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隋唐五代文學與交通·南北交通與地域文學的發展

愈是偏僻落后的地區，交通的發展和文化交流對該地區文學發展的作用就愈大，唐代湖南、江西、黔中、嶺南、閩中就是這樣。依據創作主體與文學質性的不同，可將這些地區的文學創作區為分三類：一是由北方來的州刺史與使府僚佐所作的作品;二是本地作家的創作，亦即南方鄉土文學;三是經過該地的刺史、使客、遷客、流人、舉子之作。第一、三部分是北人在南方的創作。可見整個唐代，南方文學建設的擔當者仍不得不由北方作家充當。沒有大量北人的南來，這里的文學將更落后和微不足道。

南方在唐代的落后程度令人吃驚。人煙稀少，蠻族種落雜居，漢化程度低，風俗愚陋，敵視外地人，拒絕同化，被視為不堪忍受的“丑地”，凡中原士人皆不樂居處。柳宗元概括說：“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①因此通過命官、遣使、遷貶、開府置幕等手段使北人南來就成為帶動南方文學發展的首要條件。

唐時南方一直是政治犯謫放的重點區域。若對周祖《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所載南方諸道左降官及流人做統計，會發現愈往南，州郡官員中自遷貶而來的人員，所占比重愈大。嶺南、湖南最多，其次巴蜀、江西、荊南鄂岳，再次兩浙、閩中。總之，越接近中原文化區，左降官與流人所占比重越輕，這意味著逐臣文學在唐南方文學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分析唐南方州郡刺史與僚佐的身份可知，凡是升官或平調的刺史，大都在兩《唐書》中無傳，聲望低，既乏文才，又無治術，記載不清晰，在史傳中出現的頻率低，甚至僅靠碑傳、方志散載，才得為后人所知。左降官則正好相反，十之七八皆政壇顯要、社會名流、文壇名宿，文才聲望俱高，史書有傳，記載頗多，被貶前皆處于政治文化中心，有廣泛的人際關系和政治背景，能代表先進文化。因個人能量頗大，其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所發揮的作用，又非一般刺史可比。以湖南為例，唐代湖南422名刺史，無一人由本地人升任。就連本地人才崛起的五代十國時期，州刺史絕大部分也是外地人。除刺史外，幕僚是湖南的另一大文人群體。唐后期湖南使府聚集了一批北方文士，與府主、左降官共同組成南來的北方文人群體，互相唱和援引，把北方文風士風帶到湖南，促進本地文學的發展。

結合唐五代南方人才的成長狀況，也許更能說明南北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對地域開發和地域文學建設的帶動作用。唐五代南方青年也參加各種各樣的科舉選拔，但常常是很難登第。少數人及第而不知名，許多登第進士仕歷不清晰，記載少，作品少。以湖南為例，何堅、孟琯、潘緯、何仲舉等登第進士，就反而不及未登科第的李群玉、胡曾有名。38位湖南詩人中，僅長沙歐陽詢、永州張文寶正史有傳。史家不著錄，只能說明其并未達到為社會所公認的全國知名的水準，這與他們未能打進核心文化圈的生活狀態相符。 仕至五品以上的也僅劉蛻、何仲舉、張��、張文寶、歐陽彬五人。除李群玉、劉蛻、胡曾交游稍廣認識不少北方名人外，其余34位詩人蹤跡大都在荊湘、江嶺之間，很少到北方去。其作品多半只有時名，并不能建立全國性聲譽。正因為這樣，北方衣冠士族的南遷北返對當地青少年成長所起的作用才大。很多湖南詩人正是得到了北方文人官吏的扶持才走上業儒入仕的生活道路，與時代精神合拍。北方文人成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南方地域文學在置幕、命官、遣使、流貶等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逐步發展，自具面貌。

交通的發展也促進了南方文學地域風格的淡化。這可從三個方面來看。

一是文學地域文化差異的淡化。上古時期交通閉塞，交流困難，文學發展極為緩慢，以《詩》《騷》為代表的上古文學地域性格外鮮明。隋唐時期，文化區域變大了，《隋書》《通典》開始按《禹貢》九州敘述各地地理民俗，相應地，人們開始按南北文化區域對文學的地域性作劃分，不再將一個地區細分為多少“風”。唐初史家也只標出以“貞剛”為質素的河朔風格和以“清綺”為特征的江左風格，而沒有再做其他更細致的分辨。分類標準的放大，說明地域差異在變小。隨著國家的統一，各地交往的加強，地域文化特征對文化的影響在減弱，越到中心地區，交通越頻繁，內部的文化差異性越小。黃河上游的關隴，中游的河洛，下游的齊兗之間的地域差別已遠不如上古時代明顯。長江流域發展偏慢，有上游的巴蜀、中游的荊楚、下游的吳越之分，但上中下游之間的相近點越來越多，截然相異的只是各自的本質的東西。

二是地域文學創作隊伍的外地化。一方面地域文學的作者大部分是外地人;另一方面本地作家也外地化，其活動范圍、作品的描寫對象不以本地為主而以外地為主。這都反映了唐代文學因交通發達而帶來的變化。如果以地域文化為視角來研究唐代文學，會發現：越是邊緣地區，本地作家越少，鄉土文學的分量越輕，外地作家的參與越多;越是文化中心區域，本地作家作品越多。如果按《輿地紀勝》的編排方法將唐五代南北各地“紀勝”詩逐一排比，便會得出以上結論。《輿地紀勝》《方輿勝覽》二書諸州“四六”、“詩賦”、“碑記”目之作者很多是外地人，本地作家不以本地山川風土為主要描寫對象，在唐代很常見。他們自踏上游宦之途以后就以天下為家，主要與外地作家交游，很少回去。可以說“一生好入名山游”是唐文人的共性，唐人這種以天下為家的生活方式，是突破文學地域性的最重要基礎。

三是作家風格的強化。文學地域風格的淡化與作家風格的強化有因果關系，因為地域風格的淡化意味著參與創作的外地作家增多，作家有了更多機會吸納各地風土氣味，為自己的創作提供藝術營養，糾正自己的審美偏向。唐文人的生活方式卻決定了地域文化特征不可能對他們影響特別深遠，而極有可能特別廣泛。很少有文人終生困守一地，一個詩人到過全國十幾個地方是常事。地域文化視野被打破，隨著社會閱歷的增加，對自然景觀的感悟力、表現力也有所增強。自然環境與生活閱歷影響著詩人的審美取向與詩歌意境，從而為作家的風格個性化準備了前提。

此外還可以選擇大家熟悉的竹枝詞作個案研究。竹枝詞脫胎于古“巴歌”，中晚唐時期流傳到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嶺南地區。隨著它的東傳、南播，它逐漸由民間走向文人士大夫，由口頭走向書面，由俗變雅。在這一變化歷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正是人員來往。但隨著交通的發展，經過南北文人的加工，“竹枝”這一南方民間文藝樣式，逐漸失去了它的民歌底色，變得精雅，逐漸發展成帶有紀事和獵奇色彩的文人作品。這說明，交通的發展會影響到文學風格，對此應予以更深入的研究。

注釋

① 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師序》,《柳河東集》卷二三,中華書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