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內容·明代通俗小說·嘉靖朝的通俗小說

明初之后小說創作進入蕭條期，近二百年內無新的通俗小說問世。在明前期政治、文化、經濟等各方面條件決定下，這又是一個必然現象。首先，封建統治者以高壓手段嚴密控制意識形態領域，同時又在全國設立儒學，命令各地只能以孔子選定的經書教誨學生(黃佐《南雍志》卷一)。在伴以酷刑強力推行儒學的陰冷氣氛中，任何文學作品都必定會失去應有的生氣。當時詩文只有應制、稱頌的“臺閣體”才被認可容納，極度平庸乏味，卻因其適合時代的環境與氣氛而流行了百年左右。在元代曾極為繁盛的戲曲此時也跌落至低谷，統治者大力肯定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劇作，同時又堅決鎮壓可能危及封建統治的作品，甚至嚴禁百姓們留藏這類刊本。朝廷的公告寫得十分明白：“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凈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國初榜文》)歷來受統治者鄙視的小說更是打擊的目標，《剪燈新話》與《剪燈余話》被加以“邪說異端”、“惑亂人心”的罪名而禁毀，朝廷還通令各地：“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顧炎武《日知錄之余》卷四“禁小說”)小說創作與傳播在這時都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障礙。其次是印刷業落后的制約。文學作品只有在流傳過程中才能充分體現價值，展示其生命力。詩詞賦曲等其他文學體裁作品靠口誦筆錄就可以廣泛傳播，而小說，特別是通俗小說篇幅較大，若不刊印成書，就根本無法廣泛傳播。《三國演義》與《水滸傳》成書后只有少量抄本在小范圍內流傳，一般人并不知道已有兩部優秀巨著問世，它們對后來的小說創作也無法產生直接的影響。明初的印刷業又十分落后，即使不考慮政府禁毀的因素，刊印小說仍是不易之事。通俗小說創作已完成由訴諸聽覺向專供案頭閱讀的轉換，可是支撐其繁榮的物質生產條件卻還沒有相應具備。一直要到嘉靖朝這一矛盾初步解決后，通俗小說的創作才開始重新起步。最后，明初實行的抑制商業政策也妨礙小說，特別是通俗小說的發展。從后來明代小說發展實際情況來看，商人在勢力壯大后形成的讀者群對于通俗小說的發展曾起過特殊的推動作用，小說刊印成書后的廣泛傳播也離不開隨商業發達而逐漸完善的銷售網絡。既然各方面條件都極不如人意，小說創作也就只能處于停頓狀態了。

到了嘉靖朝，長期以抄本形式流傳的《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終于刊印行世，武定侯郭勛是刊行者之一。不久，郭勛及其門客編撰了《皇明開運英武傳》(后又名《英烈傳》)。這部作品敘述了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統治，統一中國并建立明朝的故事，其創作多拘泥于史實，民間傳說色彩淡薄，但較真實地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歷史。郭勛授意門客編撰小說有其政治目的。在歷史上，鄱陽湖大戰中陳友諒究竟被何人射死一直是個謎，而《皇明開運英武傳》卻說是郭勛的祖先郭英為朱元璋鏟除了勁敵。小說問世后不久就在社會上迅速傳播，人們接受了郭英射死陳友諒的說法，嘉靖帝也信以為真，于是郭勛便獲得晉升公爵等實際的政治利益^①。在明代，將通俗小說當作政治斗爭工具的事后來還發生過幾起，而始作俑者則是郭勛。若單就文學意義而言，《英烈傳》是在《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刊行后最先問世的作品，它對于通俗小說創作較順利地重新起步，也確實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

可是在嘉靖朝，通俗小說仍處于遭封建正統人士鄙棄的狀態，如郭勛那樣有意于小說創作或編撰的畢竟只是個別人;同時，一些官方的印刷機構與民間書坊紛紛刊印《三國》《水滸》的盛況，足以顯示當時廣大讀者對通俗小說的熱烈歡迎^①。于是，急于借此牟利的書坊主與產生了濃厚興趣的讀者都遇上一個難題：除了問世于明初的那幾部作品之外，并沒有別的通俗小說可供刊印行世。在稿荒嚴重青黃不接的關頭，書坊主便干脆自己動手編寫。熊大木首開先例，他接連編寫了四部講史演義：描寫岳飛故事的《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講說漢代故事的《全漢志傳》、敘述唐代故事的《唐書志傳》以及鋪敘五代與宋代故事的《南北宋志傳》。此后，余邵魚又編寫了《列國志傳》。但書坊主畢竟不具備必要的藝術素質與文化修養，更何況目的又是牟利;常常是匆匆完稿，以求銷售的多與快。他們只是簡單地改寫或改編已有的史籍、文言小說或話本，有時甚至大段抄襲，如《南北宋志傳》就幾乎將《五代史平話》全都抄了進去^②。熊大木等人編撰時明顯受到了“羽翼信史而不違”(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原則的影響，而且特別強調“按《通鑒綱目》而取義”(熊大木《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序》)，“編年取法麟經，記事一據實錄”(余邵魚《列國志傳引》)，然而只要檢閱作品，就可以發現事實并非如此。不過，熊大木在編撰過程中也確有創造，《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以評點本形式刊刻行世，就是一個極富開創意義的事件，因為中國通俗小說評點的歷史即由此開始^③。而且，盡管這些作品藝術上十分粗糙幼稚甚至拙劣，然而當時實在沒有新的作品可供閱讀，這些用淺顯文字講說歷史故事的作品很快都成了暢銷書。在通俗小說創作重新起步之時，熊大木等人的作品擴大了通俗小說的聲勢和影響，并刺激了后來作家的創作，就這點而言，他們的貢獻也不可抹煞。

