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杜甫：《贈衛八處士》

如果沒有這次偶然的邂逅，也許，他會像一顆隕落的流星，永遠消失在我記憶的天幕上……

暮春三月的一個星期天，滿街裙帶飄香，一城花光照人。我帶著女兒小眉來到松杉園。遠遠地，便見一位身著咖啡色西服、華僑模樣的青年“紳士”正對著噴水池里的白鷺拍照。走近了，恰好那“紳士”也轉過臉來——啊!是他?兩雙眼睛——他的和我的，同時凝然不動。

“你——什么時候回來?”我先啟口。

“上禮拜，乘‘鼓浪嶼號’。你調回廈門工作了?”他的眉宇間，透著驚喜，親切地抱起小眉。我們信步往萬石巖山上走去。

滿山相思樹，錯落成林。

“記得嗎?這片相思，還是我們當年種下的!”他望著我。

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三月植樹……

那時，我們正上高中，他十六歲，我十四歲;他是僑屬，我是僑生;他當學習股長，我當語文科代表;他享有“小愛因斯坦”的盛名。我呢，同學們昵稱“小冰心”;他的理想是當科學家，我的愿望是做文學家。在班級里，我們都是佼佼者，學習優良，“抱負”遠大。人以群分，自然而然地比較接近。

每當夕陽西下，鐘聲催晚時分，我背著書包，獨自沿著兩旁長滿合歡、紫薇、夜來香的深田路漫步回家，往往可以聽得一陣輕微的沙沙聲滑過背后，在身旁嘎然而止——本能告訴我，是他!這時候，他一定下了單車，陪我緩緩地穿越大街小巷，走回家去。

一路上，我們總是漫無邊際地討論：從羅浮宮的繪畫到荷馬的史詩;從牛頓的蘋果到法拉第的腦容量;從云岡石窟到司芬克斯人面獅身像;從嫦娥奔月到人造衛星;從干打壘到薄殼建筑……他是一位聰穎、深沉而博學的人，在我蒙昧的少年時代，曾給過我許多智慧的啟迪。

可是，我們也經常因為意見分歧爭得面紅耳赤。比如，對于報紙上的每一個鉛字，我都不容置疑。他卻說：“報上的話，也不一定都可信，有真話，有夸張，也有假話。”我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比外國好;他卻說：“也不見得，西方的科學水平就比我國先進!”在這種時候，我便覺得，我們的心，隔著一條河。

但不管怎樣，我們是班上人人羨慕的好朋友。

經過了決定人生去向的緊張的高考階段，他考上了上海一家著名的工科大學;我錄取于故鄉一所綜合性高校。懷著七分喜悅三分惆悵，我們匆匆握別，各奔前程。從此，黃浦灘頭的鴻雁，頻頻飛來鷺水之濱。

兩年后，文革開始了。原來擔任系學生會主席的他，因出身華僑資本家，連參加紅衛兵的資格也沒有，“一月風暴”剛過，他便神色黯淡地回到了家鄉。

在低氣壓的日子里相逢，彼此都郁郁寡歡。

“這么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你怎么回家當隱士來了?”我責問他。“什么群眾運動，運動群眾罷了!”

“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怎能袖手旁觀?”我生氣了。

“怕是革文化的命呢，多少文明被摧殘了!”

當時，我雖不是造反派，更不是闖將，但對文化革命的正確性，是深信不疑的。他的話，聽了多刺耳!我們失去了共同的語言，彼此倦眼相向，意趣索然。

六十年代后期，我們終于畢業了。我上了太行山當農民，他去到湘江畔做木匠。幾年里，山山水水隔離了我們。

一九七二年秋天，我們在故鄉的車站不期而遇。

他告訴我，打算申請出國，問我意見如何。經歷了多年的風吹雨打，我比較成熟了，但對他的決策，仍感到意外：

“為什么要離開祖國呢?”

“直接的理由是繼承財產，真正的想法是希望出去學點東西——目前國內，讀書有罪，學非所用，千里馬綁在將軍柱上!當然，我還會回來的，離開祖國不是我的愿望。”

我沉默。

“我還想邀你一道走呢——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必須拿外國先進的技術為我所用，我們的國家才能興旺發達。閉關自守是不行的!”

他的話，我并不以為然。但人各有志，不能相強，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只好不歡而散。

離別前夕，他約我到海邊談談。我們坐在沙灘上，半規明月，一天星斗，海正漲潮，空氣里彌漫著淡淡的咸味和不知名的花香，時有夜渡的水鳥貼浪滑翔……故鄉的秋夜輕盈似夢，我卻心重如鉛。

“記得嗎，天蝎星座在哪?大熊星座在哪?”他希望我像少年時代一樣無拘無束、談笑風生。

我仰望星空，噤口無言。

“我們是天上的兩顆星，對嗎?”他柔和地望著我。

“是的!”我淡淡地回答。

“織女星和——”

“不!參星和商星。”

“為什么?”

“有一段難越的距離，橫亙著我們!”

