》卷六五三,中華書局1983年版。② 白居易《宣武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吳中聊奉短草用申酬謝》,《全唐詩》卷四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