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文獻·隋唐五代文學與敦煌文獻·敦煌變文及其他講唱作品

在眾多的敦煌文學體裁中，最為人們熟知的莫過于變文。這不單因為變文是僅存于敦煌遺書的唐代獨特的通俗文學形式，還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對敦煌講唱作品的體裁分類只有一個籠統而模糊的認識，“變文”幾乎成了全部敦煌通俗講唱作品的總稱。王重民、向達等所編《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寬泛的收錄范圍，就是這種認識的反映。直至今日，學術界仍將“變文”區別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對敦煌講唱類作品體裁的辨別和細分，已經為更多學者所接受。變文只是敦煌講唱作品體裁之一，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體裁，但卻不能含括其他體裁和樣式。與變文并存的敦煌講唱文學體裁還有講經文、因緣、詞文等，它們具有相近的說唱形式，但又各有其內容和藝術上的特點。

變文是唐五代時期民間流行的說唱伎藝“轉變”的底本。所謂“轉變”，就是演唱變文。在敦煌寫本發現之前，僅有少數變文篇目見于文獻的零星記載，如《昭君變》(唐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目連變》(唐孟棨《本事詩》嘲戲第七)《后土夫人變》(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四“李聾僧”條)，不被人們注意。敦煌寫本中明確標有“變”或“變文”的作品共有八篇，即《破魔變》(P.2187、P.3491)《降魔變文》(S.5551等6個寫本)《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S.2614等10個寫本)《八相變》(北“云”字24、北“乃”字91)《頻婆娑羅王后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S.3491等3個寫本)《漢將王陵變》(S.5437等5個寫本)《舜子變》(S.4654、P.2721，又題《舜子至孝變文》)《前漢劉家太子變》(P.3645等4個寫本，又題《前漢劉家太子傳》)。還有一些可以判定屬于變文類的闕題作品，如《伍子胥變文》(P.3213等4個寫本)《李陵變文》(北新866)《王昭君變文》(P.2553)《孟姜女變文》(P.5039、P.5019)《張議潮變文》(P.2962)《張淮深變文》(P.3451)等。上列作品，除《舜子變》為六言韻語、體近俗賦，《前漢劉家太子變》通篇散說、體近話本外，其余的作品總體上都是韻散結合，說唱相間。根據變文的行文特點和部分寫卷的圖文遺存，還可以推斷，實際宣演時并有圖畫相配合。就其內容而言，大抵可以分為佛教和世俗兩類題材。佛教題材多取材于佛經，但并非直接轉引經文，而是選取其中最具故事性的部分，加以鋪陳渲染。世俗題材大多以某一個歷史人物或民間傳說為中心，擷取相關的歷史事件，但又不拘泥于事件本身，而是廣泛吸收民間傳說，增飾細節，進行再創造。另外描寫現實人物的兩篇，以沙州歸義軍首領張氏叔侄驅蕃歸唐、保境安民的事跡為題材，是當時重大歷史事件在文學創作中的反映，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地域特色。

關于變文的得名由來以及“變”的含義，是學術界一直試圖解決的問題，但因為當時人未留下明確的解釋，缺乏直接的文獻依據，遂使眾說紛紜。簡而言之，不外“本土說”和“外來說”兩類。表現在具體的研究中又各有側重，前者偏重韻散相間的敘事形式的源流^①，后者則偏重“變文”的語義來源^②。盡管迄今未成定說，但由此而來的對相關文獻的深入發掘，對相近體裁的觸類旁通，充分展示了以變文為代表的敦煌講唱作品產生、發展到成熟的廣闊的文化背景，大大豐富了人們對民間通俗講唱文學的認識。