他垂下頭，眼中落下一顆小星星。

次日，我們又離開故鄉遠走天涯。雖然，彼此仍時有青鳥往來，但也止于朋友的通信而已!鑒于他對社會、對現實的看法過于尖銳、冷酷，與我當年那種一片丹心、滿腔赤誠的書生意氣、赤子肝腸互不吻合;鑒于他那豪富的華僑之家、威風的洋樓、勢利的親戚，與我沖淡的情懷、桀驁的性格大相徑庭，我們之間，終于無法逾越“友誼”這一命定的界限。時光老人把我早年生命的朝霞，都撒向了潔凈的友誼天穹。

不久，他出國去了。頭幾年，逢年遇節，都有華翰萬里遠來殷殷探詢。“道不合，不相為謀”，我只字未復。后來，我調動了工作，從此，魚沉雁落，音書斷絕。年復一年，我勤勤懇懇地躬耕在祖國的教育園地上，漸漸把他給淡忘了。

誰料到，鬼使神差，十年后的今天，竟在故鄉植物園里戲劇性地相會。

“你一家都在國外，還回廈門干嘛?”我問他。

“家鄉辦特區，我特意回來看看——十年前，我就告訴過你，開辟經濟區，吸引外資，接受外國先進技術，這是我國富裕的捷徑之一。記得嗎?你還說過我是推銷資本主義呢。現在的政策真好。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中華振興，大有希望!”

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這次回鄉考察特區，特區管理委員會的同志陪他參觀了機場工地、東渡碼頭泊位、玻璃鋼游艇裝配車間、印華地磚廠、雷諾士駱駝牌煙廠、索尼電視機安裝公司……他認為廈門發展經濟潛力很大。他是建筑工程師，他家又是某國著名財團的大股東，他希望通過實地考察，為家鄉建設“略盡綿薄之力”，并鼓勵港澳、國外中、青年一輩華僑實業家、企業家為建設特區、振興中華作些貢獻。

我聽了，心潮起伏。我至今不能贊同那種當母親處于危難之中，兒女卻拂袖而去的做法。然而，十年浩劫，多少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紛紛外流，這，難道都是他們個人的過失?

歷史已證明了：從前他剖析社會的目光是敏銳的，真正的無知者是我。況且，為了四化建設，他遠渡重洋而來。他并沒有忘了祖國、忘了故鄉。他對祖國這縷真誠的情意，像一座橋，終于把兩顆隔絕的心溝通。

我們邊走邊談，不知不覺已踏上天界峰。俯瞰山下母校秀麗的紅樓，他深深地嘆了口氣：

“當年我們作伴讀書的校園、走過的街巷、散步的海灘，我也一一重游了!‘千里來尋故地’哪……”停了一息，又說：“我們是兩顆對轉的星!”

“參星和商星!”望著湛藍的天空，我脫口而出。

是呵，我們是廣闊天宇里的兩顆星，各自沿著不同的軌道運行——生活的軌道雖不同，對祖國的愛卻一致。走過了漫長曲折的小路，我們終于找回失落了多年的友情。

啊，商星和參星，各自把光輝，灑向大地。隔著永恒的晨昏，隔著美麗的銀河，兩顆星，遙相致意!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無名的星》)

賞析老作家巴金在談《我們永遠站在一起》的體會時說：“我只是在思念最深的時刻寫下一點懷友的感情。”著名散文家葉圣陶得知后，立即撰文指出：“‘思念最深的時刻’七個字大可注意。這時刻，那些無關緊要的東西消散了，隱沒了，涌現在心頭的盡是些最為精要的活龍活現的東西;把它寫下來，當然樸實，當然深至”(《櫻花精神》)。女作家陳慧瑛的《參星與商星》，也一定是在這樣的時刻命筆的。

作者和“他”，中學時代本同是班里的佼佼者：一個被昵稱“小冰心”，一個享有“小愛因斯坦”的盛名，“抱負遠大”;他們也自然是一對形影不離的好朋友，談藝術、談科學、談現實，也經常因認識不同而有爭執。每當這時，心雖像“隔著一條河”，但仍是班上人人羨慕的好朋友。這關于中學時代的一段思念，不是淡淡的，而是刻骨銘心的。

他們的第一次分別是各自進入高校，他們的再次相見是“一月風暴”之后。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認識，使他們彼此“倦眼相向，意趣索然”。

他們的再次分別是她到太行山當農民，他到湘江畔做木匠。他們的再次相見是在故鄉的車站。他要出國，認為科學無國界;她不明白他為什么要離祖國而去。人各有志，他對現實認識的尖銳、冷酷與她當年的滿腔赤誠;他的家庭的豪富與她的沖淡情懷使他們無法逾越“友誼”的界限，如同“參星和商星”一樣橫亙著一段距離，走不到一塊。

不是思念得深，人不會在乎，也不會清清楚楚記得那人生常有的離離合合，更不會計較那些過去了的爭執。作者坦率地把自己內心深處的一段感情經歷寫了出來，令人感動。其實，他和她的命運，已不單純是兩個人的命運。在“文化大革命”中畢業的千千萬萬大學生，都有著與他們大同小異的命運;許許多多并肩運轉的“星星”，也成了“參星與商星”。作者一段一段波波折折地寫，愈是寫到人的分離、思想的隔閡，愈令人產生無限的惋惜之情。

但讀完全文，最終是令人欣慰的。那結尾部分(與開頭詩文的應筆)，跳出“小我”的感情局限，既寫出了人們復雜的個人情感，又重筆寫了對祖國的更深沉的愛戀。那如詩的語言，深沉、凝煉地表現了作者積極、樂觀的進取精神，對祖國的赤子之心。

祝愿他們——“參星和商星”心永遠相通，祝愿他們把智慧之光灑向祖國的大地、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