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研究著作。十五卷。清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今屬湖南)人。《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有傳。明末崇禎舉人，明亡，仕南明桂王為行人，遭受奸人的讒害。曾舉兵抗清，后隱居衡山石船山，拒不仕清，杜門著書。學識淵博，遍涉天文地理歷算，文史哲俱通，尤其在哲學上反對程朱理學，成就為大。詩文詞兼工，著作豐富，后人匯成《船山遺書》，有一百余種，三百五十八卷之多。
《楚辭通釋》在編排上，卷一至卷十二與王逸注相同，卷十三至卷末與王注有異。卷十三和卷十四為江淹的《山中楚辭》、《愛遠山》，卷末則為王夫之自作的《九昭》。他認為賈誼的《惜誓》和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尚“得屈宋之遺風”、“紹楚辭之遺韻”，故予保留?！岸镀咧G》以下，無病呻吟，蹇澀膚鄙之篇，雖托屈子為言，其漠不相知，徒勞學步，正使湘累有靈，實應且憎”，故刪去不錄。在這一點上，他完全同意朱熹的看法。
此書各篇均有解題，先列王逸之說，后說自己之見，有的同意王注，有的則駁正王注之訛。這些駁正之論往往十分精彩，引人注目。如他反對王逸說《天問》“文義不次序”，認為“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求往古，終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并進而概括此篇主旨為“有道而興，無道而喪”。他亦反對王逸謂《九歌》有“風諫”之意，駁之曰：“今按王逸所言托以風諫者，不謂必無此情……熟繹篇中之旨，但以頌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纏綿，盡巫與主人之敬慕，舉無叛棄本旨，闌及己冤，但其情貞者其言惻，其志菀者其音悲?！薄啊毒鸥琛芬詩使砩?，特其凄悱內儲，含悲音于不覺耳。橫摘數語，為刺懷王，鬼神亦厭其瀆矣?！敝赋鐾跻輸嗾氯×x，牽強附會，不免褻瀆。如果說《九歌》中夾有一些悲音，也只是不自覺地流露，而斷非諷刺懷王。這樣理解，比較準確地把握《九歌》為祭祀樂歌的特點。他又認為《禮魂》不是單獨的篇章，而是其他各篇的共同結尾，為“送神之曲”。這一說法得到聞一多的響應，并進而以為《東皇太一》為各篇共同的開頭，為“迎神之曲”。如此則《九歌》恰為九篇。又如，他認為《卜居》是“屈原設為之辭，以章己之獨志也”，“故托為問之蓍龜，而詹尹不敢決，以旌己志”，“而王逸謂其心迷意惑，不知所為，冀聞異策，其愚甚矣”。所論甚中肯綮。
又如論宋玉《九辯》，謂其“紹古體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詞激宕淋漓，異于風雅，蓋楚聲也，后世賦體之興，皆祖于此。玉雖俯仰昏廷，而深達其師之志，悲愍一于君國，非徒以厄窮為怨尤。故嗣三閭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既指出屈宋之間的繼承關系，又概括《九辯》獨特的藝術特征及其在辭賦史上承前啟后的作用。凡此都能啟迪后人深入理解屈宋辭賦。
此書的注釋根據作品的段落層次，先釋詞句，然后分析其含義，簡潔明了，時時發揮獨到之見。如釋《離騷》“蹇吾法夫前修兮……愿依彭咸之遺則”曰：“原之沉湘，雖在頃襄之世，遷竄之后，而知幾自審，當懷王之時，矢志已夙密，于此見之。君子之進退生死，因時以決，若其要終自靖，則非一朝一夕之樹立，唯極于死以為志，故可任性孤行，無所疑懼也?！睂τ谇凇峨x騷》中即已決心一死而至頃襄王時方才自沉，其醞釀時間如此之久，人們往往難以理解，故對彭咸是否水死表示懷疑，那么王夫之對屈原生與死的分析就為讀者提供了思路，解答了疑難。
又如對于《離騷》中“蘭”與“椒”的分析亦甚精辟，謂蘭、椒、
王夫之反對明末黑暗政治，堅持反清立場，故在字里行間時露感慨。如《離騷》“哀眾芳之荒穢”下曰：“此周公鴟鸮取子之悲，所不能已，李杜戮而黨錮興，趙朱斥而道學禁，蓋古今之通恨也。”《天問》“湯謀易旅，何以厚”四句下曰：“夏后為羿所滅，少康依于斟尋，此有夏覆舟之前鑒。使桀能以為戒，則湯將何道取之乎?所謂殷鑒不遠，國必自亡而后人亡之也。”這些都是針對明末清初的形勢而發的感慨。
《楚辭通釋》的缺陷是用后代道教煉丹養氣之說來解釋富于想象的詩句。如《離騷》自“遠逝以自疏”以下，謂：“君心已離，不可復合，則尊生自愛，疏遠而忘寵辱，修黃老之術，從巫咸之詔，所謂愛身以全道也。以下皆養生之旨，與《遠游》相出入也?！币虼吮阌小褒埻袒⑺?，龍虎匹合交媾而與神遇，則三花聚頂”、“和氣守中，長生之玄訣也”之論。《遠游》中，則更多“金液還丹”、“龍虎合，鉛汞化”、“一色真鉛”等道教術語。如此理解則《離騷》一篇不免支離破碎，而《遠游》幾乎等同于養生煉丹的道書了。
較好的有民國影印的《船山遺書》本;通行的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排印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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