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社會環境對學術和文藝的影響·北朝文學的振起

南北朝后期不論南方或北方的政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先是北魏發生了“六鎮”軍人的暴動。所謂“六鎮”是指北魏在其北部邊境上設立六個軍事重鎮，派重兵駐守以防柔然等族入侵。這些軍隊大多為北魏的精兵，原先的社會地位甚高。孝文帝遷都洛陽實行漢化以后，他們的地位卻日益降低，正如《北齊書·魏蘭根傳》載魏蘭根在魏末時對李崇所說：“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這里所謂的“本宗舊類”，即指孝文帝南遷時隨從入洛，接受漢化的一批鮮卑人。因此“六鎮”軍人的暴動是既反對漢人，也反對漢化的鮮卑人。“六鎮”軍人的暴動雖被爾朱榮鎮壓下去，但爾朱榮本人也是久居邊境的鮮卑軍人，對遷居洛陽的北魏政權亦持敵意。在爾朱榮進入洛陽時，不但殺了當時執政的胡太后，也發動了所謂“河陰之難”，把洛陽政府的大小官員幾乎殺盡。此后不久，爾朱榮所擁立的孝莊帝元子攸不堪爾朱榮的專橫，而設計把他殺死。但爾朱氏的力量尚存，不久率兵攻入洛陽，殺了元子攸。接著，原先亦為爾朱榮部下的鮮卑化漢人高歡又起兵討滅爾朱氏，擁立孝武帝元修。元修也難以忍受高歡的專斷而想依靠當時占據關中一帶的“六鎮”軍人出身的宇文泰來制約他。不久元修終于和高歡鬧翻而西奔關中。這樣，在北中國的土地上就出現了東魏和西魏的對峙。

東西魏對立局面出現之初，東魏在軍事、經濟和文化方面都強于西魏。但東魏的執政者高氏自高歡死后，他的幾個兒子代魏建齊，自文宣帝高洋起，幾個君主都荒淫殘暴，內部的爭權斗爭激烈，使其實力不斷削弱。相反地，宇文泰在政治上卻有遠見，另一方面他又乘南方梁朝的衰亂之機，奪取了今四川和湖北中西部一帶大片土地，實力不斷加強。到他兒子周武帝宇文邕時，終于出兵滅齊，重新統一了北方。但宇文邕死后，其子宇文赟(宣帝)也是個荒淫之君，他在位僅二年，死后北周即為隋文帝楊堅所取代。隋文帝又滅了南方的陳，于是中國復歸統一。

從北魏分裂為東西至周武帝滅齊凡經四十多年，在這個期間，北朝文學的發展在東西兩地很不一樣。東魏、北齊占據今黃河的中下游，這里正是北魏文化的發達地區，如河朔為“十六國”以來士族聚居之區，“河表七州”本屬南朝文人薈萃之地，洛陽一帶雖興起稍晚，但自孝文帝遷都之后，各地士人紛紛來此，再度成為一個文化中心。至于西魏、北周的情況正好相反，從東漢“羌亂”以來，漢族士人大批東遷，人口銳減，這里雜居著氐、羌等少數民族。至于關中望族若韋、杜諸姓則有的移居河朔，有的隨宋武帝遷往江南。因此早在東西魏分立以前，凡屬北方籍學者和文人，幾乎無一人出自關中。東西對峙的形勢出現后，情況依然如此。例如，邢劭、魏收以及后來入隋的陽休之、盧思道，都是河朔士人;薛道衡則為河東汾陰(今山西萬榮)人，皆屬北齊的統治區。這時南朝因發生了“侯景之亂”，不少南方士人避亂到北方。這些士人如蕭愨、諸葛穎、袁奭、荀仲舉等皆由梁入齊;顏之推本仕梁，為西魏所俘，卻冒險投奔北齊。至于入北周的南方文人在數量上也不能算少，但像王褒、庾信等人都是在江陵陷落時被強留或俘執到關中的。他們留居關中并非出于自愿。現在我們閱讀北朝后期的詩文，就可以發現，從現存詩文的數量看，北周之作不僅數量不少于北齊，也許還多一些，藝術價值也超過北齊。但這些詩文大抵出自王褒、庾信二人之手，而二人皆是入北的南人。至于關中本地則此時并未產生什么有成就的作家。現存北周人之作，除庾、王二人外，還有一位李昶較可稱道，但他本籍為頓丘臨黃(今山東范縣南)，是北魏作家李彪的孫子，早年曾隨伯父和父親投奔梁朝，后又由梁朝到北周。真正出生于關中的人，只有宇文泰的幾個兒子宇文毓(周明帝)、宇文招(趙王)和宇文逌(滕王)等人有少數作品傳世。但他們的作品都不過是模擬庾信，并無特色。其中宇文招的詩似更顯稚拙，宇文逌之作只有《庾信集序》較有讀者，但多數人讀它是作為庾信生平史料看待，并非欣賞其文章。從宇文泰幾個兒子的情況看來，文學的發展往往不是用行政手段所能決定的。原來宇文泰治理關中，在政治上頗有建樹，例如他命蘇綽作《六條詔書》，主張不限門資選拔人才和“恤獄訟”、“均賦役”等政策，為北周平北齊奠定了基礎，然而他的文化政策則未必得當。也許由于政治斗爭的激烈，使他無意關注文學，而命蘇綽作《大誥》，提倡模仿《尚書》的文體，反對六朝的駢儷文體。這顯然行不通，即便他的兒子們也不照辦，及至庾信等來到關中，都靡然向風。于是南朝的華麗文風遂盛行于關西。不過，由于關中文化的基礎比較薄弱，終北周一代也沒有出現什么有成就的本地作家，只有到入隋之后，才出現了一個楊素。楊素家族在北魏分裂之前是長期仕宦于洛陽的，所以《周書》中不立《文學傳》，只有一篇《王褒庾信傳》。較之北齊自見遜色。這當然不能歸罪于宇文泰的政策，而是關中地區在長期戰亂后文化衰落的結果。

