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都市社會生活·城市社會生活文學體系的確立

如果找尋古代文學記述城市社會生活的作品，可以追溯很早，像《鄴中記》、《洛陽伽藍記》等，均可視為城市社會生活文學之濫觴。可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社會生活文學體系，卻是從宋代獨立的。起初，對城市社會生活描寫的文字像山間潺潺的細流，不停地吟唱，丁冬動聽，引人入勝，漸漸地由小溪匯成了大洋。

在宋代，甚至連以一首詠一事，以一首描一境的詞中，也破天荒地出現了城市社會生活的壯闊場景。像以慢詞著名的張先，便展開了城市社會生活的畫卷，如《破陣樂·錢塘》《宴春臺慢·東都春日李閩使席上》等。柳永的詞可推為這方面的代表，他的《望海潮》將人帶入了如畫的杭州，他的《傾杯樂》《迎新春》《透碧霄》《笛家弄》等，展示了大都市東京的氣派。柳詞率先反映了與士人傳統價值觀相去較遠的以飲食店、游藝場、妓院為中心的街區風貌。柳永為了反映豐富的城市社會生活和復雜的思想感情，全力寫作慢詞，促進了詞體的發展。

宋代戲劇則以更多的篇幅描繪極其繁復的城市社會生活景象。像南戲《張協狀元》，場次多達53出，人物多達38個，涉及城市社會生活諸方面，其第24出所寫就足以使人眼花繚亂：“[末]尊兄，你看茶坊濟楚，樓上寬疏。門前有食店酒樓，來壁有浴堂米鋪，才出門前便是試院，要鬧卻是棚欄，左壁廂角奴鴛鴦樓，右壁廂散妓花柳市。此處安泊，盡自不妨。”這樣的戲劇場面，足可以稱為宋代城市社會生活文學體系的活化石。

在過去的宋代文學與城市社會生活的研究方面，研究者較多地將興趣放在了話本小說方面，認為它能夠真正代表宋代文學與城市社會生活的成就而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這一觀點無可厚非，然而，我們不應忽略筆記文學中的那些關于描寫城市社會生活的篇什。這些筆記小說盡管出自正統的學士文人之手，它卻真實記錄和描寫了城市社會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多種事件。像劉斧《青瑣高議》中的《王實傳》《任愿》《龔球記》《西池春游》，廉布《清尊錄》中的《大桶張氏》，康與之《昨夢錄》中的《李倫》，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中的《向中令徙義》，范公偁《過庭錄》中的《劉皓》，費袞《梁溪漫志》中的《江陰士人強記》……如此等等，還可舉出許多。此類小說較之宋以前的唐人小說是截然不同的。唐人小說以“市人小說”為標榜，但它描寫人物多局限在上層婦女、官僚、商人、才俊秀士、歌女、妓女等層面上，故事也多局限于屋宇甚嚴的背景，城市社會生活盡管有所反映，但其廣度與深度和宋代文學所反映的城市社會生活有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就文學樣式而言，唐人小說改雜記式的殘叢小語為復雜故事之寫作，可是在情節上遠不如宋文學所描摹出來的城市社會生活那樣生動那樣豐富。唐小說執筆者雖多為元稹、白行簡等一流名士，但他們均未如宋代小說作家那樣深入底層，觀察真切，從而非常耐看和生動。

宋代市井藝術把握審美對象時采用了“逼近審視”的方法。宋代文學隊伍有一大批這樣“逼近審視”者。如宋話本《趙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趙旭，窮困東京，只得“每日上街，與人作文寫字”。類似趙旭這樣的文人，有底層社會生活體驗，故能對城市社會生活以幾乎纖毫不差地進行觀察和描寫，因而構建了獨立的城市社會生活文學體系。其中，孟元老及所著《東京夢華錄》最為杰出。

在以往的作品評論中，人們往往將《東京夢華錄》歸之于“歷史地理類”。其實它更是描寫城市生活的文學作品，我們認為《東京夢華錄》在敘述和描寫城市社會生活方面是獨具一格的。可以說，它開創了一種十分獨特的描述性散文語體。這具體表現在《東京夢華錄》專用白描手法，對城市社會生活進行了精雕細刻。如在描寫酒樓正店時寫道：

如州東仁和店，新門里會仙樓正店，常有百十分廳館動使，各各足備，不尚少闕一件。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人，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盌遂亦用銀盂之類。

孟元老的這段描寫，使我們看到了東京社會生活的精美和舒適。它猶如一軸寫真圖，耐人尋味。如果能將此與歐陽修《歸田錄》對仁和店的記述相對照的話，仁和店“百物具備，賓至如歸”的氛圍更加凸現，從而使我們深切感受到此類描寫城市酒店的文學作品內容的豐富與生動。

孟元老非常注意觀察和描寫市民日常生活的細微處，如在記述城市社會生活的早晨情景時，他擷取了每日五更，諸寺院行者打鐵牌子或木魚循門報曉，諸入市之人聞此而起的畫面。《水滸傳》作者就由此而受啟發，創作了一段類似的頗有特色的城市社會生活的故事。類似這樣的由《東京夢華錄》而引發的城市社會生活文學方面的描寫，不止這一處，從而表明了《東京夢華錄》為城市社會生活的文學創作淵藪的意義。

《東京夢華錄》明顯與《東京記》之類的地理學著作不同。確切地說，《東京夢華錄》 中這種專注于城市社會點點滴滴日常生活的描寫，已經有別于歷史、地理、社會等著作而獨樹一幟，自成一派。自此以后，許多學者就模仿《東京夢華錄》的寫作門徑，續作此類城市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

