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文學傳統·反思與變革

如果說對傳統的全面繼承導致了清文學集大成之局面，那么，對傳統的反思才是清文學對中國文學史最獨特的貢獻。所謂反思，一是指全面總結歷代文學，另則指對歷史、人生的深刻反省。前者主要表現在對藝術傳統的整理和評價方面。清人對古代文學典籍的整理、校勘、注釋和評論功績甚巨，實際上對古代文學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與此同時，探究文學發展的規律，追尋文體演變的脈絡，總結作品成敗的經驗，對不同風格、流派做出整體上的概括和提煉，理論上也達到了集大成的境界。其中最突出的，詩歌方面，如葉燮的“源流”說、王士禛的“神韻”說、翁方綱的“肌理”說、沈德潛的“格調”說、袁枚的“性靈”說;詞方面，陳維崧的“存史”說、汪森的“醇雅”說、周濟的“寄托”說、王國維的“境界”說;散文方面，方苞的“義法”說、劉大櫆的“神氣音節”說、姚鼐的“陰陽剛柔”說;戲曲方面，李漁的“結構”說、李調元的“變曲”說、焦循的“與史筆相表里”說;小說方面，金圣嘆的“性格”說、毛宗崗的“敘事”說、張竹坡的“白描”說等等。這些理論成果對我們今天體認、把握中國文學傳統具有重要價值，是古代文學史上一筆厚重的財富。

清代文學的主流乃是寫實。作家們敢于直面生活的真相，對現實做出客觀、精細的觀察和表現，這種現實主義態度引導著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因果報應、勸善懲惡等膚淺觀念，對封建社會末世的景況作了程度不同的反省和審視，從而在作品中展示出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總趨勢。這一類反思似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對歷史和時代的反思。如清初吳偉業的長篇敘事詩，表現明末重大史實的一批小說、戲曲，這批作品又被稱為時事小說、時事劇。它們在感慨興亡、悼念前朝的同時，也展示了這個王朝走向覆亡的必然命運。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指出：“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墮于何人?敗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作者的反思是一種相當自覺的行為。其中有些作品雖然題材并不取自明代，但依然表達了對這段歷史的反省。如洪昇的《長生殿》，一方面通過李隆基和楊玉環的愛情故事渲染愛情至上，“真心到底”，另一方面通過安史之亂的描寫，展示人欲橫流、驕奢淫逸帶來的災難性后果。這其實就是對明末個性解放思潮和政權顛覆的反省和檢討，只不過采用了唐代的題材而已。另一層是對人生和人性的反思。與前一層相比，這一層反省突破了一朝一代的局限，更側重于對人自身的思考。李調元在《劇話序》中指出：“劇者何?戲也。古今一戲場也。”“夫人生，無日不在戲中。”^①將戲曲當做觀照人生的鏡子，這種觀念只有清朝才有。蘇州派一些描寫世態人情的傳奇劇即屬此類，所謂“碌碌世間徒，若個了生死”(李玉《一捧雪》)，通過對不同處世原則的選擇，表現了人性的高尚和卑鄙，用以警醒世人。小說方面，《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更是將人性和人生的反思推上了頂峰。前者專門針對傳統文人，將人性的扭曲、墮落描寫得觸目驚心，“我們文學史上很少文人自寫丑態的東西，這里卻很坦白的恣意的攻擊著‘俗學’與‘名士’”(鄭振鐸《清初到中葉的長篇小說的發展》)。它實際上對傳統人生道路作了否定。《紅樓夢》則通過一個貴族世家的興衰預示了整個封建社會的衰亡，以及朦朧的新的人生理想的幻滅。反思達到如此深刻的程度，“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清代文學的反思走到這一步，實際上已經邁向了傳統的反面。

隨著封建統治日益趨向保守，文字獄等政策對思想界造成長期嚴重的禁錮和摧殘，清代文化在后期實際上已處于停滯狀態，文學領域的理學化傾向日益嚴重，固守傳統、不思開拓的弊端也充分暴露出來了。鴉片戰爭以后，一系列中外戰爭的發生打破了長期封閉的格局，中國淪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境地。在這種形勢下，維新救亡、變法強國的呼聲日益高漲。人心思變，不容不變，這就促成了晚清文學的革新與轉換。晚清文學大規模的變革實際上發生在光緒二十年(1894)以后。這之前，道光年間龔自珍等人已經發出變革社會、文化的呼聲，但大規模的改革還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那時維新變法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文學傳統的變革成為大多數作家的共識。吳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指出：“外國人久有一句話，說中國將來一定不能自立，他們各國要來把中國瓜分了的。你想，被他們瓜分了之后，莫說是飲酒賦詩，只怕連屁他也不許你放一個呢! ”形勢已經不允許再保持原狀了。晚清文學對傳統的變革同樣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就精神傳統來說，當時的核心在于啟蒙，即爭取個體的自由、平等，追求國家的變法圖新，這一精神貫穿于當時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文體革命以及戲劇改良運動當中。詩歌界以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等人為代表，鼓吹變法維新，謳歌新生事物，精神境界為之一變。小說界更為活躍，既有針砭積弊的譴責小說，以李伯元、吳趼人等人為代表，也有正面歌頌社會變革、塑造新派人物的新小說，以梁啟超、王妙如、湯寶榮等人為代表，還有描寫外國革命歷史的作品。戲劇界的情形與之類似，從歌頌古代英雄的歷史劇到宣揚民主革命的時事劇，再到敘述西方民主革命的外國歷史劇，啟蒙的意識和改革的精神都十分鮮明和突出，這的確是過去沒有過的。然而，就其關心社會、民族，以文學為工具的創作態度來說，實際上又是對傳統精神的一種繼承。

另一方面，就藝術來說，晚清文學對舊傳統也有一定程度的變革，最突出地表現在散文領域。原來的文言體與生活語言嚴重脫節，成為反映現實的一大障礙，于是以報刊文章為代表的新文體創造了一種新文風，“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①，擺脫了舊傳統的束縛，讓人耳目一新。總的來說，晚清的文體變革并不徹底，相當程度上還保留了原有的傳統。文學革命的領袖梁啟超說過：“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②他并不主張徹底擯棄傳統，所以文言并沒有被作家們拋棄。詩歌方面黃遵憲宣稱“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雜感》)，實際上除少數作品之外，他還是取法于古體詩的形式。小說方面，章回體仍然是作家們的選擇，只在一些局部借鑒了外國小說的表現技巧。戲曲領域除了時事劇、洋裝劇在著裝、舉止上有一定程度的變化，以適應其表現的內容外，基本上還是傳統戲劇的格式。這一切都說明，晚清文學正處在舊文學向新文學過渡的階段，但它畢竟突破了保守的文化勢力，改變了清代文學完全依賴舊傳統、不思開拓的局面。

作為古代文學的殿軍，清代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同時，也留給后人很多值得反省的東西。在建設21世紀新文學的今天，如何處理好繼承與開拓的關系，清代文學的歷程依然是能夠給我們提供借鑒的。

注釋

①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7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②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63則,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