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先秦兩漢文學思想·先秦文學思想·道家文學思想

如果說儒家文學思想偏重于功能和實用，其重心主要落實在主題和內容上，那么道家則著重文學的內部規律，其著眼點在藝術創造的主體修養、創作過程和審美特性。這種觀點對中國文學民族傳統特點的形成和發展影響巨大。

1.崇尚自然，反對人為。

“道”是道家哲學的核心。老子認為它“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道是萬物之本，又有其自身規律，人應當服從它，而不是用主觀力量去改變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遂成為道家思想的精髓。在此基礎上，老子提出其最高審美境界，即“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王弼對此解釋道：“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大音也。”“大音”不可得聞，遂可促使你去想象全部最美的聲音，這就是至美的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這種對沒有任何人為痕跡的境界的提倡，也就成了后世意境理論的先聲。

莊子同老子一樣強調天道的自然無為，明確提出“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莊子·秋水》)。他反對用人的主觀意志任意作為，因為這違背自然的內在規律。莊子用詩意的語言描繪藝術的至境，“無樂之樂”、“解衣盤礴”、“言意之表”即成為我國古代音樂、繪畫、文學最高藝術境界的代名詞。

那么，如何達到這種天然的藝術境界呢?老子認為應當“滌除玄覽”，即作為創作主體和審美主體，必須保持“致虛極，守靜篤”的心理狀態，忘記自我和周圍一切，方能洞察宇宙，體味道境之妙。莊子則提出“虛境”說。達到虛境所經由的途徑便是“心齋”和“坐忘”。“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于聽，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人間世》)。“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莊子·大宗師》)。廢棄感官的作用，忘記自身的存在，拋棄一切智識，方可達到與道合而為一，由內心靜觀其變化。“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圣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莊子·天道》)。水清靜便能明澈照見須眉，人心靜則能洞察萬物。莊子在這里強調了審美創作和審美觀照所需要的自由澄澈的心境，以此方能進入“物化”的境界，一旦不知是莊周化蝶抑或蝶化莊周，審美創作自然就能達到造化神工了。

既然要“妙道自然”，當然不需要人為的方法，而是重在“神遇”。《達生》篇匠慶在總結自己削木的技藝時，談到“齋以靜心”，靜待“以天合天”時刻的到來，即是“神遇”的絕妙寫照。然而“神遇”畢竟玄妙，可遇而不可求，莊子用他詩意的語言講述了一系列故事，從中暗示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通途，那就是“真積力久”^①。也就是說，要經過大量認識和經驗的積累。無論是呂梁丈夫蹈水，還是庖丁解牛，抑或佝僂者承蜩，其技藝的出神入化都是經過多年的精心修煉。火候不到，萬事皆非;火候一到，自然入妙。后者一旦來臨，神化虛靜的到來也就順理成章了。

2.“言不盡意”與“得意忘言”。

可以說，老莊對語言表達有限性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老子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言不辯，辯言不善。”對語言的有效性持一種否定態度，極力主張“不言之教”，這同儒家的重言教思想形成強烈反差。莊子則進一步提出：“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莊子·齊物論》)認為人們所要傳達的意義往往被華麗的文辭遮蔽。同時他還說：“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莊子·天道》)語言的可貴之處在于意義，而意義有所指向，然而意義所指向的卻往往不能用語言來表達。能夠看到這一點，可以說，實在是莊子的早慧。面對言語的困境，莊子一方面宣稱“無言”、“絕言”、“忘言”，一方面又洋洋灑灑不惜作滔滔之論，似乎有意顯示出語言宿命下執著的抵抗。在莊子及其后學看來，語言只是一種表達思想的符號而已，是暗示人們領會“意”的工具，“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強調不能拘泥和執著于工具的“言”而忘卻了“得意”的目的。至于如何“得意忘言”，莊子并未明言，然而其著作中大量運用“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莊子·天下》)的寓言就是一個極好的解說。莊子寓言章法散漫、變化無窮的言說方式，其目的就在于試圖借助比喻、象征、暗示等方法，跳宕性地勾起讀者的想象和聯想，從有限的文字中領會無限的言外之意。

“得意忘言”說對后世文學理論及創作產生深刻影響，皎然的“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詩式·重意詩例》)，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十四詩品·含蓄》)，以及嚴羽所說的“不落言筌”等(《滄浪詩話·詩辨》)，都是這一思想的正常延伸和發揮。

注釋

① 參見羅根澤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