其中，描寫城市社會生活較為生動的筆記文學書籍還有陳元靚的《歲時廣記》、百歲寓翁的《楓窗小牘》、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的《繁勝錄》、吳自牧的《夢粱錄》、周密的《武林舊事》等等。這類專著不僅數量可觀，而且創作者為當時一流的文學家，如《武林舊事》的作者周密。在以周密為代表的這批城市社會生活文學家的筆下，向我們眼前奔涌而來的是城市美麗的自然景觀，情趣盎然的民俗習慣，其中不乏文學小品文的精品，實際上我們的文學教科書至今還將其奉為城市社會生活文學的圭臬。

更為重要的是這類作品第一次在讀者面前系統地展示了城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生育到婚姻，從居住到飲食，從游樂到休閑，從交通到園林……人們從娓娓道來的文字當中，仿佛找得到商業鋪席的所在，聽得見寺廟早禱的鐘聲，和酒樓舒心的妓樂，甚至對街區的市民之家位置都清清楚楚……

城市社會生活文學對市民生存狀態進行的全方位的描寫，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系統地記錄了市民生活的習俗。宋代城市社會生活的狀況是，許許多多不同行業不同身份的市民居住、聚集一起，實際已形成了一種市民生活共同體，由他們約定俗成的風習也自然而生。《東京夢華錄》總結這城市市民風俗是比較獨特的，所謂：“人情高誼，若見外方之人，為都人凌欺，眾必救護之。”話本《萬秀娘仇報山亭兒》就曾反映了這一類似的風俗：陶鐵僧因盜竊萬員外茶坊的茶錢被逐出，“又被萬員外分付盡一襄陽府開茶坊底行院，這陶鐵僧沒經紀，無討飯吃處”。

市民十分愿意看到這種自己所認同和熟悉的風俗，所以大量描寫市民風俗成了城市社會生活文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即以反復出現在文學樣式中的節日活動為例，我們在《簡帖和尚》《花燈轎蓮女成私記》《戒指兒記》《刎頸鴛鴦會》《張生彩鸞燈傳》中，了解到宋代上元燈節的舉辦過程，要比正統史書給我們提供的還要多。還有《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的四月初八，《西湖三塔記》《洛陽三怪記》中的清明，《菩薩蠻》中的端午，《錯認尸》中的除夕……若將此加以勾連，完全可以組成一部可信程度極高的市民社會生活史，市民心靈沉浸于此可深深感受到這種世俗的溫馨。

更為可貴的是，城市社會生活作家還將筆觸觸及到市民的品德修養和操守方面，王明清的《鹽商厚德》、《茶肆還金》就為我們加深對宋代市民思想品行的認識提供了范本。以《茶肆還金》為例，它所寫的是東京樊樓旁一茶肆主人拾金不昧，在數年之后將數十兩金原封不動歸還失主李氏，而且堅拒李氏要以一半財物相謝的做法。茶肆主人強調小人才重利輕義，他歸還失主主要是“常恐有愧于心”。這種品質堪稱整個古代社會市民的典范。而《樂小舍拼生覓偶》則集中刻畫了一位普通小市民樂小舍不會游泳，卻敢于跳入水中去救自己心愛的人，因而感動了錢塘江潮王。潮王非但沒有收去他們的生命，反而讓他們緊緊摟抱，浮出了水面，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緣。這小說雖有神怪傳奇味，卻透露出一個轉型時代的氣息，那就是下層市民向世人表示了自強不息、身強膽大的健康搏擊志向和心態。城市社會生活作家揭示了市民階層認可的一種新思想觀念： 敢于到錢塘江潮中弄潮的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

正是這些新的形象，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風俗，構成了新文學樣式的新內容。它們以其所反映的城市社會生活開啟了中國敘事文學的大幕。

我們不能同意那種認為宋代城市社會生活文學充滿了小市民的低級庸俗、無聊淺薄趣味的看法，我們認為這僅僅是枝節末端。占宋代城市社會生活文學主流的是它的新奇生動、俚俗淺顯、活潑詼諧、香辣濃郁、生機勃發。我們認為城市社會生活文學發展到了宋代已經成熟。它在傳統的詩文密林中開辟著自己的路。它以自身獨特的話語，獨特的情境，獨特的習俗，獨特的審美觀念，與傳統士大夫殿堂文學分庭抗禮，強烈地搖撼了陽春白雪的統治文學地位，開拓出屬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廖奔曾恰如其分地總結宋代市井藝術，實際也是宋代城市社會生活文學的特征：“它情節處理的生動性，技巧掌握的高超性，描寫手段的精確性，藝術形式美的通俗性，都在與市井觀眾、聽眾反復交流的長期實踐中提煉到了極其準確到位、合宜適度的程度，因而具有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①事實表明，這類城市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以其無窮的魅力，得到了日益擴大的市民讀者和觀眾的認同，它同時也為自己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牢牢地占據了一個穩定的位置。

宋代城市社會生活文學對后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受其影響，元代有陶宗儀《元氏掖庭記》、費著《歲華紀麗譜》、劉一清《錢塘遺事》，明代有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史玄《舊京遺事》、顧起元《客座贅語》，清代有無名氏《燕京雜記》、李斗《揚州畫舫錄》，張熹《津門雜記》……這些著作專重白描，以精雕細刻的寫法，勾勒出各自時代的城市社會生活面貌，從而使中國城市生活文學體系更加龐大，成果更加豐碩。

注釋

① 廖奔《宋藝術論》,《文藝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