嘉靖朝的通俗小說創作顯示了兩個重要事實。首先，那些作品的大多數出自福建建陽，這意味著此時全國的出版中心同時就是通俗小說創作中心，隨著創作的逐步繁榮，兩個中心合一的情況越發引人注目。自萬歷后期開始，全國出版中心逐漸移至經濟更為發達的江浙一帶，而此時通俗小說的創作中心也在同步轉移。這意味著通俗小說創作重新起步時，即已充分地顯示出它對出版業的支撐與依賴。其次，當時主要是書坊老板在編寫通俗小說，甚至可以說壟斷了通俗小說的創作。這種現象的產生并非偶然，而且還持續幾十年，其原因則在于通俗小說既是精神產品又是文化商品。一旦通俗小說以商品形式進入流通渠道并獲得成功，那么在供求法則的調節下，它的生產或遲或早會因受刺激而漸與流通狀況相適應，而書坊主的介入加快了這一進程。總之，這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通俗小說創作難以舍此而躍至繁榮。

到了萬歷朝，講史演義作品已有二十多部，演說先秦故事的有余象斗的《列國前編十二朝傳》，描寫漢代故事有甄偉的《西漢通俗演義》、謝詔的《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編撰者不詳的《兩漢開國中興傳志》，敘述晉代史實的有楊爾曾的《東西晉演義》與酉陽野史的《三國志后傳》，演說宋代楊家將故事的有紀振倫的《楊家府演義》等。而紀振倫的《續英烈傳》、孫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全傳》、錢塘漁隱叟的《胡少保平倭記》、棲真齋名道狂客的《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與編撰者不詳的《承運傳》《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等作，還直接以明代史實為創作題材。這一系列作品的問世意味著講史演義流派的形成，而它之所以會成為通俗小說創作中最先出現的流派，首先是《三國演義》刊印傳播后的影響，同時也與那時書坊主兼任作家的現象有關，對他們來說，依據史書編寫小說較為容易，而廣大百姓們也愛讀歷史故事。從更深一層說，在古代人們的觀念中，小說與史書在長時期內并無嚴格區別，它常被視為史書體例中的一種，故而也稱為“逸史”、“稗史”或“野史”。作家們視自己的創作為“正史之余”或“補正史之闕”。而且，作家們都面臨如何將眾多性格各異的人物以及頭緒紛繁的故事熔煉于一體的問題，對于通俗小說發展初期的作家來說，這一困難由于可供借鑒的作品太少而顯得更為嚴重，而史書在人物形象塑造、情節線索安排以及結構布局設計等敘事技巧方面，恰又有相當成熟的成套經驗。在這種情況下，通俗小說創作重新起步階段的作家們，便很自然地傾斜于歷史題材。當時通俗小說創作領域幾乎成了講史演義的一統天下，那些作家們盡可能地根據正史記載敷演故事，但仍然不可避免地遇上如何處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關系的問題，而且正史記載又常略去具體細節與對人物音容笑貌的描繪，這些都得靠作家憑借生活經驗去想象和虛構。當時的講史演義作家多未能較好地處理這種關系，或敘述一依正史，讓小說兼負歷史教科書的功用;或迎合讀者趣味插入不合情理的傳說^①。這類作品對今日讀者一般已不再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可是在創作遠遠跟不上讀者需求的當時，它們卻仍然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

注釋

① 明人如鄭曉《今言》卷一、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武定侯進公”條等對此均有介紹。① 余象斗《忠義水滸志傳評林·水滸辨》稱:“《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② 參見戴不凡《<五代史平話>的部分闕文》,載《小說見聞錄》。③ 詳見陳大康《明代小說史》第八章,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參見熊大木《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序》、李大年《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序》、余邵魚《列國志引》、甄偉《西漢通俗演義序》、可觀道人《新列國志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