至于建立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東魏和北齊，情況就與此不同。這個地區的學術和文藝在魏孝文帝實行漢化以后，一直處于上升的趨勢。北魏末年，北方的士族也遭受過一次重大的打擊，這就是爾朱榮所發動的“河陰之難”。在這次屠殺中，像袁翻和漢化鮮卑人元順(《蠅賦》的作者)都被殺害，但多數學者和文人卻多健在。這大約和爾朱榮等武人的仇恨主要集中在漢化的鮮卑族人身上，對漢人似還輕些。更主要的是北方的士人還保留著“塢壁”時代的遺習，居于家鄉。因此洛陽所發生的事件對崔、盧、李、鄭等士族并無多大影響。這和南方士族的大多居于城市頗為不同。南方士族像中原南遷的王、謝諸族及后來興起的彭城劉氏、蘭陵蕭氏諸姓，構成了南朝文學的主干力量。他們大抵均聚居于都城建康。在梁末的“侯景之亂”中，他們遭受重創，從此衰落，而南朝的文學亦從此日益衰頹。至于北朝士族，盡管有“河陰之難”，但并未受多大影響。相反，在不斷吸收南朝文學的營養之后，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北朝士人的生活方式與南朝頗有不同，《顏氏家訓·涉務》中曾把南北士人的狀況進行過對比。他認為南朝士人處處受到朝廷照顧，養尊處優，既無從政的能力，也不會處理家務，甚至出門不敢騎馬，走路也要人扶持。在這樣的情況下，自難寫出好作品來。因此入陳以后，出現的好詩寥寥可數(如陳代詩人陰鏗的好詩，其實都作于梁代;江總的詩也只有在梁代和入隋后之作可稱佳篇;徐陵的駢文名篇皆作于入陳前)。相反地，北朝作家卻不是這樣，正如盧思道在其《勞生論》中歷敘其在齊、周二代所歷艱險時所說：“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䇲;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 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正是這種生活經驗，使盧思道寫出了《從軍行》《聽鳴蟬篇》這樣的名篇。他的駢文《勞生論》更足以和劉峻《廣絕交論》南北相映，俱成壓卷之作。比起盧思道來，薛道衡的詩風也許接受南朝詩風的影響更多，但在藝術成就方面亦非同時的陳代詩人所可企及。《隋書》本傳載：陳朝派傅聘齊，齊使薛接待，作詩贈答，“南北稱美，魏收曰：‘傅所謂以蚓投魚耳。’”兩人贈答之詩均已散佚，但魏收所評未必無據，說明此時北人之詩已不再在南人之下。入隋以后，這種情況尤為明顯。我們現在論隋詩，首先提到的只是盧、薛和楊素等人，至于來自南方的詩人似乎沒有什么名篇為人傳誦。因此歷來論隋詩者多推崇一些北方籍作家而對南方籍作家評價不高。應該承認，這種看法是符合文學史的實際情況的。近年來，有些人為了重新評價“宮體詩”，又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認為直到南北朝末期，似乎北朝詩人的成就還沒有趕上南朝。這種看法似有偏頗。應該承認，過去的論者全盤否定“宮體詩”是不妥的。但所謂“梁陳宮體”，本身有一個發展過程。“宮體詩”的倡導者蕭綱以及其弟蕭繹等人用細膩華麗的筆法去描寫婦女體態的詩，有個別作品內容不很健康，但總的來說，多數作品還是好的。這些詩擴大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技巧，這些功績確實不應抹殺。在這些詩人中，尤其是蕭綱，其才華實亦不容低估。不過據此來說明南方詩人高于北方卻難以令人信服。因為蕭綱卒于大寶二年(551)，下距隋文帝代周還有30年，距平陳還有36年。北朝詩人如盧思道的一些好詩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出現的。與此同時，南方詩壇卻處于極度的衰落。陳叔寶和他身邊那些“狎客”，自然稱不上有什么好詩，就是頗具才華的江總其值得稱道之作，除了梁末避難廣州時所作外，只有入隋從長安南歸后感嘆興亡的幾首最具真情實感。至于他在陳代的一些詩，亦乏佳作。其實江總自長安南歸后，其詩亦兼采北音，如《南還尋草市宅詩》中“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二句，實取其在北時友人元行恭《過故宅詩》“唯余一廢井，尚夾兩株桐”的句意。這說明南方詩人已不能輕視北人。到了隋代，由南入北的詩人如虞世基諸人之作，已難與盧、薛、楊等抗衡。甚至唐初的詩，人們常常傳誦的大抵為王績、魏征等人的幾首，而稍后的“初唐四杰”中，只有駱賓王一人是南方人，王勃、楊炯和盧照鄰皆出自北方。這些情況都說明北朝文學到了南北朝末期已趕上和超過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