“俗講”是另一種曾經廣泛流行在唐五代時期寺院的講唱宣教形式。唐趙璘《因話錄》卷四曾記載俗講僧文溆“聚眾談說，假托經論”，“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甚至連皇帝也“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溆俗講”(《資治通鑒》卷二四三唐紀五九敬宗寶歷二年條)，足見其流行盛況。講經文就是俗講所用的底本。敦煌寫本中保存的完整的講經文作品有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圣節講經文》(P.3808)，為后唐長興四年(932)九月初九明宗誕日在京都洛陽宮內中興殿的講經底本，原卷有尾題“仁王般若經抄”，知講經內容為敷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而成。其他可以據內容和形式確定為講經文的闕題作品還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P.2133)《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P.2931、P.2955)《維摩詰經講經文》(P.2292等7個寫本)《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P.3093)《妙法蓮華經講經文》(P.2305、P.2133、Φ.365)《父母恩重經講經文》(P.2418)《盂蘭盆經講經文》(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本)《無常經講經文》(P.2305)以及原題《維摩碎金》(Φ.101)和《雙恩記》(Φ.96)的講經文作品十多種。俗講是佛教講經活動(如轉讀、唱導等)進一步通俗化的結果，因此還大體沿襲了佛教講經的儀軌和形式，開講前有《押座文》，結束前有《解座文》，敦煌寫本中保存了《八相押座文》(S.2440)《三身押座文》《維摩詰經押座文》(S.2440等5個寫本)《溫室經講唱押座文》(P.2440、P.3210)《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S.7刻本、P.3361、S.3728)等多種。

“說因緣”是又一種佛教誘俗娛眾、事佛宣化的說唱樣式，其底本即稱為“因緣”，或稱“緣起”、“緣”。說因緣的形式與俗講及講經文相近，不同之處在于只說唱佛經故事而不講解佛經原文。因緣又與變文關系密切，前面列舉的《頻婆娑羅王后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就是“因緣”與“變”聯名標目，因此被認為是講經文與變文二者間的過渡形式。敦煌因緣類作品有《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日本龍谷大學藏本)《難陀出家緣起》(P.2324)《目連緣起》(北“成”字96)《歡喜國王緣》(羅振玉舊藏本、P.3375)《丑女緣起》(S.4511等5個寫本，又題《金剛丑女因緣》《丑女金剛緣》)《四獸因緣》(P.2187)等，演述的全部都是佛教業報輪回故事。其中《四獸因緣》為敦煌著名宗教首領都僧統悟真的作品，為敦煌講唱作品中少有的知名作者作品。

敦煌“詞文”類作品，完整的只有《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P.3697等11個寫本)，全稱作《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漢王羞恥群臣拔馬收軍詞文》，又題《捉季布傳文》。其中S.1156卷有天福四年(939)沙彌慶度的抄寫題記，知為晚唐五代以前作品。據文末“具說《漢書》修制了，莫道詞人唱不真”句，可知為據《漢書·季布傳》鋪陳而來。通篇由640句七言韻文唱詞構成，320韻，四千四百余言，比歷來公認的中國古代第一敘事長詩《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還長，因而被稱為唐以前最長的七言敘事詩。同類作品還有《百鳥名·君臣儀仗》(S.3835、S.5752、P.3716)《季布詩詠》(P.3645、S.1156)和《董永》(S.2204，擬題)等。

以變文為代表的敦煌講唱作品的整理本，影響最大的是向達、王重民等的《敦煌變文集》。此書出版之后，學術界不斷發表有關的續校補校論著，主要有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4)、郭在貽、張涌泉、黃征《敦煌變文集校議》(岳麓書社1990)，以及大量的單篇論文。新見作品的續補有周紹良、白化文等《敦煌變文集補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選注本則有項楚《敦煌變文選注》(巴蜀書社1990)等。近年出版的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1997)，是在以上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最新整理本。

注釋

① 參見向達《敦煌俗講考》、程毅中《關于變文的幾點探索》、周紹良《談唐代民間文學》,均見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最近的研究成果有姜伯勤《變文的南方源頭與敦煌的唱導法匠》,載《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宗教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② 參見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第六章《變文》,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關德棟《略說“變”字的來源》、孫楷第《讀變文·變文變字之解》,均見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最新的研究有梅維恒(Victor H.Mair)的《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